玛·伊并不知道，我把她推荐给《俄罗斯意志》并将她定为杂志的经常撰稿人并非轻而易举的。作为文学部的编辑，我有选择稿件的自由，但是我却不止一次地遭到被我们称为我们周围的人们的那些人的攻击。玛·伊的诗歌的非同凡响引起了许多朋友——有党派的和无党派的——以及甚至《俄罗斯意志》的同仁们的不理解和不满。我尤其是受到著名的老民粹派叶戈尔·叶戈罗维奇·拉扎列夫的责难。他虽然只在形式上是杂志的出版者，一般不干涉编辑方针，但是如果我们发表的东西触及他的痛处，他会毫不掩饰自己的意见和情感。他还是在农奴制时代出生的，他只是马马虎虎受了点教育，却成了很有学问的人，但是因为他接受的是七十年代的人的教育，在文学方面只注重经典作家、现实主义和思想性。他读过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尤其是读过《人间的特征》这些诗当时还不存在。茨维塔耶娃曾想以“人间的特征”为名，出版一本她在1918—1920年间的日记和札记的集子，但未实现。这个题名是茨维塔耶娃于1940年编选诗集时，为1922年写的八首组诗定的，其中五首收进了苏联作家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茨维塔耶娃作品选》；显然，《人间的特征》组诗题名斯洛宁是从这个版本中摘取的。和《地板打蜡女工》以后，来到了编辑部，在我对面坐下，摊开两只手，抖动着胡子，用老年人的带鼻音的声音唠叨着：“我读过了，一点儿也没懂，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这个姓氏俄文词根是“花儿”之意。，可我什么花儿也没看到。”
有一次由于他的怪罪和嘲笑，他使我失去了镇静，于是我忘掉了我们的长幼之分，激昂地喊道：“您根本就不会读这些诗！”善良的叶戈尔·叶戈雷奇起初有些慌张，后来带着微笑低声地说：“瞧吧，直到现在还以为是个有文化的人呐！”我解释说，读茨维塔耶娃的诗应当读出声来，悠缓地，分清音节，根据每一首作品的节律而使声音和韵脚突出、着重、平缓，——只有这样才能容易感受她的诗歌。编辑部在座的人都聚拢一起听我朗诵的表演，而当我结束的时候，叶戈尔·叶戈罗维奇叹了一口气说：“看来，这样就清楚多了，不过，反正你们青年人只喜欢新东西，可我不是裁判。”
另外的一些难处是政治方面的。玛·伊被认为是“白色希望的诗人”，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从前的军官们，反复地念着她那首广为流传的《新年之夜》（1922）铿锵有力的诗句，这首诗提议举杯：为了可尊敬的衣衫褴褛的人，为了塔曼，为了库班，为了我们的俄罗斯顿河——古老信徒派的约旦，酒杯和酒杯交欢！
她的别的东西他们不知道，但是却认为她不该在社会革命党人的刊物上发表作品。而社会革命党人感到惊异，为什么《俄罗斯意志》一期接着一期刊登她的东西，他们暗示我说，似乎我们的“政治和文化”的机关刊物的版面上不该给她提供地盘。我立刻发起脾气来，说他们是一些鼠目寸光的宗派主义者，沾染上布尔什维克教条的书呆子。幸运的是，我的一些同仁，特别是弗·伊·列别杰夫和叶·亚·斯塔林斯基支持我，他们同情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作家身上以及新的艺术流派上。我们乐于发表扎伊采夫、穆拉托夫、奥索尔金的作品，霍达谢维奇和什克洛夫斯基的评论文章，安德烈·别雷的游记，但是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文学青年。我们“发现了”波普拉夫斯基和加兹达诺夫，给其他的侨居巴黎的诗人和小说家提供了不少版面，吸引那些还不太成熟的侨居布拉格的人，诸如A.艾斯纳、B.列别杰夫、H.叶列涅夫、B.费奥多罗夫、H.安德烈耶夫、X.克罗特科夫、C.拉法尔斯基、T.霍赫洛夫以及其他许多人为刊物供稿，不问他们政治倾向如何。他们大家都来出席编辑部举办的文学茶座，——而当玛·伊来到这里时，她立刻便感觉到友善和爱戴的气氛。而这种茶座她感到非常需要，这是学术性的圈子；而作家的圈子，也许奇里科夫一家除外，却对她很谨慎，有时甚至怀着某种敌意，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认为她是一位大诗人。
1923年到1925年间，玛·伊常到编辑部来，在这里认识了拉扎列夫。他很喜欢她，他以他平时的派头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怪不得您写白军呢，莫不是将军的女儿。”“是啊，”玛丽娜回答说，“不过将军在十二岁以前却光着脚走路诗人这里说的是她父亲伊万·茨维塔耶夫幼年时家境贫寒，没有鞋穿。，也像您的童年一样，叶戈尔·叶戈罗维奇。”在接下去的谈话当中，有一个人提到了一个布拉格的女侨民，挥金如土，行为古怪，不知自己如何是好。我们没有答话。“我喜欢富人，”玛·伊突然说道，顺手又拿起一支烟，“我可怜他们。”过了几天，她给我寄来了她那首辛辣讽刺的《富人颂》。记得还有一回她对同一个叶戈尔·叶戈罗维奇说，她不喜欢“白色的桌布”。在巴黎她曾说，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像在妇女的茶会、招待会和宴请上那样感到难受和不舒服。不过，在那些地方，也许是由于意识到自己贫穷，服装远非入时，自己的生活处境简陋，近乎贫困，同俄国资产阶级侨民的环境完全不相协调而感到难堪。
布拉格最大的一家俄国人办的杂志为玛·伊提供版面这件事，对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许使她感到更为珍贵的是能够充分地发言。后来，每当由于各种各样的限制，她在巴黎侨民的最有影响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作品受到阻挠而感到屈辱时，她都提到这件事。她说，《当代纪事》和《最新消息报》能够“容忍”我，但是不喜欢我，不喜欢作为一个诗人的我。《俄罗斯意志》对她的诗歌很重视，早在我们个人结识之前我就曾给予她很高评价。还是在1922年的时候，我就曾经指出《离别集》的意义，是她创作中的新阶段，指出她的“英雄气概的理想主义，对自己的使命的意识和对命运的感知”，认为她是“俄罗斯优秀的女诗人之一”。两年之后，我把她的名字与阿赫马托娃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我想补充一句，在“布拉格阶段”的时期里，以及后来，直到1932年，《俄罗斯意志》的稿酬是玛·伊作为作家的主要收入。虽然她不重视金钱，也不善于理财，但是她知道，《俄罗斯意志》在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内从未拒绝给予她帮助。在她生计所有最困难时刻，只要她找到我，都会给她预支，或者为她延长由捷克寄往巴黎的作家资助金期限而奔走。
在布拉格感受到的好的和坏的，后来汇合起来成了玛·伊顽强地生存的某种象征。她对康士坦丁·罗泽维奇康·博·罗泽维奇（1895—1988），曾参加过苏联国内战争，先在红军，后被白军俘虏，1922—1923年与谢·埃夫伦同在捷克查理大学学习，1926年迁居巴黎，加入共产党，从事政治活动。1960年将他珍藏的茨维塔耶娃的手稿、书信和书籍移交给阿·埃夫伦的档案库，现存于俄罗斯国立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茨维塔耶娃的《山之诗》和《终结之诗》两部长诗是以罗泽维奇为主人公的。罗泽维奇拒绝写关于茨维塔耶娃的回忆录，也拒绝发表谈话。阿·埃夫伦的回忆录说，罗泽维奇是一个有魅力的、勇敢的、悲剧性的人物，而本文作者斯洛宁对他却有不同的印象。的迷恋在这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见过他两次，他给我的印象是不无幽默感的，有点儿滑头滑脑，相当枯燥乏味，才智平平。他的某些同学，例如H.叶列涅夫指责他为人虚伪和世故，对他持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根据玛·伊的个别意见——她不喜欢谈论他——我得出一个印象，他被玛丽娜的冲击到他身上来的不能遏制的浪潮惊呆了，于是逃离开暴风骤雨和电闪雷鸣，躲到平静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和体面的婚姻的避风港去了。玛丽娜当然不是他的对手，尤其是在她的神话创造开始的时候。她使他们的爱情达到高峰的企图破灭了，为此她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一点她在1924年创作的《山之诗》和《终结之诗》里谈到过。头一部长诗中的开始第一行“痛苦本是从山起源”，便准确地传达了这件事。
正如玛·伊常常发生这种事情那样，她迷恋的不是实际存在的罗泽维奇，而是她自己想象中的他——是她个人的反映和幻想。这并不是普通的斯丹达尔式的“结晶”。她以自己易于激动和夸大的本领，创造了具有非现实的规模和巨大的力量的、想象出来的形象和感情。有一次，我情不自禁地把这种倾向称作“巨人症”，因此她很长时间不能原谅我这一用她的话来说轻浮的表达法。然而恰恰由于她的这种特点，与同代人相处，对她来讲往往变为失败和失望。
我不知道玛·伊在写“青春时代的诗”那个时期是怎么样的，她是不是当真像她自己表达的那样，“犹如现在和过去作孽一样，我将来还要作孽多端：/怀着激情，用上帝赋予我的所有的五种感官！”引自“我没有遵守戒条，没有去赴圣餐……”（1915）。但是在国外侨居年代里，她的所有的爱恋在我看来都是诗的虚构，是“沉湎的思想的激动”。
1924年我居住在捷伊维茨街区一幢不大的住宅里，与列别杰夫一家毗邻，玛·伊常到我家来。有一次她给我朗诵完《终结之诗》以后说，如果感情枯竭了，伤口还没有愈合，还在灼痛，但是血已经凝固了，干了——于是这时候便开始痛恨自己再一次轻信受骗，因此想毁掉你所创造的偶像，从而既惩罚了自己，也惩罚了他。我后来明白了，玛·伊在对待她的各种各样的熟人的关系方面，经历了赞美，几乎是神化，而然后是愤然否定，敌视，嘲笑，甚至报复这样一个过程。只有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两位诗人例外。玛·伊曾与里尔克有过书信往来，他曾将他的《杜伊诺哀歌》之中的一首献给她本文作者说得不完全准确：里尔克献给茨维塔耶娃的哀歌属于《杜伊诺哀歌》，但是没有收进单行本。，但是他们从未谋面。她写过许多关于他的文章。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玛·伊是1922年在柏林“发现”的，颇为赞赏，而他在同一个时候在莫斯科读到了她的《里程碑》，为她的才华所折服。他们的书信友谊就这样开始了。玛·伊常说，人都对别人的东西感兴趣，可是却爱自己的东西，而从帕斯捷尔纳克身上——感受到的是自己的灵魂，他与她是“势均力敌的”。她为了纪念帕斯捷尔纳克，想给她的在1925年2月出生的儿子起名叫鲍里斯，但是她丈夫说服了她，给孩子起名叫格奥尔吉。后来玛·伊断定，在她与《生活——我的姐妹》《生活——我的姐妹》是帕斯捷尔纳克1922年出版的一本诗集。的作者之间的生活方面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但是依然继续从远方对他表示崇拜。1935年6月在巴黎作家代表大会之后，她在回廊里同突然到来的帕斯捷尔纳克见了面，聊了聊。当我问到她这次会面的情况时，她怀着我永远也忘不了的痛苦说道“这‘不是会见’”，话未说完，她突然重复了一下她给勃洛克的诗的最后一段：然而我的河流与你的河流，然而我的手臂与你的手臂难以汇合……引自组诗《献给勃洛克的诗》之一“在我的莫斯科——圆顶在闪烁……”
但是她在友谊中的腾飞与失败，犹如她对人们、对书籍、对城市的赞美和排斥、爱恋和厌恶之中的腾飞和失败一样，都是来自她本能的浪漫主义。
人间的乏味的歌曲和上天的声音之间的脱节，松树对想象中的不是此地的棕榈的怀恋，乃是作为心理范畴的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这种心理范畴在各个时代始终不渝地存在着，而且依照一定时代的命令在各个时代采取不同的形式。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西方作为文学运动的浪漫主义，便是这样的历史的体现之一。这种浪漫主义得到了发展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创立了自己的风格和美学理论，在它身上体现了一种由法国大革命而引发出来的暴动的能量，这一革命的理想和忧伤、胜利和失败。
茨维塔耶娃生就一个浪漫主义者，她的浪漫主义是天生的，她高声地肯定它。因此许多人指责她近乎是在做戏，是矫揉造作——但是那些深知她的人都清楚地认为她的激情、她的叛逆、她被人们不正确地称为“狂暴”的一切，都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她自己给自己下了正确的定义：我作为一个诗人和头生子在这世上如何是好，这里最最黑暗——阴云密布！
这里像装在热水瓶里一样保护灵感！
带着世界上这种无限大的尺度？！引自组诗《诗人们》之一“我作为一个盲人和养子在这世上如何是好……”（1925.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