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筹划编写这本图文集子的时候，曾经有很多朋友问过我，为何要取名为“长城边的中国”。而不是“长城边的中国人”，或“长城边的家园”，“中国长城与农业社会”，“长城人家”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其实，我也并没有刻意要起一个什么出格哗众的题目，以取悦读者。我既不是社会学者，也不是历史学者，更没有政治上的远大抱负，不想写一个与自己身份和能力不相符合的题材。准确地说，我充其量只是一个满腹猎奇心态的普通“驴友”。行走长城八年，车马劳顿、风餐露宿，一直以同一种心情、从东到西在一个地理地貌基本相似的地域范围中游历。所到之处，大漠黄沙、枯草砾石、峭壁危崖、黄土漫天，基本上均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而生活在这条纬线上的人们，却没有我们臆想的那样愚昧、消极、无所作为。他们与华夏土地上的其他民众一样，历代繁衍，祖辈相传，根深叶茂，香火不息。他们生性乐观，温厚大度，含辛茹苦，默默耕耘，我把他们视做这片土地的化身，是“坚韧”的代名词，是中国农业社会的缩影，是中华民族的符号。从2001年的秋天开始，我多次沿着长城沿线行走，倒不是什么“忧国忧民”的意识驱使，只是怀着对古长城建筑历史和建筑艺术的好奇与敬仰的心绪，作漫无目的的游走。后来，走的地方多了，与长城边老百姓的接触也日渐增多，我慢慢离开自己的帐篷，走进了老乡的院子，坐上了他们的炕床，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聊起了相互都感兴趣的话题。我开始从单纯的对长城建筑与历史的敬畏，延伸到对长城两边百姓的敬畏，对古老民族的敬畏。
于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南国土著”与长城边的北方百姓拉近了心灵的距离。
从辽宁丹东的明长城起点到山海关，再到居庸关，一直向西延伸到西北的嘉峪关、玉门关、阳关，我反复行走在长城两边的山山水水和田园乡村间。我曾走过富庶的关东平原，也曾走过燕山山谷里的沟沟坎坎；走过贫瘠的陕、甘、宁、晋的黄土高原，也多次在河西走廊广袤的戈壁大漠流连忘返。八年间，在那无数的日日夜夜，连我自己也数不清楚，这万里旅途下来，我曾路过了多少各式各样的村庄，见过了多少不同形象的农民，睡过了多少次老乡的火炕，吃过了多少家不同口味儿的饭菜，受过了多少老乡无私的帮助。生活在长城两边勤劳简朴的农民给予我的温暖和关爱，如同我的兄弟姐妹，如同我的爹娘。我对于他们，除了敬仰，别无他念。从某种社会视觉角度观察衡量，他们用自己微弱的气息，用自己孱弱的肩膀，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
于是，我便产生了一种要把他们摹写出来、留存下来的心理冲动。
《长城边的中国》描述的那些人和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接二连三的睹物思人，自然带有很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这种情感其实不仅是同情，还是一种敬畏与祈望。长城边的地域尽管至今依旧是十分的荒芜与贫穷，但也并不尽是满目疮痍；长城边的人们尽管贫穷拮据，却也并没有丧失对幸福生活的期待；长城边的社会尽管闭塞落伍，但终究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驱动。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革，他们的处境和状态会有所改变，我也相信一定会有所改变。但是，历史是不会改变的，历史不会因现实的变迁而呈现虚幻、苍白或失真。这些曾经存在过并且很可能还会发生的事情曾是那样深深地震撼过我们的心灵，拷问过我们的良知，我将终身难忘。我们只有深刻地了解和解读这个民族、这段地域的历史，才能更有力地变革与把握现实，我想，这是不应该有什么异议的。我希望，我所讲述的这些小故事，能够得到读者的共鸣与认同，以及对长城边的社会与人的关注与关爱。
仅此而已。
作者
201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