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到我比前几天更不好了，我接受的光线越来越少，越来越感昏暗。我眼睛里面像中风似的阵阵剧疼，它们仿佛是两个装满水的塑料袋，只要我弯一下腰，它们随时都会掉到地上似的。T大夫和我说，眼部的烧伤点太深了，他担心或迟或早会出现穿孔。
其实，在T大夫向我通报这个令人厌恶的消息以前，我已经从护士们的举动上觉察到了变化。在她们的嗓音中，难免流露出一种很严谨的成分，在表面上无忧无虑的讲话，掩藏着一种比较压抑的语调。其他门诊的护士也特意过来看望我。一时间，大家的关注引起了我的警觉，我预感到了威胁和危险。此时，当她们知道我对病情有所了解，并且看到我的行为没有产生变化。于是，她们都显得比较放松了，我再也没有听到她们那些秘密、深沉的嗓音了。
我们等待着本周末、7月4日美国国庆节的来临。这是一年当中死伤率最高的周末之一，眼库借此将要丰富它的储备。T大夫等待着选择一些好的眼部组织为我进行移植、粘补手术。他希望通过这次手术，能够阻止我的右眼爆裂。
阿奥已经去世，而我却毫无所知。他是在几周前去世的，还是一位非洲朋友在电话里通知我的，我们并不知道具体日期。然而对于我来说，阿奥仍在人世，他仍然活在我的心里，在我等待手术的期间，他仍旧坐在我的床脚处，我向他问道：
“你死了吗？”
他做了个手势，好像在驱赶一只苍蝇。
“这没什么重要的，死人的世界和活人的世界是一样的。”
“他们要为我做手术，要摘取我的左眼。”
“你需要有力量和勇气。（阿奥蔑视地瞥了一眼医院的饭菜）这鸡简直就是得了白化病。你得要吃狮子的心脏和雄鞭，就像在阿波美的市场上，纳古猎人们卖的那种雄狮生殖器一样。可是，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奴隶们，他们什么也不知道。雄鞭，这是上帝之路。”
我倾听着他的心声。曾经有人说，在非洲时，我被他迷住了。的确，阿奥的友爱和智慧使我着迷。他的声音能使我平静，让我有安全感，并且为我揭开了一个世界。我拿起一根香烟，在一天当中，这已经是三次弄翻烟灰缸了。我的心情极度恶劣，真想把瓶子中的水泼到墙上或者放声大哭一场。可是，他那发自肺腑的爽朗大笑，终于使我平息下来，让我转败为胜。
像每天早晨一样，实习医生推着轮椅过来送我去护理室。在这期间，有个小女孩每天也来治疗她的角膜炎，她向医生频频喊道：
“你为什么往我眼睛里撒胡椒面啊？”
这一次，T大夫没有给我作诊断。我听到是由一位带有男性嗓音的女医生在指挥着，有一只手在抬起我的头颅的同时，又推了一下我的下颏。接着，灯光在我的左眼和右眼前闪耀着。女大夫说话了：
“您能不能清理一下这些垃圾！”
女大夫表露出使她感到很恶心的样子。实习医生无言以对，他把我引到上面放有仪器的桌子前，我已经十分熟悉了。我慢慢地小心地将下颏支在托架上，灯光重新照射过来。他利用一把很锐利的薄型钢质器械，把我眼睛和眼皮中新长出的肉质纤维剪切下来。这项工作，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我都要持有耐心才行。他往我的眼睛里倒了一点液体，又用一种仿佛是很柔软的手纸擦干净。接下来，他继续剪着。起初，我实在难以承受这项每天都做的诊疗，渐渐地，我找到一种方法，用深呼吸来消减脑神经的疼痛反应。从某种形式上说，就类似我离开了这幢房屋。
当实习医生终于清理完这些“垃圾”以后，把我送回女大夫那里，小灯泡又开启了。
“您看见灯光了吗？”
“是的。”
她移动开那盏灯。“那么，现在呢？”
“是的。啊，现在，是的。”
我觉得这似乎已经是第一百回给我做检查了。一模一样的问题，一模一样的回答，也许或者是相同的诊断从来没有间断过。它们在无限期地延长着，我甚至已经失去了兴趣，我机械地回答着。她遮住我的左眼，“哦，现在呢？”“是的。”她遮住我的右眼，“那，现在呢？”“是的。”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声音向实习医生解释道，是我完全弄错了。我的左眼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那只是我想象中看见的光线。我打断了她的话：“这不对！我左眼确实能够看见光亮。”
You believe you see the light，（您相信您看见了光亮）这是错误的。但是，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我忍不住要发火了。在我的房间里，为了及时了解眼睛感光度是否有下降的趋势，我每天都忍着疼痛来测试自己的两只眼睛。我知道我的左眼能够看见光亮。
为了要把我的头抬高一点，她边说边推了推我的下颏，不注意地，冷不丁地她把手指头捅进我的眼睛里。我疼得用手抱紧了头部，不由地失声呻吟着。
“Hold on！（坚持住）”她命令式地喝道。
我血管里的四分之一爱尔兰血液，顿时转了个来回。
“Hold on？”我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您说说看，当您把手指头捅进别人眼睛里边的时候，您不会说‘坚持住吧！’您并没有向我做过自我介绍，我连您是谁还都不知道呢，您给我做检查就像在动物市场那样，您处理我的眼睛如同处置一个垃圾袋，您把手指头戳进我的眼睛里，竟然连最起码的抱歉都没有。行了吧，您让我安静些吧。请把我送回我的房间！”
我一屁股坐到轮椅上，空气凝结了片刻。接着，我听到她脚步离开声和一个狠狠的摔门声。随之，室内爆发出一阵早已憋不住的笑声。实习医生飞快地推着我回房间，他告诉我，这个女大夫是眼科实习医生部的主任。我听得出来他显得兴高采烈，可我还没有消气呢。“婊子，恶婊子……，”我自己重复着这句话，以便从中得到点解脱。
懿达娜已在房间里等着我，我跟她叙述了刚才的经过，当我讲到最后的情景时，我们俩都笑了起来。
“无论怎样，如果你认为他们误诊，以及你的左眼的确能看得见光亮的话，为什么你不请求做一次复核诊断呢？别人向我介绍了一个在纽约很有名的眼科医生”。
T大夫下午过来的时候，我向他询问，假如他不认为有什么负面影响的话，我是否能够请他的同行来为我做一次检查。他犹豫了一下，才淡淡地向我问道：“您想起了一位比较特别的医生吗？”
“是的，他是缪勒大夫。”
“啊，没有，我不认为有什么副作用，我很熟悉缪勒大夫。我们经常在一起工作，我们是朋友。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本人会与他联系的。”
缪勒大夫是个体格健壮、非常乐观的年轻男人，与他交流显然很容易。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了，分秒必争，没有多少时间可浪费的了。他立即打开小灯，“现在？——有的。哦，现在呢？——没有……有……有……没有”，等等。他遮住一只眼睛，再换到另一只上，依次反复。最后，我听到一个按钮的声音，这表示他关闭了电探镜的开关。
您是十分正确的。您的双眼都能看到光线。这对于眼神经是个很好的征兆。即便它们都太虚弱，重要的是要尽力保住这一点。您右眼的情况确实很不好，随时都有穿孔和被排出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了，只能把它摘取下来。我在报告里要提出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试着保留住您的左眼，既然它能够很好地看见光亮。
太阳！光芒四射的太阳！空洞的眼眶、切除手术、被活生生吮吞的牡蛎等等噩梦，以及我身体上的一部分，就要被扔进格林威治大道旁的垃圾桶里，一大早就会被运到庞大的纽约垃圾处理厂的可怕担心，从此一去不复返了。真愚蠢！扔不扔进垃圾桶里，难道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吗？也许一点都没有，或者有很多。我知道这些想法都没有什么逻辑，它们只是动物性的。人之常情，即便是死了，我也愿意保住我的双眼。我愿意完整的死亡。
稍后，T大夫读完他同事的检查报告，向我指出，能够抢救我左眼的运气仅是微乎其微的。我马上反驳道：“您听着大夫，我根本不在乎，即便首次手术不理想，或者是我眼睛将会穿孔，甚至哪怕三天以后我重新再上手术台呢。因为，无论如何，总该试一试才好。”
他笑了，我不知他为何而笑。
情况大有改变，看来失败并不是必然的，不能一味地顺从、安命！我在继续地努力。现在，这次手术再也不是唯一的清理破烂性的工作了，它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成为了有希望的悬念。啊！也可能并不是那么严重，但是我清楚，眼组织坏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自从硫酸喷溅到眼里以后，毁坏程度在慢慢地、毫不留情地扩展着。
想到这里，我紧紧握住懿达娜的手，她是我忠实的同盟。从我出事以来，她不屈于现状，用大量的时间与律师们，医生们，和不同的社会救济组织进行接洽、讨论。她在努力地为我一公分、一公分地争取着。现在到了需要给医院付款的时刻，它已经是个很大的数目了。懿达娜发现了一个同情受害者的协会组织Crime Victimes Compensation Board，她得知该组织对在纽约范围内的无辜受害者、恐吓性的犯罪受害者支付医药费。其条件是必须证实你是无辜者才行。为了汇集所需资料，她在警察署的办公室度过几个下午，她仔细检查了马泽拉侦探的报告并对此提出异议。现在，她像我一样的了解事实。可是，我觉得就连她也没有被完全说服。每当我被这种怀疑激怒时，我就自言自语说道“等以后……等以后的吧。”
我烧伤的眼皮出现向眼内收转、收缩的趋向。那些眼睫毛，或者确切地说，在眼皮上残留的眼睫毛又扎又磨，它犹如中国式的古代酷刑（少年时代从中国古典文学中读到关于某些古代酷刑的描述），实在难以招架。我辗转不安，往眼睛上洒着水，再用手指头不停地掰开眼皮。
天气很热，一天又过去了。这种折磨人的刺激慢慢地、纠缠不休地遍及了我整个的身体。我寻找着能让自己安静下来的办法，一时都没什么成效。最终，我只好请求用药止痛，由于我拖的时间太长了，止痛药对我也没有任何作用了。我要求见医生，正值星期六，值班的实习医生已经回家。为了预防出现紧急情况，T大夫曾给我留下几个不同的电话号码，我试着要找到他，对方有人回答我，周末他要去达拉司（Dallas）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夜晚变成了没有尽头的隧道。我等待着早晨，等待着实习医生的来到。我啃啮着每一分、每一秒，夜班护士拒绝给我注射得末侯乐镇静剂。理由是，没有医嘱。终于，早晨和实习医生都来到了。年轻大夫说道：“我看只有一个办法，要剪断这些眼睫毛。”
疼痛浓度仅仅集中在右眼，而左眼上下眼皮的边沿，已经全部被硫酸所侵袭。因此，左眼睫毛早已消失殆尽。
“剪，无论做什么，只要能制止住这无法忍受的疼痛就行。”
他开始剪了。为了控制刺激感，他在眼部注射了几滴麻醉剂。我紧张的神经得到缓解，我的脊背和脖子也都放松了。
到了中午，我又被烧成一团火球。这位实习医生简直是个白痴，我的眼球，本来被长短不齐的柔软睫毛刺激得不断抽搐，而现在更是变本加厉，剪断的齐碴睫毛根在无情地扎磨、针刺着我，它们坚硬得宛如螫针或麦芒一样。几小时以后，我脑神经忍受痛苦的能力已经到达了极点。我用一块氧化锌胶布，粘贴在掰开的眼皮上以减轻、分散其疼痛。
由于天气太热，脸上出汗过多、过度肿胀的原因，这次手术继续拖延着。在这四天中，我仍以粘贴氧化锌胶布度日，剧烈的疼痛感逐渐地变得正常了。我又一次领略到，人是可以适应一切的。其实，我的疼痛并没有消失，它已经融入到我日常的现实生活之中。事实上，为了吸收和融化这些剧痛，大脑神经系统会自动地调整、组织它们的渠道和流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