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君尧
沈葆桢（1820～1879），清道光进士，曾任编修、御史、江西九江知府、上饶知府、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是从宫巷走出的一位近代中国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先驱。他不仅与左宗棠共同创办船政而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缔造者，而且在台湾问题上，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坚决斗争，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
1874年4月间，日本先后派兵3600多人侵入台湾，在琅峤社寮登陆，攻打牡丹、高士佛等社，并在龟山等地盖营房，建立“都督府”，实行屯田、植林，准备长久占据。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二十九日，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奉旨巡察台湾，二十九日即被授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直接负责处理日军侵台事件。沈葆桢率福建船政局制造的15艘轮船，加紧布防于台北、澎湖、厦门等地，使侵台日军感到“抵台南之船非中国新船之敌”，未敢再有进一步的侵略行动。此后，中日双方先后经过10多次谈判和数十封照会、函件的辩论，历时半年，终于在英国公使调停下，于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1874年10月31日）由恭亲王奕与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正式签订《北京专条》，另有《会议凭单》规定中国先准给抚银10万两，日军于12月20日全行退出后，中国准给日本在台修道、建房等费用银40万两。中日台湾事件宣告结束。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日趋激烈。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从海上和陆路窥伺中国边境，沈葆桢作为亲赴台湾负责与日交涉的钦差大臣，从民族大义出发，坚决同日本侵略势力进行了斗争。在台事平息后，沈葆桢强力主张购买铁甲船，“并不单为台防，亦非只防日本。得此一船，各海口自东北至西南，皆有恃无恐”。又在奏疏中称，“臣等之汲汲于战备者，非为台湾一战计，实为海疆全局计，愿国家无惜目前之巨费，以杜后患于未形”。本文拟就有关文献资料，探讨一下这一时期沈葆桢的海防观。
一、汲汲于战备者，为海疆全局计
19世纪70年代，西方列强对东方虎视眈眈，来自海上的威胁日益严峻，许多朝廷官员也都看到我国所面临的这种形势。如李鸿章说，日本近年“改变旧制”后“其势日强”，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他认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李宗羲说：“台湾一岛，形势雄胜，与福州厦门相为犄角。东南俯瞰噶罗巴、吕宋，西南遥制越南、暹罗、缅甸、新加坡，北遏日本之路，东阻泰西之往来，宜为中国第一门户，此倭人所以垂涎之。”左宗棠更是从海防全局提出“七省通筹，则只此一海，如人一身，有气隧、血海、筋脉、包络、皮肉之分，即有要与非要之别。天津者，人之头顶；大江三江入海之口，腰膂也；各岛之要，如台湾、定海，则左右手之可护头顶腰膂，皆宜严为之防。以此始者以此终，不可一日驰也”。沈葆桢也指出：“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所以，他才说自己“汲汲于战备者”，“为海疆全局计”。
日军侵犯台湾，东南海疆出现危机。沈葆桢自受命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大臣后，即采取一些加强台湾防务的措施。台湾事件结束后，沈葆桢强调“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正在斯时”。沈葆桢于12月23日会同帮办潘霨上《全台善后事宜并请旨移驻巡抚》折，对在日本侵略事件中台湾海防所暴露出来的有关问题，提出一系列加强海防的具体措施。
沈葆桢针对“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主张巡抚驻台，添设郡县以“固地险”。经过“夙夜深思，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筹防计”，提出“必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而后一举而数善备”。他列举巡抚驻台“有事可以立断”、“统属文武，权归一尊”等十二便。他认为台地“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十年不能成功”，必须“先得一主持大局者，事事得以纲举目张，为我国家亿万年之计”。沈葆桢还提出台湾“前后山可建郡者三，可建县者有十数，固非府所能辖。欲别建一省，又苦器局之未成”。他于1875年1月来往凤山勘察琅峤形势后，奏请在琅峤“拟即筑城设官，以镇民番而消窥伺”折，2月17日，朝廷准在琅峤设恒春县。7月，沈葆桢又上“台北拟建一府三县”折，认为“台北口岸四通，荒壤日辟，外防内治，政令难周，拟建府治，治辖一厅三县，以便控驭而固地方。”1876年1月获准在台北艋舺地方，添设知府，名曰台北府，仍隶属于台湾兵备道。此时台湾由1府4县3厅，增为2府8县4厅，即增设台北府，加上原来的台湾府为二府，新设恒春、淡水、新竹、宜兰四县，合原来的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为八县，增设鸡笼、卑南、埔里三厅，合原来的澎湖厅为四厅。添设郡县后，加强了对台湾南北内山的行政管理，维护了台湾全岛的主权。
在日军侵台期间，沈葆桢为了“绝彼族觊觎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即着手抚番通路，招垦弛禁，“一面抚番，一面开路”。日军侵台事件结束后，沈葆桢在所上的“会筹全台大局”疏中指出：“为会筹全台大局，抚番开路，势难中止。”进而他说：“人第知今日开山之为抚番，固不知今日抚番之实以防海也。”他认为此举不但“关系台湾安危，而且关系南北洋全局”，强调通过长期努力，达到“尽番壤而郡邑之，取番为而衣冠之”。为加强台防，在开山的过程中，沿途筑设碉堡，派兵屯营，安抚“良番”，平服“凶番”。清政府同时募民随往耕垦。沈葆桢认为“今欲开山不先开垦，则路虽通而仍塞”，但“欲招垦不先开禁，则民裹足而不前”。于1875年1月奏请开“严禁内地民人渡台之旧例”，开“严禁台民私入番界之旧例”，并恳弛“对铁、竹两项”的“旧禁”。根据沈葆桢等的建议，清政府批准继续实行开山、抚番、开人民渡台、入山之禁并批准先在台湾试办“开采煤铁事宜”。实行多年的旧禁废除，对进一步开发台湾、加强台海防御能力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沈葆桢奉命来台督办防务后，发现“台地班兵不可用”。亟应振兴军务，加强战备。日军退后，他于1875年8月奏请仿淮楚军营制而归并台地营伍，以500人为一营。南路九营专顾凤山、台湾、嘉义三县；中路三营专顾彰化县；北路三营专顾淡水、宜兰县；澎、湖两营专管澎、湖。“均各认真训练，扼要驻扎”，归巡抚统辖。台湾镇总兵撤去“挂印”字样并归巡抚节制，还提出“台地延袤一千余里，处处滨海，陆防之重尤甚于海”。奏将安平台协水师三营改为陆路。鉴于旧有水师编制，战船仅能巡缉捕盗，已不合台湾防海需要，奏将水师各营拖罾艇船8号“裁撤”，请调“闽厂现造轮船，分拨济用”。
日本及西方列强的侵略企图，使地方将军督抚更加重视台湾在中国海防上的重要地位，文煜、李鹤年、王凯泰、沈葆桢等在会奏中指出：“外人之垂涎台地，非一日亦非一国也。去岁倭事，特嚆矢耳。自法郎西据安南，英吉利据印度、新加坡等处，南洋各处渐为所收，遂使远隔数万里之豺狼，得以近吾卧榻。”而“台地闽左屏藩，七省门户”，“中土之藩篱也”。“藩篱既撤……则蛇蝎之毒将由背膂而入我腹心……不能不为塞向瑾户之计”。
二、坚利器，用民心，练海军，造舰船
沈葆桢认为“衅端既肇……恐非战无以为守”，估计对日：“将来不免于一战”。于6月3日致李鸿章函中分析说，日军如果战败“生番”，“必踞其地，而我之战事起”；日军如挫败，“必以商民接济为词，我之战亦起”。接着他说，“目下中外且各与之切实辩论，迁延岁月。待吾事之集，算出万全。如其侵我土地，戕我人民，则虽利器未齐，不得不伸天讨。师直为壮，古人不我欺也。从来玩岁愒日者必亡，劳兵黩武者必亡。”
为此，他强调“练兵、简器、造船为自强之目”且上谕指出：“丁日昌所拟购铁甲船、练水雷军、造炮台、练枪炮队、开铁路、建电线、购机器、集公司各条，亦属目前应办之事”，着李鸿章、沈葆桢等“妥密筹商，速议具奏”。李鸿章也认为，不但八旗、绿营、刀矛、抬鸟枪等旧法，“断不足以制洋人，并不足以灭土寇”。就是他所经营的直隶练军，近虽“兼习洋枪、小炸炮”，但“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
当对日方的军事图谋有较深入了解后，沈葆桢认识到日军有久踞之意，非有大支劲旅，不肯就范，遂于7月4日奏调洋枪队增防台湾。同时，为了加强海上的防务力量，他又奏请购买铁甲船，多次在函牍中表明，“陆恃淮军，水恃铁甲船，方为万全之策”。当他接到李鸿章允调淮军的信后称“捧读之余，大喜过望，时雨之师，于今见之”。对李鸿章允调淮军及慨拨铜炮、火龙、火药等，欣称“贫儿暴富，陆路可恃，惟水路仍极盼铁甲船”。进而他在上疏中提出，利用六七月间台地台风时作，琅峤难泊轮船，“倘我陆兵业已厚集，乘此烈风暴雨，一鼓作气，并力合剿，彼虽有铁甲船不得近岸，孤军援绝，不难尽歼之海隅”。
为了加强台海防务，沈葆桢多次奏购铁甲船，认为“百号之艇船，不敌一号之大兵轮船”。他在8月下旬复李鸿章函中，谈到筹购铁甲船遇到经费困难时表示“只有率苦求一战之军民，惟力是视，或者冀得一当。否则，裹革而归，于心慰矣”。沈葆桢也承认“不战屈人洵为上策”，所以他说“弟亦甚不欲战，所以必调洋枪队，购铁甲船者，冀彼知难可退耳”。但沈葆桢根据当时的敌情，对打仗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且下了为抵御外族入侵而牺牲的决心。所以他在致其他友人函中表示，“断不敢喜事以贪战功，亦不敢畏事而伤国体。”“惟彼若再扰生番，则又不能胶柱鼓瑟矣”。
在加强台湾防务力量的措施中，沈葆桢还强调“台地民心可用，当事能拊循而激励之，足以敌忾”。因此他同意招募渔人、乡勇、生番，加以训练，以增强防务力量。后招土著、壮勇500人，驻凤山，命名为“安抚军”并对台湾的驻军加以整训，“台地除澎湖两营外，尚有十五营，拟仿淮、楚军营制，归并以五百人为一营”。同时，加强水师训练，把近代海军军舰平时训练和定期会操作为增强战斗力巩固海疆边防的重要手段。经过训练，在澎湖组织了全国各省海军的第一次会操。
沈葆桢认为，造船是加强海防建设力量的一个重要措施，他向清朝廷呈递的《闽厂轮船续行兴造片》中强调：“厂中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况熟生巧，由旧悟新，即铁甲之法，亦可由此肇端。”他主持船政，建造船舰，解决海军装备，加强海防实力。同治十一年（1872），内阁学士宋晋上疏称“制造舰船花费多而成船少”，要求清廷饬令暂行停止造船。沈葆桢与李鸿章“力陈当日船政缔造艰难，揆以列强形势，造舰培才，万不可缓。得旨从之”。从同治八年（1869）到光绪二十年（1894），福建船政局共制造各种轮船34艘，这些轮船都编入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北洋水师。
在中法战争前，清朝共有南洋、北洋、福建、广东4支海军，实际上福建海军是清朝廷海军的中坚力量。福建海军拥有的军舰多为福建船政局自制。而北洋海军直到光绪七年（1881）下半年，向英国订购的舰船才驶回，此后又向福建海军借调数艘舰船和海军人才，至此终于成军。
三、选人才，筹军饷，兴经济，强海防
建立一支近代海军，是沈葆桢保护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海防思想。为此，培养选拔、造就一批能适应近代军舰驾驶和作战的军官、水兵，建立一个有效的指挥系统，是他一直努力的方向。从同治八年（1869）以来，沈葆桢就开始选拔军舰管驾、招募水手。随着船舰增多，新式海军建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沈葆桢上疏朝廷，请求派“熟悉海疆，忠勇素著”的大员专任舰船统领。后清廷调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赴任，奉命率领新建海军随时驾舰船出洋，周历海岛，勤加操练。沈葆桢高度重视船政学堂初次创办中国近代海军教育所培养的海军人才，他说：“出自学堂者，则未敢信其能否成材，必亲试之风涛，乃足以觇其胆智。否即实心讲究，譬之谈兵纸上，临阵不免张皇。”从同治九年（1870）开始，沈葆桢就派驾驶专业学生海上实习。学生们不仅掌握了近海航行技术，而且已能胜任远洋航行，驾驶专业的学生大多数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委以重任。如同治十三年（1874），沈葆桢奏请任命张成管驾“清远”号舰，叶富管驾“海东云”号舰，林国祥管驾“琛航”号舰、邓世昌为该轮大副，林泰曾任“安澜”舰枪械教习，黄建勋任“杨武舰”正教习，方伯谦任“伏波舰”正教习。此外，管轮专业的学生也学有成效，“凡新造之轮船机器皆所经手合拢，分派各船管车者已十四名”。
为了养护新的海军舰船，清朝的经费出现困难，于是，采取“分口养船”的办法，把军舰派到各省海口担任防卫任务，军饷也由各省分别解决。但这样不利于统一训练、指挥和应对战争的需要。于是，福建对分拨在外的兵船没有放弃所有权和实际控制权，各省只是以承担养船经费获得使用权。《轮船出洋训练章程》第一条规定：派赴外省的兵船，除听当地督抚节制外，仍应听福建轮船统领节制，俾事有专属，调度可期灵便。同治十一年（1872），沈葆桢上疏朝廷，要求每月拨出500两银子给李成谋作海军训练费，规定军舰不论是留在福建，还是分拨外省，统领有责任“逐时校阅”。
光绪元年四月（1875年5月）总理衙门决定：因“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并决定成立福建海军。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支海军。清王朝终于迈出了创建近代海军的艰难一步。光绪元年六月初十（1875年7月12日），总理衙门和户部奏请由海关税和厘金项下拨解南北洋海防经费白银400余万两，全部分解南北洋海防大臣李鸿章、沈葆桢兑收应用。为了筹措经费，沈葆桢还奏请朝廷批准免除从国外购进机器物料的海关关税等，并提出在建造军舰的同时，建造商船供商人购买，以筹措资金。
沈葆桢在受命办理台湾等处海防时，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出发，从台湾海防和经济建设的长远发展考虑，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战略眼光的措施并努力付诸实施。如：仿西洋新法兴建的安平炮台，于1874年10月兴工，1876年9月竣工，是中国最早用混凝土所建的新式炮台。他还在台南、旗后海口凿山垒土建炮台6座，又购炮10尊，驻兵800名于东港炮台，以加强南部防务。同时在台郡兴建军装局及火药局，将备防时所购买的洋炮以及军火器械等项“慎为存储”。他还把乾隆时福康安倡建的半月城——台南府，加以重修，还修建台北府城等并建议福建马尾造船厂制造的船舰要用于防务建设。同时，他鼓励大陆移民到台垦殖，发展农业生产，确保海防建设的经济基础。通过在各地开设招垦局，招募移民开山修路，加强了南北交通，加强了平原和高山之间的联系合作，强化了海疆防务的机动性。所以，连横先生在《台湾通史》中高度评价沈葆桢巡台期间的政绩：“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