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原因概括起来就是制度和性格。制度瓶颈包括不公正的国际环境和低效率的国内资源配置方式。性格阻碍则是几千年环境造就的那些“劣性”。
提要
虽然增长迅速，但在自然资源和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制约下，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强劲？2010年二季度股市的暴跌显示了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的忧虑。更有甚者，含辛茹苦的普通百姓感觉“富有”二字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妨碍我们更加富有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在国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在执行中有很多变成了“效益至上，牺牲公平”。矛盾积累到今天已到了不公平就无法把蛋糕做大的地步。在国际上，近两百年欧美列强惯于通过对外掠夺提升本国居民福利，达到“维稳”的目的。直到今天，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仍然不利于后发国家“弯道超车”。做世界工厂只能赚点“辛苦钱”。你不愿做，有的是国家抢着做，稍不留神连辛苦钱都没得赚。
解决之道在树立市场经济共识，改变国企与民争利的局面，壮大中产阶层，构建能让我们富有的精神基础。没有精神支撑，物质上的富裕是不可持续、不能普及的。我们在经济上“中产”之前先要让观念上“中产”。同时在国际上推进对我们有利的制度变革。
导读
按照近二十年的趋势，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一个身高0.5米的新生儿，4岁时身高1米，如果有人预测他8～10岁可以长高到2米，那这人一定是个伪专家。当然，这个孩子将来有可能长到2米甚至2.5米，但基因、营养、锻炼诸因素一个也不能少，起码父亲的身高得不低于姚明！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触及制度瓶颈，不要说赶超欧美，连维持今天城市白领的“房车生活”都成问题，全民奔小康的任务更是艰巨。
所谓制度瓶颈包括外部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和国内经济制度两方面。本章将一一论述。
一、财富的生身父母
财富是人类创造的用来满足需求的物品。创造财富离不开资源和劳动力这两个要素。形象地说，资源是母亲、劳动力是父亲，财富是他们的子孙。
资源可以分为有形与无形两大类。有形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造资源，前者指土地、矿产、森林等，后者为房屋、设备、设施、用品、工艺品等。无形资源包括资金、技术、文化和产权等，它们的本质全部都是信息。
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资源和劳动力缺一不可。农民没有土地、工人没有生产设备，或者反过来土地无人耕种、机器设备无人操作都是生产不出农产品或工业品的。经济学的宗旨是提高资源创造财富的效率，换言之，就是让资源与劳动力的“婚姻幸福”、“子孙满堂”。早期到达新大陆的殖民者曾经为一个问题而困惑：上帝赐给大家的土地可否被私人圈占？1862年美国颁布了《移民授田法》，依据是“凭劳动将土地据为己有，并不减少而是增加人类的共同财富。因为一亩精耕细作的私人土地，比十亩公地的产出还要多”。不独当年的美国，古今中外“耕者有其田”都是劳动力与资源最美满的结合方式。我国1978年开始的“包产到户”也不例外。
劳动力与资源结缘是创造财富的充分条件，但要想“子孙满堂”还要解决激励问题。以最古老的农业生产为例，农民增加在土地上的劳动投入，农产品的产出会相应增加。但农产品给农民带来的边际效益递减，家人够吃、余粮留足之后，多打粮食没有任何意义。此时，劳动力与资源间的关系与婚姻中的审美疲劳、性冷淡类似。幸运的是，男、女劳动力结合的“果实”相当丰硕，添丁进口后粮食需求增长，农民又有了提高劳动强度的动力。可见，在人类历史上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唯一推动力。
如前所述，维持人口增长并非易事。天灾、战争、疾病都会导致人口减少。据黄仁宇先生《中国大历史》中记载“在1911年民国成立以前的2117年内，共有水灾1621次和旱灾1392次”。这些被官方载入史册的水旱应当是相对严重的、大范围的天灾，频率竟达每年1.4次。小灾更是不计其数。所以，中国历代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都是辖下人口的增减。那时没有GDP的概念，也无法统计，数人头则相对容易。不仅在国内，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一个国家的人口多寡几乎可以说明一切：经济发达程度、居民福利水平、国力强盛与否……假如能够统计，一个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百分数基本上就是该国GDP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根据保尔·贝洛什粗略估测，1800年时，世界各地区，包括欧洲和远东的人均国民收入都在200美元上下。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的人口数一直高居榜首，于战国末年达到2000万，北宋突破1亿，清末突破4亿。相应地，中国的GDP也领跑了几千年，这也同时得益于中国气候较为适宜，文化较为宽容，医疗水平出众。
中国不仅在以人口增长带动经济发展的漫长年代取得了完胜，甚至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奇迹也被贴上“人口红利”的标签。不过，在中国的农耕文明模式下每个人只获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谈不上什么享受。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以人口增长为驱动力，居民只获得低至极限的福利，经济增长缓慢而乏力，唯一的好处是天人合一，耗费的都是可再生资源，正如孔子所言“虽百世可知也”。但成百上千年的使用还是会造成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逐渐出现植被破坏、土地退化，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中国人与黄河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上千年。不过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还算是“可持续发展的”，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和中东的两河流域早已经是沙漠。印度特殊的气候地理条件（降水极为丰沛）和中国的精心维护是这两个古老文明较富有活力的根源。
促进劳动力与资源结合的另一条路径是调动人的物欲。农夫有足够的粮食就不想扩大生产了，但是如果培养他的酒瘾和食欲，他就会付出更多的劳动换取“额外”的满足。这就要求社会提供交易的可能性及便利条件，让农夫可以用粮食换酒喝，换肉吃，换衣服穿，换精良的家具。按照人的最低福利，以人口增长驱动的经济增长是缓慢的。早年英国向中国贩运鸦片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对西方工业品没有欲望，刀叉、睡帽根本卖不动。用厦门远华大案走私犯赖昌星的话说“不怕你讲原则，就怕你没爱好”。有意思的是洋商把一船钢琴运往厦门，结果可想而知，全砸在手里。那个洋商倒也大度，索性就地把卖不出去的钢琴送给厦门鼓浪峪岛上的居民。从此，小岛有了“琴岛”之美名，至今上面还有一个钢琴博物馆。
一旦人类无穷的物欲被唤起，以之为驱动的经济增长则是“超音速”的。不到三十年，中国人物欲的“标的”就从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升级为冰箱、彩电、洗衣机，又毫不停留地进入住房、汽车时代。
近现代的商业文明实质上是一套鼓励人们为消费而创造的制度。这套制度不仅包括交易规则，其交易工具还需可靠的远洋航运为基础。正如洛克所言：当一个人没有机会与世界其他地方通商，以便出售产品时，拥有一百亩良田与拥有十万亩良田有什么区别呢？
二、创造财富的制度基石
有人认为西方国家是靠掠夺来的金银发达起来的，另有人说美国的财富是资本化“化”来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并没有击中要害，财富是资源与劳动力的“结晶”，持续促成两者结合的因素就是创富的关键。没有什么比制度的保障更重要了，只有在相对稳定的制度下，财富创造的结果才具备可预知性，才会激励生产要素所有者的付出。
近代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但科技的发达并不是因而是果。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市场需求，为研究而研究走不了多远。中国人将圆周率计算至千万分位、修都江堰、造地动仪……这些比西方国家早了几百上千年，但私有财产却不能免受豪强与君王的侵夺，投资收益也不被暴民和暴君尊重，信用货币和发达的金融市场更无从谈起。科学技术也就没有了发展的土壤和动力。
创造财富的第一块制度基石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私人的房子、土地、劳动成果神圣不可侵犯，凭你是国王、贵族都不能巧取豪夺。如果多打了几斗粮，当权者可以随意加税，地方豪强可以“明抢”，那么劳动者就没有增加生产的积极性。确保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英国、法国的革命是最激烈的取得方式。
第二块基石是保护投资收益。孔子说：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受制于人。可不管劳心还是劳力总要消费人的体能，况且人的生命有限、精力有限，能“劳”出多少财富呢？投资收益合法化打开的是“不劳而获”的通天大路。通过劳心、劳力去获得财富犹如徒手追狗，殊为不易。投资取利则是“以狗捕狗”。主人可以去游山玩水、品酒赏月。初看起来，不劳而获的出现怎么会利于财富的创造呢？幸运儿对手里盈余的财富有两种选择：一是吃光用尽，二是存在箱底儿直到“长毛”。两种情况下，他都不会再让自己可以支配的那部分资源与劳动力“结缘”。理想的做法是设计一种制度，让富人推迟享受，把财富让渡给愿意付出劳动创造财富的人。作为补偿，他可以在一段时间后获得更多的财富，这种行为就叫做投资。这样，相当一部分资源就可以与劳动力“婚配”进行财富的再生产。举个例子，中国某富家子弟花4000多万元人民币买了辆布加迪威龙跑车，十年八年后豪车成为废铁，而这笔财富也就灰飞烟灭了。如果他用这4000多万元创办一个中型的工厂，雇佣100名工人从事生产劳动。假设每年可创造1000万元财富（体现为产品附加值），工人拿走一半，富家子弟获得另一半。十年后，富家子弟累积获得5000万元分红，并且拥有一家价值5000万元的工厂（按10倍市盈率计算）。这个富家子弟不劳而获，坐拥亿万身家，还为100名工人提供了就业。一个人闲下来，100个人动起来，整个社会的财富因此而增加。而且这100户工人家庭的消费又给几百户人家提供了“饭碗”。这几百户人家还养育了他们的子女，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新鲜血液”。一个吃喝玩乐的富家子弟十年后身家过亿，几百户劳动者含辛茹苦劳作10年只落得个温饱，不知多少国人会破口大骂。但是，如果不为投资人的不劳而获提供可靠的保护，比如花4000万元起来的工厂说不定什么时候被划为“落后产能”遭到强制淘汰；去山西开个煤矿会在行政强制下被国企收编；炒股更有可能亏得不明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买个私人飞机，满世界吃喝玩乐，把这4000万元吃光用尽。所以说，对“不劳而获”的保护是创造财富不可或缺的条件。再说，即使在投资权益受到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投资也是充满风险的，血本无归者不计其数，不能“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
第三块基石是金融体系。过去研究者从便利交换的角度考量，把货币称为一般等价物。换个角度有益于更深刻地理解货币的本质：货币是标定人类劳动成果的筹码。好比四个人打麻将，玩得昏天黑地，最后谁输谁赢？输的人输了多少，赢的人赢了多少，没有筹码谁都说不清，玩家挑灯夜战的兴致恐怕就荡然无存了。劳动与赌博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是“零和博弈”1①，赢家的钱来自输家，筹码的总数不变。而劳动创造出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不论用任何实物做筹码都不够用。因为被当做货币使用的一般等价物必须要有一定的稀缺性，不能用一片叶、一粒沙来换取其他人的劳动成果。原本稀缺的东西一旦被用做货币，会更多地被人珍藏，流通数量趋于减少。比如金、银至今仍被国家和个人广泛地储藏。而开采金银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创造财富的速度，当今世界每年开采的黄金总量约为3000吨，即使按每克250元的零售价算也仅值7500亿元人民币。2009年中国的GDP已逾30万亿元，按现价可以买下全世界未来40年的黄金总产量！用银、用铜、用铝、用镍，或者用钻石、用珍珠，且不说它们不具备黄金的优点，单从数量上仍然难以胜任标定财富创造的职能。不幸的是，金、银的短缺持续了千百年，数以亿计的人在金银的争战中丢掉了性命。直到18世纪，西方诸国开始发行纸币，这个问题才开始得到解决。纸币本质上是信用货币，它被人们接受靠的是发行人的信用。通俗地说就是把信用当黄金、白银来使用。新兴的美国家底薄，纸币推行得最快，而封建专制的大清朝根本无法推行。信用货币只是第一步，然后是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市场和衍生品市场。
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及儒家思想都反对不劳而获。古典的基督教教义严格禁止靠利息谋利。犹太教无此类禁令，所以犹太人的生意越做越大。基督教及时进行了修正（宗教改革），所以当今最富的国家都是新教国家（靠地下石油赚钱的不算）。
一个国家财富大厦的三大基石保护——私有资产、保障投资收益和金融体系，它们的本质是相通的，都是尊重个人权利。第一项是最基本的，如果房子可以被强拆、存款可以被冒领，还谈什么保障投资收益。换言之，投资收益权是无形、高级的私有财产，要保护它需要构建更完备的制度和对个人利益更彻底的尊重。第三项则要以前面两项为基础。
对具体一个国家而言，上述三块基石并非缺一不可，有半截石墩也比没有强。好比运动、合理膳食和清新空气有利于健康，哪怕做到其中一项也是有益的。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最好的例子。最初，允许农民搞包产到户，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保证了农民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所得（属于私有财产），能够多劳多得。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五年，陆续出现的农村承包土地、制造企业计件工资及后来被允许的长途贩运都在客观上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劳动者个人的经济状况也因获得“卖力气的自由”而大为改观。第二个十五年，雇佣劳动力、投资甚至投机等“不劳而获”的行为陆续合法化。货币供应量激增了上千倍，金融市场日益健全。这就是中国越来越富的根本原因。
三、资本时代
比消费欲望更强大的是资本。十万亩土地的产出远远超过一家人改善生活所需，而成为支配资源的权力。现代诸国的经济增长，看似由无穷无尽的消费欲望驱动，实则幕后另有推手。那就是资本。二十年前是谁诱使消费者认为冰箱、彩电是生活必需品？今天又是谁让劳动者成为“房奴”、“卡奴”？是谁让超级富豪们觉得必须通过高尔夫别墅、私人飞机和游艇来彰显自己的成功？是资本！
今天多数国家的民众，在资本的教唆下沦为自己欲望的奴隶。消费者、生产者、消费品和生产设备全都成为道具，而资本是主宰一切的导演。在金字塔的顶层，各路资本为权力进行着殊死的拼博。金融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沦为资本的竞技场。由于资本已经成功占据美国、欧洲这样的发达地区，它们实际上也就具备了左右世界的能力。从原油、铁矿石、谷物、有色金属到汇率无不留下资本为所欲为的魅影，全人类都已进入被资本操纵的时代。
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美国的次级住房按揭引发的。所谓次级按揭就是让那些根本没有经济能力的人，在银行信贷的支持下以零首付和初期零月供取得房产。两年后房价从50万美元涨到100万美元，购房人利用发达金融服务提供的便利将房子再次抵押贷来100万美元，尝还借来的50万美元，剩下的50万美元就可以用来“享受生活”了。银行把这些贷款集合起来做成债券，这样可以提前收回资金再向外贷款。打包的过程很复杂，根据客户的资信分为多处层级，越是“次级”的债券违约的风险就越高，利息也更丰厚。尽管利息多些，但风险偏高的“次级债券”还是没人买怎么办呢？保险公司及时出现了，买次级债搭配一份保险，债务人违约的话由保险公司赔付。这下万事大吉了！就这样，在几千亿美元不良贷款的基础上衍生出几十万亿美元的金融产品。一旦底下的“流沙”松动，整个大厦岌岌可危。
凡事过犹不及，金融衍生品的本意是让投机者承担风险，让实业家放心干实业。假设一个做猪肉罐头的工厂，当猪肉价格在10元一公斤时有30%的毛利润率。尽管肉价走高时可以提高罐头产品的出厂价，但市场能否接受？你提价竞争对手不提怎么办？另外，养猪的农户心里也没底。从建猪舍、引入猪种，到生猪出栏的周期长达三年。其间饮料价格、猪肉市场的波动、疫病的流行……这些天灾人祸都是不可控的。难怪中国民间有句话叫：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有专家说，如果用金融衍生品就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罐头厂可以10元一公斤的单价买进猪肉期货（相当于多头），肉价如果上涨，仍然可按10元一公斤进货，保障利润；肉价如果下跌期货赔钱，但进货的成本降低，增加的利润胜过赔在期货上的钱。养猪厂可以10元一公斤的单价卖出猪肉期货（相当于空头），肉价上涨期货赔钱无所谓，肉价跌了仍可按10元一公斤卖肉。如果肉类加工厂要买进的数量与养猪厂要卖出的数量不匹配也好办，职业投机者将填补市场空白。期货市场是一个分配、分担风险的地方，实业家（如肉类加工企业和生猪养殖场）在这里“出售风险”，而投机者在这里“购买风险”。教科书里将投机者描述为“风险的承担者”。这看起来是多么完美的制度安排！
但是，鼓吹衍生品的专家告诉人们的风险往往只是冰山一角。首先是投机者与实业家实力的逆转。假如中国开立生猪期货市场，炒家会是高盛、中金、中信这样的资本大鳄，而养猪场、罐头厂那点散碎银两根本不值一提。投机者不是承担风险而是制造风险，如近两年在国际原油供需态势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高盛等国际金融机构却将油价炒到140美元/桶以上又打压到40美元/桶以下，每桶波幅达100美元。原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统统成为价格波动的牺牲品和无奈的看客。其次，在投机的利诱下实业家可能被拉下水。养猪、造罐头多费力气，风险却一点也不小。那还不如去炒生猪期货，赌对了赚到的钱远远胜过辛辛苦苦干实业。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企业界已经不少。远些的是中航油的陈久霖，做石油期货亏掉5亿美元而锒铛入狱。近些的有中信泰富的荣智健，因澳元期货失算亏损百亿。荣氏家族痛失好局，黯然淡出中信泰富。
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是不争的事实。但美式金融却有可能已经过了头！最近的例子是冰岛，这个只有30万人口的小国位于北极圈内，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战后虽然也努力发展工业，但人口和自然禀赋并不适宜。近年，冰岛靠金融服务与旅游业跻身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列，2006年人均GDP达到惊人的6.037万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冰岛政府被迫接管了全国第二、第三大银行，有关统计显示，冰岛银行的债务已攀升至该国经济的约12倍！曾让冰岛人引以为荣的美式金融一旦过了头是多么地荒诞。
四、过度福利与第三产业畸形发达
财富是劳动力与资源结合的产物。劳动是人类的生存本能，那些终日在原野上寻找、追逐猎物的狮子、老虎并不认为自己辛苦、应当领加班费，或是认为“给我的钱少我也不加班”。老虎在猎物后面疯跑时心里充满了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延续下去了。人类生产力的提高、财富的积累，让劳动与生存的关系由显性的直接决定变为隐性的间接相关，再变为不相关。如果说历史上只有王公贵族子弟才有可能一生不从事劳动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那么，今天欧美一些过分优厚的福利制度，使大数民众的生存与劳动脱节了，失业或在家装病对收入影响不大。渐渐地，劳动与生存变得毫无关系，甚至成为“享受生活”的绊脚石。劳动这种本能就被异化了（alienation），对此马克思早已有所论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逻辑角度可以这样表述，要生存就要劳动（相当于猛兽的捕猎），劳动创造产品，为便利交换劳动产品被转换为一般等价物——货币，货币可以换取他人的劳动成品，于是货币与生存画上等号，进而又意味着奢侈和享受。最终，货币成为万能的神，可以奴役人的精神，而劳动成为多余的负累。
这里举一个现成的例子：复印机下面都有个小柜子，里面是成包的空白复印纸，以便缺纸时更换。美国回来的朋友说他们公司复印机边贴有醒目的标语：不要自己动手换纸，你会使其他人丢掉工作！使用复印机发现没纸时，必须给“有关部门”打电话，等待专人来加纸。这就是典型的异化：创造财富、节约资源都不如保住无中生有的饭碗重要！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被欧美发达国家指摘，说是抢了他们的饭碗。问题是欧美工人创造的财富减去他们的薪酬福利还有剩余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发达国家的国民实际上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剥削者。法国多次闹罢工，原因是退休年龄要推迟或退休金要减少。希腊为应对债务危机采取紧缩政策，民众福利将被挤压，抗议浪潮席卷半岛。种种迹象表明，领跑了近两百年的欧美国家在一些方面已经“跑过了头，需要折返”。一路紧追的中国也要注意不要跟着跑过头！
另外，美国发达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80%，令我们的经济学家羡慕不已。假设我们把一个国家的人口分成十份，其中五份不工作（老人、儿童、家庭主妇、失业者等），两份是服务员、的哥、厨师等服务行业的工作者，一份是从事文化娱乐产业的，一份是从事金融行业的，只有一份从事工农业生产。假设后面五份创造的GDP只与从业人数成正比，那么这个国家的第三产业就占了GDP的80%。不管用多少华丽的辞藻，不论金融有多重要、文化创意产业多高雅，从宏观来看，这个享受着丰裕物质生活的国家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在创造真实的财富。如果一个国家有200万人，分为两组相互捏脚、捶背，别的什么都不干，不出一周，这个GDP百分之百是第三产业的国家就饿殍遍地了！对于第三产业到底在GDP中占多少比重是个技术问题，但大方向上绝不是越高越好，中国也不要跟着跑过头。
财富的创造过程应当是个正反馈过程，谁运用资源“多、快、好、省”，谁就将获得更大的资源支配权。只要反馈信号正确地传导，财富就增加。中国在为全世界创造财富，得到的是小头，是价值不确定的纸币，而且还备受指责。欧美国家工农业生产的效率的确高，但国民消费的效率更高。于是，衬衣、皮鞋、袜子、打火机、儿童玩具等“附加值”低但必不可少的产品都需由中国这类的国家为他们生产出来，代价仅仅是自家印的“纸片”（美元和欧元）。
过度的福利异化了人类的劳动本能，削弱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使劳动与资源“貌合神离”。畸形发达的第三产业则错配了宝贵的资源。
五、从龙象之争说起（中国VS印度）
西方人对其传统殖民地偏爱有加，他们一心想把印度培养成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以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所谓的“自由”、“民主”、“宪政”、“金融开放”）。
印度的强项在软件与服务外包，核心竞争力来自人口红利和语言优势（官方语言为英语）。同为发展中国家，我们认为印度的成就可喜可贺，值得我们学习，但印度在软件和服务外包的市场份额我们还是要抢上一抢的。
印度已经放话要迅速超越中国。可是印度只有5000公里路况稍好的公路，设计时速100公里，但并行、穿行、逆行的有汽车、行人、自行车，甚至还有牲畜！中国不要说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已经可以当美国的师傅了。我们有些精英提起“中国制造”就坐立不安，恨不能一夜之间换上“中国创造”的帽子，而印度政府都在2005年9月发布《制造业国家战略》，放言要与中国争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印度要抢中国制造业的饭碗谈何容易。就以富士康为例，在“12跳”之后宣布加薪60%，郭台铭为什么不把工厂迁到印度、越南？首先，是土地难以解决，在印度征地难于上青天；其次是缺乏“七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再次还需要能胜任大工业化生产组织工作的各级管理人才。不客气地说，印度要抢中国制造业份额没那么容易。
总之，短期内印度超越中国的可能性不存在，但是我们还是要在战术上重视这头大象。真正危险的是我们被“要中国创造不要中国制造”等华丽的辞藻所迷惑，违反经济规律地搞“腾笼换鸟”，强行“产业升级”，落得自毁长城、自废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