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标准常常使得英雄与狗熊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拉里·弗林特恰好赶上这个时代。如果说淫毒妇潘金莲在大约六百多岁高龄的时候突然成了人性解放的先驱，那么拉里·弗林特，这位现代美国的色情杂志之王，成为捍卫美国新闻自由的斗士，便不足以令人感到大惊小怪了。
在媒体可以无所顾忌地对总统的一个喷嚏进行独家评论的美国，拉里·弗林特恐怕是为数不多的因办刊物而走上法庭，甚至入狱的人。他创办了以平民阶层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风月刊物《风尘女郎》，其文图比针对白领读者的《花花公子》还要泼辣不羁。他过了一辈子异教徒的生活，他像数着口袋里的金币那样得意地统计他占有女性的数量，他以刊物的粗俗程度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当然他也嘲讽政治，在刊物里开设了“本月王八蛋，’排行榜，但他所带来的最大的混乱，仍然是在“性”的方面。《金瓶梅》中吴月娘曾规劝西门庆保重节制，西门庆听罢大笑，云：“只消广施钱财，即使是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结果西门大官人独子夭折，自己也死于非命。无独有偶，拉里·弗林特亦为他的叛逆生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爱妻阿尔西娅死于艾滋病，自己不仅成了法庭的常客，而且在壮年时遭反对者枪击而半身瘫痪，后半辈子最多也只能在轮椅上风流了。
拉里·弗林特在作家肯尼斯·罗斯的帮助下撰写了一部回忆录，名曰《我作为社会弃儿的一生》，美国达弗鸽出版公司1996年9月第一版，我们在这里将它首译出版，目的是使国人对堪称“自由国度”的美国社会有更深层的认识。当拉里·弗林特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无法掩盖自己被主流社会唾弃的无奈与悲凉，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自己的“成功”津津乐道。书中写道：“《风尘女郎》是以讽刺和嘲笑性，政治和宗教为己任的。”而标榜“性自由”与“性欢乐”，便是刊物最是为著的标签。
接下来，问题便产生了——拉里·弗林特到底是独行侠，还是臭狗屎？该如何看待人性解放与道德桎梏这对古老的二律悖反？有人说：“性，是生命之光”，那么，它到底是曙光还是夜光？有人说：“性，是文化”，那么，这文化是将人升华成仙，还是引堕为鬼？
应当承认，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之一，便是在“制造后代”这样的功利性目的之外，从两性关系中发现了美感与乐趣。道学家几千年苦口婆心的教化并不能改变人类身体里的荷尔蒙含量。中国的贞洁牌坊以及欧洲的红字，都阻碍不了人类的情爱梦想。于是，革命导师马克思便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最自然的关系……”而恩格斯在评价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时，亦没有忘记“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是其作品的一大长处，还讥讽另一位诗人弗莱格拉特，指出一读他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9页。当中国的皇帝以“存天理，灭人欲”的“最高指示”谆谆教诲他的臣民而自己却兴土木造“迷楼”，当巴黎圣母院的主教向他人传播福音的同时却企图占有广场上的舞女，寻常百姓寻求打破礼教禁忌的快乐，恐无大错。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划定“健康的肉欲”与“色情”的界限。在古代中国，男女同坐、牵手、将衣服挂在同一条竹竿上晾晒、手递手地传递物品、叔嫂交谈等，皆被视为“淫秽”，《礼记·曲礼》有详细记载。拉里·弗林特倘读过这本书，不知会不会笑得满地找牙。休说拉里·弗林特，今天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对以上行为大惊小怪，否则就是不正常。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对“色情”的界定，是随着文明的进化而演化着的。西方“色情文学”的词源，系希腊文“Pornographos”，原意为“描写妓女的作品”，后来确定为“企图引起性刺激”。按照这个标准，《十日谈》、《茶花女》、《包法利夫人》、《德伯家的苔丝》、《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草叶集》、《广岛之恋》这些名著，都曾无一例外地被一网打尽。国人应当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外国影片里的接吻镜头，都一度被有些人视为“精神污染”，而裙子的长短，亦会在雷达般的视线里引起不同的电波。而今，这些大家早就习以为常，甚至满街悬挂的美女泳装挂历，也无人问津了。
昨日的“色情”，在今日被认作正常——因为人们从中领悟到了上帝创造两性的用意。人类的性意识在一天天地成熟和进步。但是，宽容毕竟不是没有边界的。尤其对于“性”，崇高与下流只有一纸之隔。鉴别美丑的关键在于看它是否合乎人性，这是我从许多不简单的著作里咂摸出的最简单的弦外之音。比如美味珍馐符合人性，因而它就是美的，吃草根嚼木渣就是丑的——当然让好吃的把自己撑死也不足取。与传统的性禁忌相反，拉里·弗林特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的纵欲观念，非但没有顺应人类的本性，反而违反了自然的法度。即使在“性”早已成了商品的美国，拉里·弗林特仍被看作不可容忍的异端而全民共讨之，全国共诛之，原因正在于此。表面上，他力图使性之大欲摆脱“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伦理外壳而指向生物本能本身，在性娱乐状态中获得生命的自由，但是他对肉欲的张扬，对感官享受的过分夸大，使他的性意识定位在一个低级的层次之上。对变态，性乱和恣情的鼓吹是对人的本性的异化。这些偏差，便是拉里·弗林特的要害。像西门庆一样，成为社会的叛逆是容易的，只要横下一条心就可以了。但是他们只有破坏，却没有建设。《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面的性也是赤裸裸的，但它引出的是精神的升华与人格的完善，劳伦斯在“用纯粹的肉感的火，去把虚伪的羞耻心焚毁，把人体的沉浊的杂质溶解，使它成为纯洁！”（第17章）而拉里·弗林特的《风尘女郎》，却导致了人类整体精神的退化与人格萎缩。这便是劳伦斯与弗林特的区别，也是“健康的肉欲”与“淫秽”的分水岭。总而言之，《风尘女郎》将性引入歧途，要从中寻找文化内核只能是徒劳的，只能属于“追加美学”的范畴，而拉里·弗林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也只不过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现代恶棍的活标本而已。
所以，美国大导演奥利弗·斯通这样评说拉里·弗林特：“我发现他本人更符合马克·吐温《木筏漂流记》中的粗汉传统——来自乡村的野孩子，四处遭误解，为了认个死理，不惜登上木筏，沿着怪里怪气的乡村河道寻求美国精神。”
所以，好莱坞才为此拍了一部大片，它的名字很多中国影迷都知道，就叫——
《人民反对拉里·弗林特》。
一九九八、二、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