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前372-前289），名轲，鲁国邹（今山东邹城市）人，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继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后世称孔子“圣人”，孟子“亚圣”。孟子为了实现他的“仁政”理想，游说诸侯，历经齐、鲁、宋、滕、魏等国。他的主张被当权者认为“迂阔而疏于事情”（不合时宜）。他受礼遇而不得任用，便毅然弃官，另走孔子教授学生、著书立说的那条路，著《孟子》，与《大学》、《中庸》、《论语》并列“四书”，成为儒家经典，并被后代科举考试作为规定内容，留下深远的影响。
孟子思想，丰富而复杂。在我看来，他的“亮点”，或者说精华部分，主要表现在：“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肯定社会分工、商品交换，反对空想的平均主义；首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规范等。此外，他还提出了实现大一统的观点。
一
孟子鲜明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为什么以“民为贵”？孟子的回答是：“失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出发点是为国君“得天下”着想。孟子明确宣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肯定劳心者统治、剥削劳力者是普遍、合理的原则，从而也肯定了劳心者的最高代表——国君的合法性。两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重视孟子，正在于此。这个前提，首先要弄清楚。
在此前提下，“民贵君轻”的思想，也确有积极、进步的意义。“民为贵”，就必须重视民生。在这方面，孟子的主张主要有：一、“制民之产”，给百姓一定的私有财产。“五亩之宅”，用来种桑，百姓就有衣穿。“百亩之田”，让百姓按农时耕种，八口之家，可以吃饱。养些家禽家畜，七十多岁的老人可以吃到肉。丰衣足食了，再搞好教育，让百姓都懂得孝道关爱，白发老人就不用奔波劳累而得以安度晚年。做到这些，可以得人心。二、“与民同乐”。孟子说，国君独自享乐，比起与百姓一起享乐，哪个更快乐呢？当然是“与民同乐”更快乐了。如果国君独自享乐，百姓却妻离子散，愁苦不堪，就会仇恨国君。所以国君“与民同乐”才能得天下。三、反对滥杀无辜。孟子愤慨地斥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认为发动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导致人民大量死亡者，死有余辜。
孟子承认国君，但要求其施“仁政”。他从主观唯心主义的性善论出发，认为国君也具有人人皆有的“不忍之心”（同情心），只要“推己及人”，就能行仁政。这当然是空想。孟子对违反仁政的暴行和虐政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认为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是诛杀独夫民贼而非弑君。国君犯了大错，当进谏，反复劝诫而不悔改的，就把他去掉，另立贤者。谈到君臣关系，孟子说，君待臣像手足，那么臣待君就像腹心；君待臣像犬马，臣待君就像路人；君待臣像土芥，臣待君就像仇敌。这些激进的话语，曾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强烈反感，命令将孟子逐出文庙，不再享受配祀孔子的“亚圣”待遇。后来虽被臣下劝阻，但还是让人把《孟子》一书中非议君主的文字统统删去。这也从反面证明孟子学说对至高无上的君权的挑战与制约。
二
孟子一生和儒家之外的各种学派开展辩论，具有进步意义的则是同许行的农家学说所作的一次辩论。许行主张“君民同耕，不耕者不得食”（否定社会分工——笔者）。他认为只要布和帛长短相同，麻和丝轻重相同，五谷数量相同，鞋子大小相同，价钱就都一样（反对按质论价），即使幼童上市场，也不会受欺骗。对于这种虚幻的平均主义学说，孟子予以犀利明快的驳斥。他说，许行除了耕种自食以外，身上穿的，头上戴的，耕田的铁器，煮饭的锅子，没有一样不要用自己种的粮食到市上去交换。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必有“百工”来满足；如果一切都要自给自足，即使忙碌得疲惫不堪，也无济于事。孟子进一步申说：“物质性状不同，是客观事实。价钱有的相差几倍，有的相差几百甚至成千上万倍，许行却把它们划为同一价格，还有谁愿意精工细作去制造优质品呢？按许行的办法去做，就是让大家跟着弄虚作假，怎么能治好国家？”这场精彩的辩论，反映了孟子对社会生活有着敏锐而独到的见解。
三
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树立了“大丈夫”的人格风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志在天下，如果能施展抱负，就和天下人民共同实行；如果不能实现愿望，就特立独行，坚持走正道。孟子斥责张仪等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运用权诈，制造矛盾，只图揣摩、迎合国君“争城争地”、争王争霸的旨意，而不去纠正国君好战乐祸的错误，骚动天下，残害人民。这是和大丈夫的作风格格不入的。
怎样才能成为大丈夫呢？孟子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担负天下大任者，必须先经种种苦难折磨，苦思焦虑，筋骨劳累，饥饿贫穷，行动受阻，才能锻炼意志，坚韧性格，增长才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养成大丈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风范也大有裨益。孟子藐视权贵者。尽管他们有享用不尽的佳肴、美色、游猎、豪车，有志者却丝毫不为所动，体现了“富贵不能淫”的豪迈气概。
孟子自己就践行着大丈夫的道德规范。孟子在齐国任客卿，齐王对他优礼有加而不任用，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孟子知道终难与齐王有所作为，遂辞官离去。齐王派人用“万锺禄”挽留孟子，而孟子毫不恋栈。因为他认为，立在朝廷上而不能实行自己所抱负的“道”，那是耻辱；对于“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的财富，决不接受；光受禄，不被信任，担个虚名，那只能算“贱丈夫”。
孟子“大丈夫”风范的提出，对后代产生了极大的鼓舞、激励作用。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于1936年以《大丈夫——范文澜说英雄》为名写了一本通俗作品，介绍了卫青、岳飞、文天祥等二十五位英雄人物抗击外侮的壮烈事迹，激发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
四
孟子善辞章，他的散文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孟子》从《论语》那样的语录体，发展成为单篇独立的著作，标志着古典散文里程碑式的转变。在《孟子》这部著作里，有义正词严的说理文，有高谈雄辩的辩论文，也有幽默谐趣的讽刺文。尤其是辩论文，有一种“其锋不可犯”（苏洵语）的充沛气势。语言技巧的运用，达到了高度的纯熟、精当、畅达、生动。特别善于运用譬喻，把所要表达的思想的逻辑性，精炼地表现为人们的常识最容易感受的直觉形象，省却了许多语言，说明了复杂的问题。例如，他以每天偷别人一只鸡以及每月偷一只鸡的偷盗行为譬喻，指责不肯立即改正错误的人。用不着阐述理由，便使那受指责者无可答辩。据统计，《孟子》全书总共用了一百五十九处譬喻。
孟子还善于通过寓言故事，作为说理的手段，使文章更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章，写“良人”（丈夫）：首先写“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活现出垂涎富贵的情态，令人感到可鄙。其次，“未尝有显者来”、“遍国中无与立谈者”，表现其自欺欺人的虚伪。再次，点明“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原来这位自我吹嘘的良人，竟靠乞食过活。最后，他还装出悠然自得的模样，“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令人感叹“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则寓言极尽讽刺之能事，而又善于用简约、形象的语言，刻画复杂变化的心态，说明了作者表现手法的工巧。
《孟子》一书，还有许多凝练而富有表现力的警句、格言，有的已成为后人耳熟能详、经常应用的成语，例如“与人为善”、“出尔反尔”、“缘木求鱼”、“揠苗助长”、“一暴十寒”、“王顾左右而言他”、“大旱之望云霓”等等。这些警句、格言、成语，蕴含着丰富的生活经验，而又能精炼地予以表现，达到“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效果。
孟子散文的创作艺术，受到历代文学家的称赞。唐代韩愈的散文风格，明显可以看出受《孟子》的影响。宋代作家则推孟子为“能言”，“其言乃世人之甚易知而切于事实”。清代把《孟子》作为“古文”范例，选入散文总集，在散文写作技巧方面起了广泛的示范作用。
孟子对古代文学理论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主要有：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养气”说，意思是心中要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思想文化积累——“气”，才能写出富有气势的能打动人的作品。二、“以意逆志”说，意思是，读者通过作品的语言文字，有所“意”会，进而追溯、探究作品表达的“志”——思想感情。三、“知人论世”说。所谓“知人”，就是了解作者生平，“论世”就是了解作品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这些观点，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阅读和理解作品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