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世界性荣誉——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外国报纸”，成为当时中国报纸的翘楚。2002年6月13日，香港《大公报》在假湾仔会展中心举办百年华诞大型庆祝酒会。《大公报》是中国报业史上至今为止唯一一份出版了一百年的报纸，《大公报》的一百年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
作为国内最早获得国际传媒奖的一份报纸，作为最具生命力的一份民营报纸，所有这些光环无不和赋予《大公报》二次生命的张季鸾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时至今日仍有人认为“该报在当时代表了中国新闻发展的最高水平”。《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后停刊。1926年复刊后，“张季鸾的文章”与“吴鼎昌的资本”和“胡政之的组织”成为这个着名报纸的“三驾马车”。张季鸾到底是怎样一位人物呢？他和《大公报》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生平和职业生涯
（一）
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1900年，张季鸾的父亲，一个两袖清风的穷知县在山东病逝，1901年，13岁的少年季鸾和母亲、幼妹千里扶枢，一路风雪第一次回到故乡榆林。在回到祖籍之前，他已经看了不少郑观应、康有为等人的书和严复的译着，逐渐萌发了救国的思想。回到榆林以后，他就读于烟霞草堂，师从陕西大儒刘古愚，同时得到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和器重，因此他才有了机会在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
1905年10月，他东渡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勤奋苦学，甚至传说他会背诵日本的百科全书。1908年，他与陕西同乡创办《夏声》杂志，并开始在上海《民吁日报》发表文章，决心献身于新闻事业。张季鸾留学日本期间，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力量转移到日本并在日本有了一定发展的时期。当时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友人劝张季鸾加入同盟会，被他婉言谢绝。张季鸾认为自己既然立志当新闻记者，“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多年后，于右任在怀念他的诗中有“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的句子，这也使他后来为新记《大公报》定下的八字方针显得不足为奇，在此时张季鸾已经对办报的一些理念有了自己的看法。
（二）
1911年初张季鸾回国，进入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民立报》做编辑。至此，张季鸾的报业生涯正式开始，此后直至1941年他去世，整整30年的时间他始终坚持新闻记者应超然于党派之外，应保持独立性。尽管他做过孙中山的秘书，曾执笔起草孙中山的就职宣言（此件事为张季鸾引以自豪的三件事之一，另两件事是，《大公报》荣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奖章和他五十得子），还做过政学会报纸《中华新报》的总编辑，但张季鸾从未加入任何党派，终成为风云变幻时代的一个有影响的独立报人。
1913年初，张季鸾与曹成甫在北京创办《民立报》，该报因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国人关注。
因揭露事实真相，张季鸾曾两度被捕。一次是1913年6月，因为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他锒铛入狱3个多月，后经李根源等好友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张季鸾出狱后被驱逐出京，他回到上海在康心孚主编的《雅言月刊》发表《铁窗百日记》。另一次是1918年作为《中华新报》的总编辑，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段祺瑞等震怒，命令查封《中华新报》等六家报纸及邵飘萍的新闻编译社，张季鸾再次被捕，在首都警察厅被拘押半个多月，经国会抗议、张耀曾等多方营救才获自由。
出狱后，张季鸾又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并为《新闻报》撰文。他的文章立论公正，文笔犀利，脍炙人口，连外国记者也常将其社论全文转发本国。
（三）
1926年，张季鸾在天津遇到留日同学胡政之和吴鼎昌，从此开始他一生最重大的转折。三人决心全力以赴办一份像样的报纸。1902年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是敢于直言的老一辈报人，在他主持下早期《大公报》就办得有声有色，在中国新闻界崭露头角。1916年《大公报》转让给皖系政客后便一撅不振，于1925年停刊。银行家吴鼎昌筹资五万，以一万元买下停刊的《大公报》，加以改组，三人约定新记《大公报》以商业原则进行运营，并明确了三人的分工，吴全面负责，张主要负责报社新闻业务，胡主持报社的经营管理。报社资金以吴鼎昌出的5万元钱为限，绝不接受外来的资金，以保持该报的独立地位，不至于为他人牵制。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诞生，吴的资本、胡的经营和张的那支笔开辟了《大公报》的新纪元。《大公报》复刊后，制定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此方针后来成为《大公报》的社训，在张季鸾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大公报》成为不受政府、政党、金钱和权势控制的民间报纸。
从此，张季鸾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这份伟大的报纸中，他除了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徐铸成曾回忆张季鸾激扬文字、挥毫写社评的情景：当时，《大公报》的社评刊在第二版下部。广告一多，地位会被挤缩小。他动笔前，先问排字房留下多大地位。有两千字他就写足两千，一千二就写一千二。有时写到一半，忽然来了更重要的新闻，就易题重写。为了报纸争速度，他写好一段，裁下来先付排，接着写下去，边写边付排。全篇付排后，到小样打来再加润色。有时最后来了新闻，社评必须修改、补充时，他能划去一段，补上一段；划去几个字，补上几个字。排字房不须硬挤，不会影响行数，还可准时打版、付印。徐铸成感慨：“他的笔，包括文笔犀利、议论精辟的新闻评论，首创一格的新闻编辑和标题，以及由于他的特殊新闻敏感，指挥采访、写作的独特新闻，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他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
在张季鸾30年的新闻生涯中，他写的评论不下三千篇，其中以《大公报》社评最引人注目。他眼界开阔，见多识广，不少文章字字经得起推敲，并不像他自己所说“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四·一二”之后，他不断发表有胆识、有分量的评论，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反对屠杀青年，受到知识界及广大读者的赞赏。
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不久，他发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抨击新闻检查制度。由于大胆敢言，到下半年《大公报》上海版的发行量就突破五万份，在鱼龙混杂的十里洋场站稳了脚跟。“七君子”事件发生，他全力奔波营救，并非只是出于对故交沈钧儒的关心。他不仅自始至终关心老友的安全，也关心其他几位知识分子，并尽力维护他们的尊严。当时江苏高等法院以无中生有的罪证拼凑了漏洞百出的起诉书，“七君子”随即起草了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答辩状，把起诉书驳得体无完肤。不少报纸迫于国民党的压力不敢发表。张季鸾了解真相后当即打电话给编辑部，立即发排，不必送审，第二天就见报。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宋美龄甚至派人在西安上空广为散发载有他的《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公报》。
“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季鸾出于记者的敏感和对日本社会的熟稔，已料定日本有侵略中国的野心，在《大公报》上撰写了《论日本的大陆政策》、《再论日本大陆政策》等系列社评，以唤醒民众。1937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这天下午，大公报记者汪松年（着名报人汪康年之弟），接到铁路局来自沈阳的消息：“日军开火了”。他立即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季鸾。当时已是19号凌晨一点，张季鸾立刻在当日《大公报》的要闻版补上了这条消息，同时，他又给胡政之打电话，让他采访在北京看病的张学良，进一步了解事情真相，丰富新闻背景。《大公报》成为第一个报道“九·一八”事变的新闻媒体。紧接着《大公报》召开了“开天辟地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张季鸾和胡政之、吴鼎昌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任，并宣布了两项决策。一是明耻，由王芸生等负责收集自甲午以来日本侵华和中国屈辱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并加以系统整理编辑，让民众从近代史上了解外侮之由来，这就是后来陆续发表的《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二是教战，创办“军事周刊”，请着名军事学家蒋百里主编。张季鸾知道，打赢一场战争是“十年生聚，十年数训”的长期准备的结果，打仗除了民众的团结一致之外，更多的是打经济实力。日本经济实力远胜于我们，贸然开战，敌强我弱，不但不能赢得战争，反而要为自己的冒进付出代价。因此一开始不轻言开战，而要为最终的胜利争取准备、反击的时间和实力。
“七七事变”之后，全面抗战爆发，《大公报》全力投入抗战的宣传。为支持抗战，《大公报》决不在日军和敌伪势力的统治下办报。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12月14日宣布自次日起对在租界内出版的各报实行新闻检查，《大公报》拒绝送检，宣布自15日起自动停刊，并发表《宣言》称：“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港版《大公报》随即停刊，宣称“我们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并在停刊社论中引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励。同时，《大公报》坚持作国家民族的喉舌，对不利于抗战的言行进行口诛笔伐，坚决和日本侵略者周旋到底。《大公报》上没有一字一句对抗日发生丝毫动摇，正如1939年4月15日在所刊社论《报人宣誓》一文所说：“我们誓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为国效忠，为族行孝，在暴敌凭陵之际，绝对效忠于抗战。我们对国家的敌人必诛伐，对民族的败类必摘击，……”
“九·一八”事变之后是张季鸾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候，他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唤醒了许多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中国人。他主张联苏抗日，团结各党各派，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等口号。1941年，日军轰炸重庆，《大公报》报社受损惨重。张季鸾当时生命垂危，抱病在家，看到这种情况，仍然精心策划构思并授意王芸生写就了鼓舞人心、增加斗志士气的奇文《我们在割稻子》（发表于1941年8月18日的《大公报》重庆版）。张季鸾力主抗战到底，其言论对推动全国抗战影响至大。看《大公报》此时期的举措，报人、报纸在重大历史关头所起的作用实在不亚于政治家。这与张季鸾十分看重记者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张季鸾曾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他曾说：“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四）
张季鸾一生对做官、敛财都无兴趣，从来不是政客、商贾，身后一无长物。
张季鸾开朗健谈，非常好客，极有人缘。民国初期，他跟林伯渠都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936年秋，他去西安暂住，与林伯渠会晤，二人彻夜长谈。张季鸾酷爱昆曲，跟京剧泰斗梅兰芳、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也是好朋友。张季鸾逝世于重庆时，杜月笙赶到抚棺痛哭，连呼“张四哥”、“四哥”，悲痛至极。凡张季鸾所在之处，一定送往迎来、会客不绝。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张季鸾，无论是谈国内外大事，或是说笑玩闹，他都能与大家相融之。毛泽东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要注意到，毛泽东此番话，是在1959年对吴冷西说的，那时早已是四周对《大公报》“讨伐”的一片喧哗。1938年，周恩来在汉口曾对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慨，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张季鸾对社会的贡献，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来自他那支犀利、诚挚而带感情的笔。
在《我们在割稻子》结尾，作者说：“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遗憾的是，一代报人张季鸾并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写完这篇文章不久，1941年9月6日他逝世于重庆市中央医院，终年54岁。
新闻思想
（一）
张季鸾去世时创下了两项“记录”：一是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二是国共两党要人都为其哀悼，缅怀其精神，都对他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张季鸾弥留之际，蒋介石曾亲去探视，所以挽词中有“执手犹温”之语。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张季鸾以一个报人的身份能够赢得方方面面的认可，实在是他的独到之处。他一生淡泊名利，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自“辛亥革命”以来，虽然各方对他在某些事件中的做法，看法不一致，但是对其在新闻工作中的成就是无法否认的。就其终生之志，为文章报国。
张季鸾幼年有点口吃，还体弱多病，但文章却写得又快又好。他生平写文章不留底，说报纸文章没有长久生命力，不值得留存，生前也没有出过文集。他去世后，《大公报》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着作，即《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编的《季鸾文存》（上下册），此书也只是选取了他的部分文章。于右任为这部着作题写了书名，胡政之作序。序中说：“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
有幸的是，在他生前，《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是《大公报》、也是他一生的顶峰。他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新记《大公报》之成功首先在于它坚持“文人论政”的特色，张季鸾则是它的执牛耳者。《大公报》虽是张、胡、吴三人共同创办的新闻事业，但张季鸾实应更充分地代表着《大公报》。他为《大公报》服务15年，逝于总编辑任上。15年间他纵论中国乃至世界的时事，将民办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一手奠定《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主张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对政治，贵敢言”，他的社评几乎涉及当时所有敏感的政治问题，其最终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如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转型时期，他曾撰写过三篇脍炙人口、被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
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一语中的说：“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以“三骂”社评观之，他虽然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他的笔锋又是很锐利的。他上接中国读书人（“士”）源远流长的清议传统，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的报业传统推向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一个更高的境界，同时渗透了他求学日本时代接受的新闻自由思想，在中国办一张《泰晤士报》那样的大报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所有这一切无不体现在《大公报》“四不”办报方针中：
“不党”，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不卖”，即“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不私”，即“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张季鸾清楚地阐述了“四不”方针，在《大公报》的15年里，他不仅一再重提，而且基本上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庄严承诺。他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政治党派，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
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正因为张季鸾在办报实践中始终坚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立场，所以，国共双方的领导都很重视《大公报》，也很看重张季鸾。他是无欲则刚，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二）
“文人论政”包含了张季鸾言论报国的全部梦想。张季鸾的新闻实践正是基于他言论报国的梦想。1941年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国民党军队，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蒋介石还指派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渝分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那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这篇社论后，当夜疾书一封长信给张季鸾和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接下来，信中一方面驳斥敌寇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接到周恩来的信，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5月23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社评认为共产党1927年以后的10年间“是负号的，不是正号的”，希望“对国家永作正号的贡献”，并提议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的谅解，则其他小的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
他虽然与共产党政见不同，但却无法否认他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他去世后毛泽东等肯定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以此观之，张季鸾言论报国可见一斑，以致于抗战时期张季鸾虽认为“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如人意”，但却对王芸生说过“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因此有人说张季鸾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是“小骂大帮忙”。个中原因，抗战胜利以后张季鸾说得很清楚：“那时我们要坚持一个口号，即国家至上，民主第一，以此号召全国合作，会得到读者的同感。”
同时，张季鸾对报纸的认识也基于他言论报国的梦想。1931年5月22日，他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说：“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张季鸾一贯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但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一面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利于报业的发展，稍有不利于军阀的言论便会招来无端横祸，一面是报纸本身也不争气，或为政府控制或顾左右而言他、言论模糊。这种报纸根本无法发挥报纸的社会责任。为使报纸能发表客观公正的言论，指陈时弊，他还发表《关于言论自由》、《论言论自由》等文章一再呼吁言论自由。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执笔的《今后之大公报》社评对他言论报国的梦想说得更清楚：“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不隶籍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许范围，力求公正。苟有错误，愿随时纠正之。以上为本报自立之本。”他深知，要实现“四不”理想，保持文人论政的独立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他坦言作为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所以，他们在接办《大公报》之初决定写评论不署名，也含有此意。并一直奉行不悖。
从1911年参加《民立报》，到1941年去世，张季鸾30年的报业生涯，可以一分为二，前15年备历坎坷，1926年主持《大公报》笔政后，纵横报坛15年，声名远播海内外，影响之大，在世界各国报人中也不多见。他走的纯粹是一条“文人论政”的路，虽然一无显位、二无巨资，却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深刻印痕。
参考文献
1.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三联书店1986年版。
2.王芝琛：《1949年以前的栀大公报枛》，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
3.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栀大公报枛》，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
4.吴廷俊：《新记栀大公报枛史稿》，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5.张季鸾：《季鸾文存》（上、下），天津《大公报》1947年版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