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注重开启“民智”到关注发挥“民力”的作用，这的确是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一个转变。但从深层看，这个转变是一种发展而非简单的否定。因为，毛泽东把“民力”置于民众觉醒的基础上，没有“民智”的提高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众联合。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所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既肯定了民众已觉醒的一面，同时又耐心要求社会各劳动阶层（包括农民、工人、学生、警察、车夫等）深思省察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状况，扪心自问以“求得一个章明较着地回答”（文稿，第373页），以便形成有内在凝聚力的联合。
改造国民与改良政治的关系曾经使近代中国诸多知识分子陷于二律背反的矛盾中，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建立需要以国民素质的提高为前提；另一方面，国民素质的提高又需要以民主政治的确立为条件。因此，首先是发展教育改造国民还是首先改良政治，毛泽东也经过了一番探索。
按照毛泽东当时的分析，“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文稿，第517页），湖南自治，既要在理论上宣传“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等问题，以引起湖南人从事自治的因素与勇气，“但若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尤其是随着国人觉悟的提高，“现在所缺少的只有实际的运动”（文稿，第517页）。
为此，毛泽东强烈呼吁长沙市民“赶快起来做自治运动”否则。“湖南自治终无成立之望”（文稿，第528页）。湖南共和国的创建反映出毛泽东对民智的关注
。他的理想是：“以现状观察，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在此期间内，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比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之内”（文稿，第488页），“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思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文稿，第515页）毛泽东坚信在湖南共和国样板的示范下，通过各省自治，经过十年乃至二十年的改良运动，“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文稿，第515页）。
毛泽东在湖南共和国的设想中实际暗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在现实政治允许的情况下，依靠高素质的国民创建一种理想政治制度。但是，毛泽东所设想的两个前提条件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这只是一种幻想。湖南自治的失败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改造成功的要素进行了新的探索。其一，提高民质（包括民智和民力）。他认为“湖南文明”建设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开，多数之湘民，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识之人，又绝无理想计划”（文稿，第548页）。
其二，放弃改良。他痛感政治的腐败，“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为绝无希望”（文稿，第548页）。其三，要有主义。认为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需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而这种空气的创造要“有一班刻苦立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文稿，第554页）。其四，要有“共同的理想和计划”（文稿，第572页）和“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第572页）。
到1921年1月，毛泽东即明确地主张中国社会的改造离不开“政党”和暴力“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在探索改造社会的这种新方案中，毛泽东仍然强调发展教育、启迪国民的重要性，只不过开启民智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哲学”、“伦理学”观念的转换发展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和世界。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那风云激荡的岁月里，毛泽东积极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不断探索和反复论证“民智”与国家命运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告别社会改良主义而归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
因此，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既可以看作是“伦理的觉悟”后中国救亡之路的新探索，更应该视为中国近代救亡的真正的“最后之觉悟”。
（四）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发明了许多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和经济生活的理论框架。上述文化（伦理）的分析路径并非独领风骚。“经济分析”方法就曾经是被中国近代思想家反复使用的方法。经济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西方许多经济学派经常使用的方法。它一般从两个层面透视社会政治现实：一是挖掘政治现象背后的经济动因和经济基础，从经济发展的逻辑去推演政治发展的结果；二是追溯政治力量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自西方经济学说被中国人所了解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开始具备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分析法则的“自觉意识”，并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公理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现象，其思想基础含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经济因素归根结底是社会问题尤其是道德问题的决定性变量，梁启超有过这样的分析，“生计蹙而欲政治之进，其道无由！盖人道之所以进步，皆起于有所欲望，而汲汲设法贯达之。欲望之种类甚多，恒应于其社会之程度高下为等差，必先急其所最急者，乃及其所次急者，更及其所又次急者。如衣、食、住，最急者也，无之则一日不能自存也；稍进焉，乃更求间接以保生命财产之安全者，则政治之业是已；益进焉，乃更求其躯壳及灵魂之特别愉快者，则奢侈品物，乃学问之研究、道德之实行是已”，“故政治、道德、学术一切之进步，悉与生计之进步成比例，皆此之由。吾中国数千年生计界之历史何如？吾中国今日生计界之现状何如？观于此则其政治能力缺乏之根源，从可想矣”，“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岂不然哉！岂不然哉！”因为从经济学的理论看来，“凡生计学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必论欲望，谓是为根本的观念也。惟诸家之论欲望，每分为必要之欲望，度外之欲望等类，鄙人窃不谓然。
夫贫瘠国民之求一粗粝、一蓬荜，其必要者也；富强国民之讲卫生的饮食、修洁的道路、华美的宫室，亦其必要者也；野蛮国民之求一骁勇酋长以御猛兽、御外敌，其必要者也；文明国民之求一完备之政府、稳实之权利，以谋公私之进步，亦其必要者也。然则凡欲望皆生于必要而已。而其必要之事物愈多，则其欲望愈繁，而文明之程度愈高，此民族进化得失之林也”。可以说，从经济的角度解释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问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救亡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