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结识了鲁迅，编辑出版《萌芽》月刊，并与鲁迅共同编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1929年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编辑出版《前哨》杂志。1933年底到江西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34年参加长征。1936年春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1937年回家乡，创作反映长征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1941年被捕，囚于上饶集中营。
在狱中写了几十首新诗，后结集为《真实之歌》。1942年被营救出狱。1943年到重庆，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发表了许多杂文及文艺理论文章。1946年回上海后创作了许多寓言。1950年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
1951年调北京，先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1954年后因《红楼梦》研究问题和“胡风事件”受批判，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被关进牛棚。1976年患肺癌去世。1979年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
冯雪峰的主要著作有：诗集《湖畔》（与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合著）、《春的歌集》（与潘漠华、应修人合著）、《真实之歌》、《雪峰的诗》，杂文集《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跨的日子》，寓言集《今寓言》、《雪峰寓言三百篇》（上卷）、《雪峰寓言》，电影文学剧本《上饶集中营》，论文集《鲁迅论及其他》、《过来的时代》、《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论<；保卫延安>；》，鲁迅研究著作《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回忆鲁迅》、《论<；野草>；》、《鲁迅的文学道路》。文集有《雪峰文集》、《论文集》（第1卷），《论文集》三卷本、《雪峰文集》四卷本。
【作品赏析】
1.善良的单纯
冯雪峰
这句话是从“神圣的单纯”一句话套来的。
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在十四世纪欧洲有一个宗教改革家（我记不起叫什么名字和哪一国人了），被判罪为异端，正要被处火刑的时候，有一个信神的老太婆热诚地也取一根柴加到那积聚着的柴堆上去。看见这情形，那临死的宗教改革家便不禁呼道：“哦，神圣的单纯！”
我套这一句话，是因为我忽然想起我的祖父及从前他对我讲故事时的情形了：“从前有兄弟两个，在冷天到山上去砍柴，那个弟弟忽然想起在故事里听到过的，住在金銮殿里的皇帝了。便对哥哥说：哥哥，做皇帝真福气，他砍柴都用金的柴刀砍的呵。那哥哥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他骂弟弟道：你这呆鸟！做皇帝还要来砍柴么？在这样冷天里，他还有不懒在家里煨芋头吃的！”于是我的祖父就好像一切都可亲爱地哈哈地笑着，还对我解释道：“那弟弟固然想不到做了皇帝哪里还要砍柴；那哥哥自以为是聪明了，但也想不到皇帝哪里还会吃芋头呢——真是乌鸦笑黑猪呢。”
然而，我的善良的祖父，却也不知道他自己又是乌鸦笑什么罢。当我向他追问：“那么，皇帝吃什么呢？”不是自信地说，“皇帝整年吃白米饭，每餐有大块的猪肉，像我们过新年那样么？”你看，多么的单纯！当我后来走过远地，回到故乡时和他谈到贵人们吃一餐饭所费的巨数，贵妇们所穿的一双袜子的价钱够他两年的吃用，而且穿过一次就不要了的时候，他还说是我哄他，无论怎样也不相信的。
可是我却不能笑我的祖父及和我祖父同样的人们。他单纯，但不但单纯得善良，也单纯得勇敢，——即举一年前一个例子罢，当他一根一根积累起来，已经积聚了六十年了的准备造房子的三四百根大木材，完全被日本人焚烧了的时候，据说像昏迷了似的睡了三天之后，就又恢复了精神，说道：“重新来过！”却完全忘记他自己说这话的时候是已经七十八岁了。
2.尊敬，畏惧，敌意
冯雪峰
在我的曾祖母的时代，大概在农村还是一种淳厚的时代，——这是我的一种感觉，或者是我的一种假定，因为我生出的时候已经是我祖母在家当权的时代了。但我所以这样感觉，第一就因为当我七八岁时，我已经知道我的曾祖母早已将家庭里女人所能支配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祖母，那时曾祖母大约六十多岁，她自己就甘心地做一个纯粹的家庭劳动者，而以和善的态度指导我的祖母和我母亲。我的祖母却一直到七十余岁死时都并未将家内的政权交给我母亲，而且一直到死都和我母亲是死对头。其次最使我记得清楚的，是我祖母常以秤两不足的谷米交付修补锅子的铜匠或挑到门口来的小贩之类，因而引起纷争的时候，曾祖母总是责备祖母的，虽然全家人，除了我祖父外，都并不以秤两不足之类的事为德。……我祖父就曾以他母亲的家教教过我：“种着东西的田地里不可去践踏，小树苗不可砍拔，不可糟蹋人家的瓜果，……不可拿不干净的碗子倒茶给过路人吃，不可欺侮乞丐……”
祖父还曾经讲故事似地讲过他少时曾跟别的小孩子们一道对一个乞丐做了恶作剧的事，挨了曾祖母的一顿鞭子的。
是的，我的曾祖母们是以尊敬之心对待一切过路的人们，一切手工艺人和小贩，一切赶不到市镇去投客店的临时借宿的人们的。而对于乞丐是我们自己在吃什么就给予一点什么，并且称呼为“客人”，禁止对面叫他们为“讨饭的”。然而在我曾祖母还在的时候，就已经出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好像是县城里的官吏之类的人，带了一名警察，于黄昏时经过，说是走不得了，就进村庄来，碰巧走到我家里，说明要借宿一晚，我的祖父和全家人便都很恭敬地招待了。当初那官吏是还拿出钱来，说付饭宿费的，但我的祖父却坚决不收，说一同吃便饭，是不破费什么的，还以很亲切和尊敬的心和他攀谈。于是，那官吏，大抵看了这情形，将对他的尊敬误以为是对他的畏惧罢，忽然记起自己是上等人，立即改变态度，不仅鄙弃地不理我祖父，而且呵斥我们小孩子，还叫那警察传命令叫杀一个鸡给他吃。……这实在是“咄咄怪事”！于是引起了我祖父和全家人的惊异和反感。这当然和经济能力有关，因为一个鸡在一个农家是非同小可的，但他当初尊敬地招待他，是出于他一向对人的真心的。畏惧，那时候大抵还不很感到罢，因为那时在我们家乡还算是太平世界，但对于这样的贵客却自然是疏隔了。虽然鸡并没有杀，也未蒙受其他的大损失，可是一直到后来，我的曾祖母还说：“这种人是不知好歹的。”可见这并非畏惧，而她的精神上却受了损伤了。
自然，这一件小小的事情决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能使淳厚之风和对人的尊敬之心便因此而丧失无余了。这非有更大的根本的原因不可。何况我的曾祖母是一贯作风到死的，我祖父到现在也还是旧习气。但“乡风”确实是从此以后就大改了，例如偷贼及处理偷贼的情形，——我祖父说，在他年轻时，偷贼当然也有，但没有后来这样多，那时倘在黑夜发觉了偷贼，赶他走，看东西没有损失就算了，并不远追，更不伤他，偷贼也不反过来伤人；倘被偷了，则捉贼为的追赃，气愤时打他一顿，可决不许打他到重伤。但后来，贼也多，也厉害，打也常常有打死或至于终身残废的了。
我的祖父虽然坚持他的旧习气，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父亲将一种介在粳谷和糯谷之间的专做年糕用的，形似糯谷的谷子，充在糯谷里卖给做酒的人了，因为糯谷比较贵。我祖父知道了，便大骂我父亲道：“我从祖宗几代以来的金字招牌，都给你敲碎了。”我的父亲回骂道：“你的金字招牌还是摔到茅厕里去罢！——你不想一想，现在不是连官盐都掺水了么？”回骂得我祖父哑口无言。的确，官卖的盐店的盐，以前是从来不掺水，而且秤两是没有不足的，那招牌的硬就和那店官的官架同样具有对老百姓的威力。但后来也不了。……而我的祖母和我母亲们，对于过路人，沿门做活的钢铁匠，及小贩们，早已没有曾祖母似的那样厚情，即如对乞丐也不是每个都布施了。对于形似上等人或吏卒兵士们，则一般地敬而远之地回避，开始有些畏惧，而且也确实畏惧了。但由于一件我亲见的事情的证明，那畏惧却是从实际利害的计算出发的，并非已经真的内心地畏惧这类人们。——有一个骑马的“大老官”（老百姓对于威风的上等人而又不很佩服的称呼），在我们村旁休息，他却纵马在小麦地上吃麦苗，时当春初，一下儿工夫一大片青绿可爱的麦苗吃光了。那是我的堂祖父家的小麦，一被发觉，我堂祖父就领了全家人去赶那马了，用棍子打得那马到处的乱跑，而那“大老官”则拿起马鞭来乱打赶马的人们，人们也还手了几下，还将那马鞭也缴了过来了。
倘若那“大老官”不自知“敌众我寡”，中途和软下来，表示抱歉，恐怕会闹出人命案子的罢。但出人意料的，不但那“大老官”说了好话之后，我堂祖父们就马上和他亲善，还了他马鞭，客客气气地让他骑马走了，也并未要他赔偿小麦的损失；而且过了三天，有四个警察来到我村庄，说来提三日之前拦路辱打粮局里官员的凶犯的。这自然使我堂祖父和村人都惊吓了，虽然立即请托绅士去说情，人未被捉去，但却拿出了四十元大洋才算了结那案子。四十元大洋，在二十多年前，可是一笔大款子，因为那时一百斤老秤的谷子只能换得一元多的银洋，这在一个农家是恐怕一辈子都很难补偿的。
从此确然是怕事了，处处谨慎；但怕的是在于这样巨大的损失，而对于“大老官”们的威权似乎并未佩服或甘服，因为我常听我堂祖父及村人们说：“那种东西谁怕他！不过多么不合算呵。”
我想要使“下等人”内心地畏惧上等人，大抵是需很长的时间罢，而且真正的这样的畏惧，也恐怕不会有的。否则，历史上还会有奴隶们也会造反的事实么？何况大人们要使小民畏惧的这种要求，大抵总是和大人们的空虚与软弱开始被发觉的时候同时地发生的。然而在小民们，这却已经开始分明的敌意了。这样的事实便无须再举。而且也确实到了“人心险恶”、“男盗女娼”，连淳厚的农村也“不堪收拾”的时代了。可是，即在这样的时候，我也依然听见我的祖父说，“不会长久这样下去的，看样子，世界是总要变一变的。”每当夏夜在广场上乘凉，这样说了，便默默地去看天上的星。我记得这也是十七八年以前的事了。
1.训俭示康[1]
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二年进士。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奏呈。英宗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名《资治通鉴》。王安石新政，他竭力反对，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成书。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新黜党。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
吾本寒家[2]，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3]，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4]弃去之。二十忝科名[5]，闻喜宴[6]。同年[7]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8]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9]；亦不敢服垢弊以独不戴花矫俗干名[10]，但顺吾性而已。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11]，吾不以为病。应之曰：孔子[12]称“与其不逊也宁固”[13]；又曰“以约失之者鲜矣”[14]；又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15]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6]。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17]。嘻，异哉[18]！
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19]，农夫蹑丝履[20]。吾记天圣[21]中，先公为群牧判官[22]，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23]，五行，多不过七行。酒酤[24]于市，果止于[25]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26]、菜羹，器用瓷漆。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27]也。会数而礼勤[28]，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29]，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量月营聚[30]，然后敢发书[31]。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32]者盖鲜矣。嗟乎[33]！风俗颓弊[34]如是，居位者[35]虽不能禁，忍助之乎[36]！
又闻昔李文靖公[37]为相，治居第于封丘门[38]内，厅事前仅容旋马[39]，或言其太隘[40]。公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41]奉礼厅事已宽矣。”参政鲁公为谏官[42]，真宗遣使[43]急召之，得于酒家，既入，问其所来，以实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