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设创意城市与发展创意文化
创意经济是后工业社会的主流经济或主导经济，它不仅生产了新的创意产业部门，从而彻底改造所有的传统产业、深刻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而且还将深刻改变全体公民的生产生活观念，深刻改变理论和思想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方法。发展创意经济同时也是建设创意城市、发展创意文化的历史过程，它们之间具有互生关系。建设创意城市，不仅要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新的产业群和产业价值链的形成，而且要建设全新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杭州在现阶段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发动一场创意启蒙运动，形成建设创意城市的氛围。
创意城市是创意文化发展充分、以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为契机并能聚合创意经济能量的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创意城市并不单是经济学概念，还是文化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弗罗里达认为，就像再强大的引擎也要有一个底盘才能让它的强大动力发挥出来一样，经济系统也需要一个能够管理它的机构和社会体系，否则就无法完全释放自己的潜能。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发展创意产业所面对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的创意社会，让它来疏导创意经济的能量大潮。对此，弗罗里达给出了一张创意时代议程表，里面包括“完全释放每个人的创新能力”、“为创意基础设施投资”、“重视高校建设，改进教育体系”等行动纲领。
创意蕴含很深的人文精神，它们赋予商品观念价值，以文化引导或迎合消费，追求人的创造和消费需求的独特性，具有智能化、特色化、个性化、艺术化和人性化的特征，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生产。这种属性和特征决定其发展必须依赖于人文环境的建设。加拿大学者查尔斯·兰德利（Charles Landry）指出，进入创意时代，文化从经济发展的边缘向核心位置转移，地区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文化和人才的包容性、同情心。具有包容性的文化环境等非正式制度代表了一种正外部性，给创意和创新活动提供平台。美国城市社会学的洛杉矶学派（L.A.School）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城市便利论，认为城市发展的推动力在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向便利性高的城市——富于多样性、宽容度、有多种生活方式可供选择的城市——集中的趋势。弗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指出，创意产业在当代经济中的异军突起表明了一个职业阶层的崛起。美国社会已分化成四个主要的职业群体，除了农业阶层、工业阶层、服务业阶层以外，创意阶层正在悄然兴起。创意阶层分为“具有特别创造力的核心”和“创造性的专门职业人员”两部分。前者包括科学家、大学教授、诗人、艺术家、演员、设计师、建筑师、小说家、编辑、文化人士、咨询公司研究人员以及其他对社会舆论具有影响力的各业人士，他们的工作是“创造新观念、新技术或新的创造性内容”；后者包括高科技、金融、法律及其他各种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专门职业人员。[16]创意阶层的人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始终保持创新的想法和冲动，具有发现表面离散的事物间的内在关联的能力，具有原始创新特别是集成创新的能力；崇尚创造实现人生价值的价值观，尊重与发展个性，选择职业时除关注工资以外还特别重视工作的意义、工作的灵活性；喜爱开放和多样化的社会环境，重视社会认同感，重视不断学习与掌握新知识新技能。弗罗里达用他设计的欧洲创意指数对45个国家进行评级后指出，吸引或者夺走创造性人才的是城市本身，而不是它们所在的国家或设在那些城市里的公司。有魅力的城市必须具有包容性和多样性等品格，人们可以从中发现与自己兴趣爱好相一致的亚文化团体，找到文化归属感，并取得学习和相互启发的机会。
建设创意城市事实上也是构建创意场的过程，这个创意场是创意启蒙的温室。日本管理学家野中郁次郎将知识创新的场所命名为“巴”，它是知识分享、知识创新和知识使用的“场”。“巴”既指物理的场所，如办公室、饭桌以及其他商务场所，也指虚拟空间如网络，还包括精神空间如经验、观念和理想等。野中郁次郎指出，与其说“巴”是一个容纳知识和容纳有知识的人的物理空间，不如说“巴”本身就是知识，知识创新的过程就是创造“巴”的过程。[17]城市创意场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构建学习型城市或学习便利性城市。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受到人力资本的学习积累机制与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的共同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边际生产率持续递增机制。人力资本的学习积累机制即“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边用边学”（learning by using）、“边培训边学习”（learning by treaning）“三学”机制，一方面带来知识、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技术进步，使企业投入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致使其他企业的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积累也增加，于是其他企业的边际生产率也不断增加，从而促使整个经济持续增长。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城市，即是能提供最佳“三学”机制的“宽容社区”。
（四）构建多中心城市空间与治理结构
英国伟大的城市规划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田园城市理论，旨在构建一种布置在永久性绿色矩阵中的“城镇群”——一个多孔的、可渗透的区域综合体。田园城市（社会城市）是空间多中心协调一致的基本模型，是一个可以生长的、能够不断自发扩展的城市模型。基于对世界城市的广泛研究，芒福德又指出：“现代城市必须体现的，不是一个神话了的统治者的意志，而是其市民的个人和全体的意志，目的在于能自知、自觉、自治、自制、自我实现。”[18]作为一种组织的政府和城市管理机构，它的发展规模有一个极限。正是基于对组织有限性的认识，霍华德和芒福德提出了多中心的都市区空间发展模式。而这种多中心的都市区发展模式必然是以多中心的治理为基础的。
杭州网络化大都市规划的理论基础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目前在空间上初步规定副城、组团等多样的区域中心，但由于没有建立起一种完全的多中心行政体制和治理结构，致使实践效果还不理想。应通过将副城、组团镇乡撤并，调整区级行政区划等办法建立适宜的、完全的区域中心治理主体。
注释
[1]人均GDP测算分为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两种，中国一般通行前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用汇率法测算一般低估，用购买力平价法测算则高估。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均GDP测算又以户籍人口为基数，而沿海较发达城市的户籍人口一般仅占常住人口70%以下，有的甚至在30%以下。2008年，杭州户籍人口667.6万，常住人口796.6万。
[2]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称作增量资本产出率，又称边际资本产出率，即投资与GDP增量的比率，亦指每增加单位GDP所需投资倍数。
[3]吴敬琏：《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洪范评论》2004年第2辑。
[4]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委员会：《中国城市化率现状调查报告》，2008年12月。
[5]“一城”即“生活品质之城”；“七中心”即国际旅游休闲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长江三角洲创新创业中心、长江三角洲综合交通物流中心、长江三角洲先进制造业中心、长江三角洲现代服务业中心和浙江省经济文化科教中心。
[6]孙立波：《杭州市人口现代化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
[7]耿强、蔡琦玮：《长三角地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检验》，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2005年。
[8]John Friedmann，The Prospect of Citie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
[9]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10]皮埃尔·拉罗克等：《21世纪社会保障展望》，华夏出版社，1989年。
[11]1999—2008年10年间，不计价格变动因素，中央财政收入增长12倍，规模企业利润增长17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2倍；浙江省财政收入增长7.2倍，规模企业利润增长12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2.2倍，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1.6倍。
[12]戈登·怀特：《公民社会、民主化和发展：廓清分析的范围》，见《民主化》（英国）1994年第3期，第375—390页。
[13]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83—284页。
[14]仇保兴：《城市定位理论与城市核心竞争力》，《城市规划》2002年第7期。
[15]Richard Florida，City and the Creative Class，New York：Rouledge，P.28.
[16]Richard Florida，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New York：Basic，2002.P.69-70.
[17]野中郁次郎等：《组织知识创新的理论：了解知识创新的能动过程》，见迈诺尔夫·迪尔克斯等主编：《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8]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