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献君 周进
一个国家的教育史也是一部追求教育理想、践行教育理念的发展史。建国六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伴随着社会主义教育理念的现代化探索与实践，以超常规的速度实现了由乱到治、由弱至兴的跨越式发展，教育改革步履迅捷、成就斐然。当前，国家确立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两个战略目标，形成了两大战略支柱，并适时提出了“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加快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这一新的历史使命，这意味着，一种新的理念正在打开中国高等教育战略设计的视野。
理念创新是改革的先导，回顾六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理念的演进历程，从历史与现实中把握未来，是探索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理念体系的先决性条件。
一、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我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变迁
法国著名学者涂尔干在研究教育思想的演进时提出：“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征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教育的转型。”[1]这也是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应取的角度。笔者认为，六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发展大致可以改革开放为界，前后划为两大时期，根据理念变迁的特点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包括两次重大历史转向。
第一阶段：1949—196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念的初创探索期。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环境的重大变革促使高等教育进行第一次整体转向——从旧教育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教育，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教育理念体系，强调教育服务政治与培养“专才”。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教育理念与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工业化建设是相适应的，突出表现为政治意识与教育的嫁接，由此开辟了一个以政治家的策略和理想为主导的时代。在此阶段，高等教育理念一方面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具有政治性与工具性，另一方面同世界教育现代化发展潮流相隔绝而带有过渡性与保守性。
第二阶段：1966—1976年，是高等教育理念的封闭动荡期。“文化大革命”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通过政治运动大搞教育革命，推行工农兵学员“上、管、改”，高等教育充斥着“两个估计”和“反修”、“防修”思想而受到严重破坏。新中国成立初形成的一些曾推动过高等教育发展的理念被人为扭曲，教育的政治性恶性膨胀。
第三阶段：1977年至今，是高等教育理念的恢复重构期。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促使教育理念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转向——从“政治挂帅”过渡到“为经济建设服务”，致力于高等教育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实施“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高等教育在“三个面向”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广泛借鉴世界先进教育理念，不断突破教育发展的思想樊篱和体制性障碍，建立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人文化、社会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的教育理念体系，积极推进高等教育民主化、大众化、法制化改革，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供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六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念总体上沿着“由外至内、由表及里、自上而下、由分到合”的路径运行，即从注重教育外部因素到体现内在规律；从模糊认识到相对理性；从单一、零散的教育理念衍生为系统化、多元化的理念体系。依据理念的产生机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外生转换性理念
“外生转换性理念”体现了我国对世界高等教育理念的借鉴和吸收。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具有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特征，经历了由取道日本、欧美到借鉴苏联，再到模仿美国；从“横向移植”到“有选择地借鉴”的变迁过程。“窥西学之精，为我所用”可谓百年高等教育理念发展之主要路径。改革开放以后，诸如“服务社会”、“大学自治”、“通识教育”、“国际化”、“民主化”、“教育可持续发展”、“终身教育”等各种国际教育理念纷至沓来，并在制度转换中实现了“中国化”。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三种：
1.“面向社会”
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威斯康星思想提出高校应走出“经院模式”的象牙塔，全方位、多角度地为社会提供直接服务，促进教学科研与实践一体化。“服务社会”作为高等教育的第三大功能，自产生起就引导着世界高等教育理念的变革。
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理念的转换是伴随着国家经济复苏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初，为服务科技与工业经济发展，高校主要以“教劳结合”、“多样办学”等方式面向社会，建立供师生从事劳动与科研加工的校办产业，取得了一定社会效益。但这种政府支配下的“社会服务”是指令性的和被动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高等教育社会化改革迅速展开。从办学层面看，起步最早的是高校后勤管理与就业分配制度的“社会化”。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相继出台，高校后勤部门从国家拨款的行政管理单位转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就业制度由国家“统包统分”向“自主择业”转变，并于1997年完成了高校招生、收费和就业的并轨改革。90年代初，我国启动了教师人事管理“社会化”，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建立新型的教师管理体制，教师终身制和人才流动壁垒被打破。2000年《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催生出一南一北的“北大方案”和“中大改革”，各大高校纷纷以“渐进式改革”方式推行教师聘任制，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从国家层面看，“面向社会”主要体现在办学自主权的松动上。1979年苏步青等在《人民日报》呼吁“给高校一点自主权”后，国家逐步淡化隶属观念，1998年出台的《高等教育法》第11、12条规定：“高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鼓励高校与社会组织协作互补，提高资源利用率。“面向社会”理念由此确立。
“面向社会”是六十年来涉及面最广的教育理念。改革开放为“面向社会”提供了制度环境，高校自身发展又使社会服务成为教学科研的实现载体和互动目标。社会是高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基础，服务社会、引领社会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所在，更已成为增强高校办学活力和促进人才培养的有力手段。然而，随着大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高等教育也承担着日益增多的社会职能，从而越来越偏离了“育人”这一基本前提和目的。当前，我国集权式管理观念尚未转变，高校自我约束机制仍不完善，与“面向社会”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对社会服务的“范围”和“限度”缺少理性分析：或直接与创收相联系，或与人才培养相分离。必须进一步澄清认识，积极探索“面向社会”的办学机制，促进教育与社会良性互动、健康发展。
2.“高等教育国际化”
这一理念的雏形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埃及盛行的“游教”和“游学”之风，随后兴起于欧洲。
20世纪4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倡导广泛开展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观念引入高校职能之中。当前，“国际化”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和基本理念。
新中国高等教育六十年的发展可以说是国际化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全面效仿苏联；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政府向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此后，我国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迅速展开，对外开放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21世纪以来，我国高校高度重视观念更新和制度借鉴，强化跨文化交流，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加强国际学术互动；积极向各国开放国内教育市场，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不断拓宽联合办学渠道，在合作中参与国际教育事务，加强多边合作，大胆吸收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提高了我国高校的国际学术地位。
大学负有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使命，而探索真理和发现知识本身就是一项没有国界的、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高等教育国际化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才”的国际化，增强国家的软实力。我们必须善于吸取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具有国际眼光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在推进国际化的同时保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立足中国实际，把握时代需求，建设富有本土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体系。
3.“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思潮产生于国际上对于自然资源、环境及人口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探讨，随后渗透到了教育领域。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应保持、加强和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基本使命和重要作用，特别是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的使命。”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列入科学发展观，成为我国构思教育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
“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以人为本，关键是全面协调，核心是科学发展。这一理念表明，高等教育必须体现人与自然、社会相和谐的本体价值，既要“瞻前”也要“顾后”；既要持续、稳定地与经济协调并进，又要保证自身发展的延续性、教育理念的前瞻性、教育生态的平衡性、教育结构的协调性和教育功能的整体性。自1999年扩招以来，我国仅以不足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然而，当前国内人均GDP尚不足3000美元，国家教育经费投入难以支撑日益扩张的教育规模，高等教育公平与质量问题十分突出。实现“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必须将教育发展重心转移到提高质量、走内涵发展的道路上来，促进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统一；高度重视高校战略管理，致力实施中长期战略目标规划，克服教育发展的盲目性；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立足点，促进教育公平，体现高等教育对人的成长的全程关怀，发展“终身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最终促进教育、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政治嫁接性理念
“政治嫁接性理念”体现了政治家的教育理想和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现代大学已成为支撑社会发展的“轴心机构”，以至于越来越多地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向一种由国家控制的法人官僚机构发展。这种官僚化特征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尤其显著，政治家的经验决策和权威性的行政指令通常主导着教育理念的活动方向，并反映在国家方针政策和政治家的教育理想中。六十年来，政治与教育以政策为中介，嫁接而成了“教劳结合、服务政治”、“红专结合、全面发展”、“教育为经济服务”、“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等理念，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念有三个：
1.“教劳结合，服务政治”
“教劳结合，服务政治”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体现国家政治意志、巩固党的政权、服务经济生产而提出的高等教育理念。马克思认为，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具有阶级性，并为统治阶级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8年毛泽东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首次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2]同年，他在《工作方法》（草案）中，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举办工厂或农场，实行“自给或者半自给”，试办“半工半读”高校。高等教育逐步向工农开放，以“两腿走路、多样办学”的形式，促进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在教学上重视实践环节，1961年出台的《高教六十条》规定，学生每年要参加一至一个半月的生产劳动，大力提倡勤工俭学，“劳动育人”。[3]
“教劳结合、服务政治”是六十年中影响最深远、分歧最大的教育理念。从政治与经济层面上讲，它要求教育为劳动者服务，学校为政治需要服务，对促进国家工农业生产和维护政治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是新中国成立初高等教育的理性与现实选择。而就教育层面看，由于在实践中过多强调生产劳动，以经验技术的传授代替学科理论的系统学习，难以保证课堂教学的合理和正常进行，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这种以“政治论”为哲学基础的理念导致了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政治化和国家工具主义的盛行，人的个性发展倍受制约，高等教育在政治权威的桎梏中丧失了自身独立发展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