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风的含义
文风就是文章的作风。
文风作为文章的作风，指的是从文章的内容、结构、表现方式等要素中实际体现出来的作风。这种作风是民族传统、时代风尚和作者立场观点、思维方式和思想作风等等在写作中的综合反映。
一、民族传播的影响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传统。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在语言和文风上都有它的特点。鲁迅说：“法人善于机锋，俄人善于讽刺，英美人善于幽默。”（《准风月谈·“滑稽”例解》）
歌德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于道德。”（《歌德谈话录》）
这种民族的特殊性总会在作者自己的文章中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来，给文风打上鲜明的烙印。
某个时代、某篇文章的作者可以、也应该吸取和借鉴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作者们成功的写作经验，但他势必不能脱离自己民族传统的轨道。因为文章作为反映生活和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作者写作时总要自觉不自觉地顾及读者的思想、感情、性格、心理、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等；否则，他的文章就很难得到社会承认为人们所接受。因此，文章的民族性愈鲜明、愈独特，它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也就愈强。
二、时代风尚的影响
文风不但受着民族传统的深刻影响，而且还受到一定时代风尚的影响。任何一个作者都是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的，他不可能遗世独立，超凡出尘。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尚、文化风尚等，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当代作家的生活道路、写作倾向和审美意识，从而使文风带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关于这一点，刘勰早就有所阐述，他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朴实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他看来，文章的变化和社会风气互相熏陶，文学的盛衰和时代的变迁相联系。
文风和时代的密切关系是早已被写作实践所证明了的。例如世人称道的“慷慨而多气”的“建安风骨”，正是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所使然。鲁迅对此作了如下分析：
“‘慷慨’就因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又如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大力倡导清除六朝骈体文那种晦涩艰深、浮靡绮丽的流弊，提倡“惟陈言之务去”，要求文章必须言之有物，使唐代文坛的风气为之一变，这也就在客观上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改革和经济文化发展繁荣的需要。即使到了当代，文风和时代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文革”十年动乱，“帮”八股流行，时代的悲剧造成了文坛的悲剧，“假、大、空”，“高、大、全”几乎成了这个时代文风的主要特征。这种恶劣的文风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污染了人们的灵魂，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三、作者立场和思想作风的影响
文风还和作者的立场观点、思想作风等等主观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在一个时代的文章整体中显示出来的基本倾向。而这种基本倾向总是由一篇篇具体文章汇合而成的，离开具体文章和具体作者，也就没有文风可言了。特别是那些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文章作者和作品，更是我们在研究文风时要特别注意的。
第二节 文风的特点
由文风的来源可以看到文风的特点：社会性、民族性、历史性和倾向性一、社会性
文风作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带有倾向性的文章风貌和写作风气，并不是一两个人呼风唤雨所能造成的，而是由许许多多人的文章汇集而形成的。虽然某个知名的作家或某篇成功的文章会对整个社会的文风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但是终究不可能左右文风总的倾向和趋势。此外，当一种文风形成以后，它又会给众多的作者以一定的影响。一般而论，作者总会在自己的文章里以不同形式、从不同角度顽强地表现时代和社会的状况和风尚。文风一方面既要在作者个人的文章中具体体现出来，同时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影响每个作者的写作，这就使文风具有了社会性。
二、民族性
文风的民族性这个特点是在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熏陶和影响下，通过历代作者长期写作实践而形成并体现出来的。反映本民族的生活题材、思想意识、道德风尚、性格情绪等，这是民族性在文章内容方面的体现。从形式方面来看，民族语言的特点对文章风貌的影响最为重要。如汉民族语言高度的概括力和丰富的表现力，和表现在语言结构上讲究和谐、对称、均衡，并运用排比句式和对偶句式较多，成语典故较多以及句子短而富有变化等等形式，这都是有别于其他民族语言的显著特征，而彰显着其文章的风貌。还有，用汉语写成的文章在体裁、结构、表现手法等方面，也都形成了许多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
三、历史性
文风的形成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纵观文风形成的全过程，可以看到它既分阶段性，又有延续性。所谓阶段性，是说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文风，它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谓延续性，是说一定时代的文风不仅要受到过去的影响，同样也会对将来的文风发生作用。如六朝文风浮靡，其危害并未随着六朝覆灭而消失，初唐时期依然受着这种不良文风的影响，直到中唐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兴起，才逐渐扫清六朝浮靡之风，树立起清新质朴的文风。晚唐“古文运动”渐趋式微，宋初骈俪之风又起，然后经过欧阳修和苏轼等人不懈努力，力挽颓风，终于又开创了一代新的气象。因此，充分认识文风的历史性特点，对继承发展优良文风和批判清除不良文风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倾向性
文风作为一定时代文章风貌的总表现，它受民族、传统、时代、阶级以及众多作者个人因素等等的影响，也必然会体现出某种相应的倾向性。从总体上来看，大致可分为健康优良的文风和颓废腐朽的恶劣文风两种。凡是政通人和、天下安定，文风亦便清新活泼；反之，政治混乱、世风日下，文风亦随之浮靡衰朽。先进的阶级则要求文风体现出昂扬、奋发、积极、乐观的倾向；而没落阶级的腐朽意识则往往导致文风的虚伪、晦涩和消沉、堕落。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代里，不同文风往往同时并存着，此消彼长，斗争激烈，时而这种倾向占上风，时而那种倾向成主流。这种现象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风尚、道德观念、民众心理、经济状况、文化水准等等，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第三节 文体和风格
文体和风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文体
1.文体是文章的体裁 所谓文体，也就是文章的各种体制样式。文章是人类反映客观事物、传递信息、表达思想而用书面语言组成的篇章形式，它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我国历史悠久，为适应人们交往的各种需要，文章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同文体应运而生并日趋丰富多样。所以，文章写作的繁荣也带来了文体研究的不断创新，经过长期的研究，人们发现由于思想内容、思维方式、表现手法以及功用目的、意蕴旨趣的不同，文章可分为不同的体裁。
文体研究是不同文章的体制、样式的特殊规律的概括。当这些规律被我们认识并掌握后，写作时就可以根据文体的不同特点来进行选材、构思；同时在阅读时也可以根据文体的不同特点，细细考察比较作者所采用的结构、表达方式和语言等是否符合他所选用的文体的要求。比如，我们如果懂得议论文的主要任务是说理议论，所举事例仅是用来阐明观点和道理的一个论据，它不需要、也无必要对事物的形象进行细致的铺叙描写，只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把事例讲清楚就行了。又如，应用文的语言宜准确、平实、简明，若大量运用文学笔法，语言华美艳丽、夸张雕饰，就会引出许多问题来。由此可见，明辨文体，以掌握各种体裁的不同特点，对于我们写好文章是十分重要的。
2.文体的发展 文章的各种体裁是人类在长期写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稳定性；但这并不等于说文体是凝固不变、世代如此的。文体在形式上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它会因时而变，也会因事而变。就以人们比较熟悉的散文为例，古代对散文这种体裁的认识且不去说，即在现代，散文被看作是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而同属于文学范畴的一种体裁。起先，举凡杂感、日记、书信、速写、游记、通讯、特写、回忆录、报告文学、科学小品、人物传记等，皆可归在散文的名下。但是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体裁日趋成熟，显示出明显的独立性；于是逐渐从散文的“母体”中脱胎而去，自立门户，别为一体，如报告文学、通讯、人物传记、长篇回忆录、某些科普作品等。这就显示出文体是在不断发展的。
同时，文体的发展变化又不可能是爆发式的，而是由一点一滴的量变到焕然一新的质变。新文体和旧文体在形式上一般有着继承关系，但究其变化的根本原因，实在是由于内容表达的需要。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分化时，鲁迅心情彷徨而又满怀希望，为了打击敌人，他写下很多杂文，以他为代表创造了现代杂文一体。鲁迅的杂文犀利如匕首，尖锐若投枪；但是杂文是古已有之的东西，就是像鲁迅那样的讽刺杂文，早在唐末陆龟蒙、皮日休、罗隐等人手里就出现过。如果再往前追溯，我们甚至可以把《庄子》书也看成杂文，所以杂文一体也不是鲁迅一人独创的，它源远流长。
一方面文体是发展的，另一方面，文章的各种体制样式又是得到社会承认、约定俗成、不能随意改变的。因此，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应遵循它们各自的特点，有继承，有创新，以免文不得体，贻笑大方。
3.量体裁衣，避免僵化 文章因其特点不同而分为不同的体裁，但从文体分类的角度看，人们对许多文体的概念的理解并不一致。特别是对于那些“同”大“异”小的相近文体，或具有“边缘性”、“两栖性”和“交叉性”的文体，倘若具体说到某一篇文章，有时就很难确断归属。我国当代杂文作家秦牧说：“自然，不管是粗分还是细分都只是大体的一个区别。文学体裁的区分决不像一块木材和一块铁那么容易截然分别。世界上许许多多事物都存在着‘交叉状态’，动物和植物之间有这种情形，陆生动物和水生动物之间有这种情形，文体也有这种情形。”（《散文创作谈》）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除了区分各种文体的界限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外，不同文体间的相互交融、渗透和影响不仅是经常发生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好现象，因为从中可以产生出新的文体来。因此，我们不仅要辨识文体，量体裁衣，按体写作，还要恰当地相互融通借鉴，避免僵化。
二、风格
1.风格是文章的艺术特色 讲到风格，人们便会马上想起法国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德·布封的一句名言：“风格即人。”（《论文章风格的演说》）这句话过于概括，我们可以用一句更为浅显通俗的话来给风格下个定义，即：风格就是文章艺术特色所体现出来的作者本人的艺术个性。
文章的艺术特色是能够感觉得到，概括得出的。它们各不相同，迥然而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朱自清和俞平伯同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的散文的比较中得到证明。他俩在同一时间，同一条画舫上泛游南京秦淮河，但写成文章，风格却全然不同。朱自清在文章中即景言情，通过秦淮烟月的描写，抒发了不能自已的感情；俞平伯却是即景言理，从哲学的角度叙说自己精神上的感受。一个言情，一个言理，当然首先是内容上的区别，同时显示出风格上的区别。
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以其独特的艺术特色称誉于世，如“（孟）郊寒，（贾）岛瘦”、“韩（愈）潮，苏（轼）海”、“苏（轼）旷，辛（弃疾）豪”等。即以现代散文而论，许多作者别具特色的风格，我们也很容易就能体味到的，如当代一些作家的作品，热烈豪放，似奔腾呼啸的江涛海潮；而冰心、朱自清的作品，却悠扬委婉，似余音袅袅的夜半箫声；杨朔散文的诗情画意，令人陶醉；秦牧散文的浮想联翩，给人启迪。这些不同的艺术特色就构成了不同作者的不同风格。
风格是读者辨识作者的重要依据。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者，即使他的文章不标上自己的名字，读者也能观其文而知其名。因此说，风格具有作家鲜明的个性。例如鲁迅创作的大量杂文，迫于当时险恶的环境不得不经常变换笔名，但是留意的读者依然能判断出这些不同题材、不同笔名的杂文的作者是鲁迅。读者之所以会有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判断力，正是由于极具个人特色的“鲁迅笔法”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