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将国家与社会视为互动过程中的两个对等的主体，有助于站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合作的视角上提出解决方案，有助于解决当前三农问题。
第四，有利于推动乡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乡村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如何扩大和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使农民在所在村庄真正当家做主，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问题。”而新农村建设以来，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忽视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践取向。
根据政治学基本理论，民主“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即通常所说的国家形态的民主；二是基层社会层面，即通常所说的非国家形态的民主”。新农村建设中“管理民主”的目标诉求不能也不应该定位于社会层面的民主，而更应该重视“如何把村民自治的民主政治实践推广到村以上更高一级，形成一种既能为公民认同又能获得党和政府认可和支持的直接民主制度，这将是关涉是否可以形成中国民主政治制度路径依赖的大问题。”传播学对乡村治理的研究基于国家与社会合作的视角，这将有利于以管理民主和乡风文明为目标的乡村治理改革研究，有助于推动农民参与基层政治，表达自身利益、影响公共决策，也能为政府治理范式转换的实践提供参考。
近十余年来，针对乡村治理的现实，多个地方政府曾推动改革创新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这类创新案例多达120多起，尽管这些创新活动取得积极成效，但多数往往未能可持续发展。解决现实问题，一方面需要制造良好、宽容的社会氛围，让各个基层政府自主创新。另一方面，需要理论界学术界深入基层总结研究，不断推动创新活动向前发展。传播学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无疑是一种视角的创新，这必然会产生理论上的创新，从而能为乡村治理的实际运作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和咨询意见。
第二节研究现状
乡村问题研究是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备受关注的“显学”，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学术机构从不同学科角度出发，对中国乡村治理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充分体现了学者们对乡村治理问题的现实关怀。考虑主题研究范围所限，本书不可能对相关所有理论成果进行详尽的论述，只能对涉及与本书论题相关的研究成果，比如乡村治理研究、三农传播研究、乡村治理中的传播研究等进行简要总结和述评。
一、乡村治理研究
“对我国乡村社会及乡村治理进行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是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最早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是一些国外学者。”如美国学者卜凯（John Buck）、库尔普（Daniel H.Kulp）、韩丁（William H.Hinton）、加拿大的伊莎贝尔·柯鲁克等人。与此同时，一些国内的政治力量和学术团体，或出于政治的需要，或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也开始关注乡村社会，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根据《民国时期总目录》的粗略统计，在1920年至1949年间，中国出版的有关中国乡村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达250多种，涉及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到80年代初，“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和农民问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除了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主题外，到1979年前，在中国境内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基本停顿下来。”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逐步成为学术界热点，研究呈现多元化和精细化的特征，多学科领域介入并取得丰硕成果。
“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社会。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开始研究治理理论。90年代后期，提出乡村治理概念，尽管涌现了一些成果，但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完善、成熟的理论。乡村治理研究可分为国家政权与乡村治理、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农民与乡村治理研究三方面。近几年关于乡村治理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人合著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徐勇的《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和与徐增阳合著的《流动中的乡村治理》；王振耀的《中国村民自治理论与实践探索》；贺雪峰的《乡村治理与秩序——村治研究论文集》和《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项继权的《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房价泉村治研究》；彭勃的《乡村治理：国家介入与体制选择》（2002）。关于区域乡村治理模式研究主要有：秦晖的《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聚落与乡村治理：关中与广东之比较》；《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究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清初至民国关中农村经济研究之二》和贺雪峰的《关中农村调查五题》、《关中农村调查随笔——兼与荆门农村的比较》等。
乡村治理中存在哪些问题？首先是农民流动，绝大多数农民未经商品化的培养便直接投入现代化的浪潮，是中国乡村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农民流动是联结外部输入与内部发展的重要媒介，但同时也存在着流动中的乡村治理的困境问题：
有流动无发展——乡村发展的“空心化”；有流动无突破——乡村结构的再复制；有流动无安宁——乡村秩序的失衡性。其次是乡村治理主体——农村基层治理的危机，或者如有些学者分析的村庄权力合法性受到质疑。中国现阶段基层治理与“现代公共治理”尚存在一定距离。“国家政权建设”并没有导致现代意义上的基层政权产生，它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关系——公共权威和村民的现代性关系。
更多学者探索了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和模式。一方面需要变革，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和在“城市本位主义”基础上形成新的农村治理体制。村庄作为国家权力与民间权威的交汇场所，村庄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的变化导致农村权力结构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本身既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基层的发展，也是农村社会治理制度变迁的过程。另一方面，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动力源于农村社会内部力量。农民组织、文化建设、老年人协会、公共品供给等诸多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文化和社会方面防止农村和农民的过度边缘化，改善和增加农民的福利待遇，优化公共政策。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核心就是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文化感受能力，使农民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就具体乡村治理模式而言，有人将中国农村分为北方农村、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对村治模式进行研讨，提出了宗族主导型、家庭联合主导型、原子型等三类村治模式。还有人依据国家治权、乡村精英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提出四种乡村治理模式：专制——自治模式、独裁——剥夺模式、集权——政治运动模式和乡政——村治模式。乡村社会的秩序取决于国家治权的配置方式、乡村精英的权威基础以及农民的行动逻辑；乡村社会经济状况取决于国家治权的目标、乡村精英的品性和农民经济活动的自主性，等等。
二、乡村传播研究
乡村传播研究包含哪些内容？有学者指出，乡村传播学以发展中国家乡村社会及其乡村社会与外部之间的信息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关注以信息为核心的乡村传播系统中受传者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个人和群体的权利的问题，借助对信息内容、信息传播渠道以及影响力的研究，解读信息时代中乡村社会的内在变迁机制、变迁趋势及其外在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乡村传播学研究处在起步阶段，就中国而言，主要的研究成果还集中在原有的农业推广机制的变革、大众媒介对农业科技政策传播的影响力、村落内部的舆论领袖的作用（包括农业经纪人、农村新的精英分子等）、农村合作组织的研究、村民大众媒介接触率研究，以及农民进城后的各种现状研究等等。
乡村传播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说三农问题的传播学根源何在？三农传播的现状主要表现为农村传播主体的传送者，大体上是一种精英主导下的灌输论者，农民接受外界信息能力整体偏低、接受信息严重不足；农村媒介系统依然是传统型的，使得农村信息交易成本高、信息流通迟缓、效率低下；落后的传统农村信息与来自城市的信息共存并激烈冲突着。相应的对策是改变传播者的传播观念和传播方式，尽快提高农民的媒介素养和文化素质；增加对农村，特别是农村各类媒介系统的投入；改善农村信息质量，让先进的科技和文化成为农村信息的主流。
“三农”问题的传播学根源是社会生产力、历史与国情三方作用形成的传播障碍与隔阂，其外在表现是城乡之间信息鸿沟过大、农民阶层处于失语状态，农民获取信息成本过高三个相互关联层面。目前农村传播图景正发生着裂变，城乡之间依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传播容器。在城市的强势话语霸权下，异质的乡土文化体系由于经济力量的不足而在事实上失去了正当的权益和表意的机会，他们成了被忽视、被歧视、被遗弃的一个“超级”群体。农村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与主流话语体系将其排斥到边缘地带无法分开。事实上，正是由于媒介在市场的裹胁下对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选择性放弃，助长了这三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趋势。
大众传播如何影响乡村社会？在农村，发展迅速同时又拥有高接触度的大众传播对于观念变迁的影响并不明显，甚至不如人际传播。人际传播对农村交往格局产生的影响更大。广告对于农村受众在经济生活上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在经济生产上的影响力甚微；受众在接受与自身利益关系密切的信息时，首选的媒介是纸质媒介；对于纯经济信息，受众的关注程度不如对政治性经济信息的关注程度高；受众对其满意程度也不够高等。
如何通过传播的介入解决三农问题？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的干预应该有可能改变农民群体在传播体系中的边缘现状。也有人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传播学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激活农村传播容器；积极推进自然村落的分界与重组，合理规划农村传播路径，从空间角度降低社会信息交易成本；加强农村媒介系统、农村教育文化建设，实现农村传播主体的创造性转化。这三个方面应齐头并进、统筹安排、协调推进，不可偏重任何一方。还有人强调了网络的重要性，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对于中国农村居民的现代性有独立的预测作用，特别是上网相比其他的媒介使用能更好地预测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的现代性。这给“传播与人的现代化”命题增添了网络时代的新的注解，充分地说明了在我国农村大力推广和普及网络的重要意义。
国外关于乡村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传播学领域，具体包括关于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社会发展的传播。关于乡村经济发展的传播方面，美国农业社会学家瑞安和格罗斯于1941—1942年间在对杂交玉米技术的传播进行调查中发现，接受该技术的人数与时间分布呈S曲线的趋势发展。罗杰斯1962年出版的第一版《创新的扩散》就是对拉美乡村经济发展的研究的成果；罗杰斯进一步研究S曲线的同时提出和完善创新扩散理论。罗杰斯认为，“扩散是创新经过一段时间，经由特定的渠道，在某一社会团体的成员传播的过程”。创新扩散模式包含创新、传播渠道、时间、社会系统四个因素。在时间维度下，根据创新性将采纳者分为创新者、早期采纳者、早期大多数、后期大多数、落后者五类人群，在社会系统下，包含社会系统范围、系统规范、系统结构等。
近年来，欧美学者对乡村传播的研究逐渐由乡村经济发展领域扩展到乡村社会发展领域，世界银行2002年出版的《缩减城乡传播的距离》一书注重乡村传播过程当中个人与社会代价的问题英国学者Cees Leeuwis于2004年出版的《乡村创新的传播：对农业扩散的反思》一书，在考察了乡村传播研究中的创新扩散理论与行为学习理论后，直接将视野着眼于21世纪，研究乡村传播发展，包括食品安全、全球化、市场自由化、多功能农业、管理链和知识密集等方面。这些研究表明，随着媒介转型历史时期的到来，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研究者在研究乡村时开始从“历史—当下”、“宏观—微观”双重视角分析乡村传播的社会环境。乡村治理中的传播研究
曾任美国白宫对外联络主任的戴维·格根曾说：“如果没有新闻界的合作，我们不可能渡过那么多难关。……如不透过新闻媒体的过滤，让‘正确的故事’流出去，这个政府根本就无法治理。”可见现代社会，治理与传播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