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象山县境内盐区自钱仓由爵溪折而南至石浦，迂回二百里，灶舍环列其间。民国9年，象山玉泉场有卤场16处，具体是：番东舍卤场（灶10座）、番西舍卤场（灶12座）、鸡鸣舍卤场（灶不详）、金东西舍卤场（灶64座）、蒲东治岙舍卤场（灶2座）、中泥上下舍卤场（灶12座）、南堡舍卤场（灶6座）、岳头舍卤场（灶1座）、杉木洋舍卤场（灶5座）、溪沿舍卤场（灶3座）、胡大舍卤场（灶7座）、小乌东卤场、塘岸厂卤场、新沙厂卤场、双沙东西卤场、火灼厂卤场等。民国元年，玉泉场设有管理盐务的行政管理机构玉泉场公署，公署总管称盐事长，下设员司5人。玉泉场公署编制定为三等，由北京政府印铸局颁发正方形玉泉场公署铜印一枚，属台属督销局管辖。民国4年，玉泉场署盐事长改称场知事，有文牍、会计、征收、稽征、书记各1人，公役2人，场警5人。民国8年，玉泉场公署因其所在地丹城离产盐地遥远，遂移至石浦。
宁海县南濒三门湾，海域宽广，滩涂辽阔平坦，宜盐资源丰富。截至民国，由于三门湾为浅水海岸，港内无巨川大江，属淤涨型岸滩，滩涂淤涨甚速，使得内场日趋衰落，县境南乡外场盐区扩大迅速。根据1914年与1930年图件对比，三门湾下洋涂滩尖0米线，向东西延长外涨1500米。是时，由于该地长亭盐场公署仍设在长亭镇，鞭长莫及，造成盐政废弛，以致私坦遍地，野灶林立，有禁不止，产区也逐渐由西向东扩展。据有关资料显示，民国4年，宁海长亭场的组成是：外场六团包括舜岩、上廒、三岔、月边、尖坑、花屿等，内场仅存三团，包括南山、岸山、松岙等。其中，盐田面积共计1788.4亩，煎灶55座，晒坦30块，灶丁749人，额产盐4.2万担。民国11年，宁海长亭场产区分舜岩、上廒、三岔、月边、尖坑五处，废花屿，内场仍有南山、岸山、松岙等三处。其中，滩地面积1625亩，灰溜343只，煎灶71座，煎锅260只，晒坦46块，额产5.12万担。是时，宁海长亭场公署编制也被定为三等，并受台属督销局管辖。
至于民国初年的岱山盐场，据《全国场产调查》记载，民国5年，岱山盐场分布于岱山、衢山、长涂、秀山、官山、蒲门山6岛39处，盐田35940亩，盐板222916块。民国元年，设岱山场，置盐事长，辖定海县全境产地。民国5年，增设南浦支局，局址设在东沙角。民国6年，又将其改称岱山秤放支所。民国7年，仍称南浦支局。民国8年，南浦支局移址南浦，析定海公署和秤放局。民国9年，增设衢山盐场分署，设场佐，隶岱山盐场。民国11年，南浦支局改称岱山秤放局，移址东沙角，并添设东沙角、高亭、南浦、摇星浦、长涂、衢山等6个秤放分局。
是时，宁波的晒盐成本，据民国12年出版的《两浙盐务汇编》记载，余姚场晒盐成本为：“9年0.68元，10年0.71元，11年0.91元。”又据《两浙分区民国盐政史》记载，民国6-9年，岱山场盐成本（未计入卤价），每百斤为0.27～0.30元。民国10-15年，岱山场盐成本，每百斤为0.50～0.52元。
民初，因“浙江全省地质潮湿多雨，皆不宜制盐，加以扬子、钱塘两江淡水流入东海，更将海卤冲淡，因而增加制盐成本，有高至2.40元一担者。附近杭州各场皆由余姚运卤煎熬，绍萧各属亦然”。是以，除余姚场、岱山盐场外，宁波其他盐区的生产均呈现出萎缩的状态。
第二节 宁波盐产品的运销与查缉
民初，盐业经营的近代化意味着封建特权的废除，公民个人或经济实体能平等、自由地参加到盐业经济活动中去。但由于我国盐业旧制沿袭日久，积重难返，阻力甚大，与盐税改革所收到的立竿见影的成效相比，民初盐产品的运销及查缉制度的变革与实施成效相对滞后，以致时人发表社论称其为“假改革”。民国初期，宁波盐产品的运销与查缉即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一、盐产品的运销
盐场生产出来的盐要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就必须进入流通领域。
民国时期，两浙盐的运销，场内放盐凭两浙盐务稽核分所或分、支局发给的准单，依照准单所载数量，逐担秤放。但“民二以前，场产之盐，毫无管理，一任灶户晒户，自将所产之盐归堆或归坨，场官仅照例按期呈报产数，场私大批走漏，从未堵截防止”，“各处盐场，既乏保护，盐官多与运商勾结，向不认真掣放，故运商往往于税盐之外，任意多运，于是私盐之多，莫甚于商私，一发而不可收拾”。有鉴于此，民国3年，财政部颁布了《运盐执照规则》，将秤放及运销凭证改称执照。运盐执照分三联：存根联，留运司备查；备核联，送稽核所备核；执照联，交运盐者收执护运。执照期限，按行盐地远近规定填入照内，以示限期。运盐者所领执照，在盐斤售完后即交还公司，按号核销。民国3年《运盐执照规则》的颁行，在宁波盐区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据《余姚六仓志》卷8·《盐法》记载，民国5年，“余姚局长施元恺于各盐区设支局，每次廒商令篷长称收时，各局员监视记入簿中，然后由场掣给运照，其于盐务行政固未涉及，而盐课中饱之弊已无所染指于其间，故近年来之盐课骤增曩昔”。民国14年，奉化江起鲸为大嵩场知事时，肩贩护票限期一月缴销。截至民国24年，秤放局规定，肩贩护票有效期减为3天。
盐产品的特点是集中生产、分散消费，其运量大、距离长、中转环节多。
民初宁波各盐场盐的运销，采用设立商廒收购盐产，再由商廒转运省内外各地。其具体的运销路线是：余姚场盐产量占浙盐近半，大都由外海帆船出运，并在销区设仓供应。
其盐的运销大致分为5条路线：（1）移运浙西分局乍浦仓，就仓发运嘉兴、嘉善、桐乡、崇德、吴兴、德清、武康、长兴、安吉、孝丰等县。（2）移运宁波分局宁波仓，销鄞县、镇海之一部分。（3）移运临浦盐仓，销萧山、诸暨、义乌、金华、兰溪、浦江、东阳、汤溪、龙游、建德、桐庐、分水、寿昌、开化、江山、常山之一部分。（4）移运杭州常平仓，供应杭州市及杭县之部分。（5）移运港口常平仓，供应淳安、遂安之一部分。大致销售范围即今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等地。
宁海县内用盐，运输路线如下：
（1）北半县运销姚盐：余姚盐场捆配，循内河航运至宁波，再外海驳运经象山港，至黄墩埠起水；或经由余姚场装海船，出钱塘江，入象山港，至黄墩港埠上栈。
（2）南半县运销玉泉盐：由象山县金鸡山、番头装船，进三门湾船运至柘浦、白峤、水车等埠，转陆运分销。
（3）南半县运销长亭盐：由六团装船运至沙柳、海游、悬渚、白峤、水车等埠，转陆运分销。大致销售范围即今宁波、台州等地。
民国初期，象山产盐由包商承运，后实行自由运销，由商户认购运销，销区也由此扩大至天台、仙居、临海、三门、宁海等地。截至民国13年，据《浙盐纪要》记载，玉泉场蒲东团及下山团少数之盐，为象山、南田两县之民食，由肩贩用箩担向盐民购买运销各处；下山团多数之盐散装船仓，出三门湾，循海而南折入椒江口，进海门而达台郡；销于宁属者，循海而北入镇海口至宁波濠河头。大致销售范围也是今宁波、台州等地。
至于岱山盐区盐产品的运销路线，大多先肩挑至小驳船，经大浦转运至外海船。民国11年，岱山场署曾制定《运驳盐船暂行章程》，成立运驳公所，并责成泗礁、黄龙、大小羊山各岛成立北莆公所，协同管理渔盐的运驳事宜，规定运驳船由场局会同核查确实、编号、注册、钉牌，由运驳公所担保，运驳期定为自清明至重阳6个月的渔汛期，船只以55艘为限。
盐的运销，离不开包装。民国时期，浙盐包装分草包、蒲包、麻袋、竹箩、篾篓等数种，每包净重为50斤、75斤、150斤、300斤不等，外加皮重3～12斤，视包装种类及包皮本身重量而定，近场轻税肩盐及渔业用盐，采用散装。民国初年，宁波各盐场包装由篷长包定。
清末以来，余姚场盐产品包装，有蒲草包、稻草包和箩装3种。据《余姚六仓志》卷8·《盐法》记载，余姚场“五属公廒系用蒲包，每引分作六包。其运往浏河者，每引四百五十斤，每包七十五斤；运往海宁埠者，每引四百六十二斤，每包七十七斤。源泰廒与五属公廒同玉顺廒系用草包，每引分作五包，每引三百七十斤，每包七十四斤；余济廒与玉顺廒同晋益廒向例不用包装，以六箩作引，每引四百二十斤，每箩七十斤，今亦改用包装”。是时，包装用品由篷长包定，蒲包1只计32文，草绳2根计7文。
至于民国时期宁波其他盐场盐产品的包装，据民国22年出版的《中国盐政实录》记载，岱山场放销盐斤，其廒盐向用蒲包装运，系以草绳，渔盐由盐民用竹箩挑至渔船，散装外运，酱盐亦用竹箩挑交酱坊。象山玉泉场的盐产品，无论何种盐斤，均系散仓装运。长亭场东乡所产之盐，仅销宁海境内附近村镇，由肩贩用竹箩肩挑售卖，南乡系运毛盐，散装帆船。
是时，关于盐场场区盐产品的运杂费用均有相应的规定。民国5年，北洋政府盐务署核定，以蒲包装运，每包捆工费用为0.25分，挑力费用每引（5包）为8～16分，驳运费为8～20分。民初，运杂费用虽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各项运杂费用有时也会按是时米价的涨落而进行一定幅度的调整。
二、盐产品的走私
由于盐是历代官府垄断的重税商品，盐税往往高于制盐成本的数倍，贩运、买卖私盐获利丰厚，故原盐走私也就禁而不绝。据1911年前清盐政处档册所载，两浙官盐岁销法定引额为42.5155万引，每引平均以400斤计，年销税盐为170万担。而按1902年户部报告的人口统计，浙江省共有2758万余人（不包括食用浙盐的苏五属、皖南、赣东人口），平均每人每年食盐以12斤计，浙江省每年应销盐额即达330万余担。如将食用浙盐的省外地区计算在内，则年销应在400万担以上。而实际上浙江省税盐为170万担，仅占其年销总量的40％，私盐高达年销总量的60％之巨。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是时清政府的盐务实际已积重难返，私盐问题在清末即很严重。
民国初期，由于盐政腐败积年的尘埃，加之各自为政，官商勾结，通同作弊，使得私盐继续充斥着市场。至1928年，时人估计食私盐者“占十之五”。是时，不仅私盐名目繁多（归纳起来大致可分生产私盐、贩运和销售私盐以及食用私盐），以贩私为业的“盐枭”遍及各地，而且官匪与私枭勾结。民初，官商勾结经营私盐之法主要有：贩私、护私和放私。其中，官商勾结经营私盐尤以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地区情况最为严重。
余姚全境靠近盐产区，虽然官盐供应充分，但还是有一定数量的自产自销盐以及私盐。1914年，民食酱盐合并，不仅统由鲍启运承办，负纳税运销全部责任，而且鲍启运还兼任商巡队的巡商，并设立盐公堂传讯贩私者。
鲍启运通过广设销售点，拉拢各乡镇贩卖私盐者，以入股为名，结成一伙，股金有定额，不能多，亦不能少，专事运私贩私，自缉自卖。是时，鲍启运在盐公堂下设总栈，总栈下又设分栈。这些分栈的设立名义上是方便群众购盐，暗地里是多设一个推销盐栈，就多一个进私盐的地方。是时，盐公堂的商巡队，如遇贩私盐的，先发一个信号，答对的即是自己人，予以通过，如答不对，知是外帮运私冲入境内，就将缉获之盐就近交给盐分栈发卖，缉私人可得赏洋每担0.6元，这样做是借官销之名，行售私之实。以1920年的盐总栈业务情况为例，是年买进官盐不过2000担，计成本（包括各项费用）5600元，但鲍启运为扩大业务，冲销邻县，竟以每担1.6元的低价出售，赔本2500元左右。而与此同时，是年鲍启运掺卖私盐约5万担，每担成本0.6元，亦以每担1.6元出售，获纯利5万元。鲍启运通过掺卖私盐这一做法，使得其在弥补了官盐亏损后，还盈利2500元左右。由此可见，民初宁波的盐商不仅在经济上垄断盐利，而且在行政、武装等方面也有一定的特殊权势，远非其他商人所能企及。
宁海县山环水绕，地处要冲，东南有三门湾，东北有象山港，海岸曲折，港湾众多，既为水运进出口的要冲，亦为外私入侵的咽道，加之陆地丘陵起伏，山路隐蔽，极易开展走私活动。由于缉私面广量大，欲加堵缉，实非易事，故县内盐产品走私成风，屡禁不止。其盐产品走私方式大致有三种：（1）肩挑车运，多属小商贩，私销于近场各地；（2）轻税渔盐充销重税食盐，走私者渔民居多；（3）大宗走私，依靠船运，至销区上岸后，改用人挑驴驮。
是时，“新嵊帮”盐贩来宁运私，多结伙成群，人数常常是百余人，并间或携带武器，实行武装走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