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动力。
周志杰《再寻两岸关系深化的动力：构筑由下而上趋同的“三民”路径》一文，在描述当前两岸交流中存在的“越交流越焦虑、越深化越异化”现象后，系统分析了其中原因包括台湾民众的不信任感与不安全感未减，提出了重置两岸交流的议题顺序与重心：从民生到民权与民族的路径，尝试构筑“两岸主体意识”：“中国非中共”、“台湾非台独”、“保台不去中”、“兴华即兴台”。提出“现阶段深化两岸关系的动能与节奏”为：“深化民生联结、尝试民权对话、重建民族认同”。具体路径与目标是：两岸借由民生议题的互惠协作，巩固和平发展的政经秩序；开始尝试民权议题的对话，由生活利益的协同迈向价值观的趋同，相互帮助建构“和谐”社会；再以两岸社会互信为基础，自然形塑“两岸主体意识”，进而重建相容的身份认同，实现“和谐两岸”。
严峻《两岸持续合作的动力建设刍议》，提出两岸持续合作的动力在于扩大经济合作面、推动合作增长点、健全合作制度、形塑共同价值，明确目标、行稳致远。
（四）关于两岸政治谈判问题
黄嘉树《关于两岸政治谈判的思考》，认为“两岸政治谈判是大势所趋”，“两岸政治谈判的阻力与困难”包括“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问题”、“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台湾的安全顾虑问题”与“两岸的政治差距问题”，提出“两岸政治谈判应坚持的原则与路径”：“先经后政”的顺序仍然应当坚持，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为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开拓更多合作领域，建构更多合作机制，适时开展政治议题的对话协商，在政治议题上需要双方相互妥协而不能仅仅是单方面让利，双方都有必要降低期望值，建立单边或者双边的危机管控机制。
陈启懋《台海现实和两岸进行政治对话的条件》，认为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发展所获得的一切进展不是不可逆转的，需要抓住历史机遇巩固发展两岸和平发展的好势头并使之不可逆转；两岸签订和平协定的政治基础必须以一个中国为前提；两岸应创造条件开启政治对话。
牛长振、李义虎《破解两岸政治问题可借鉴南非蒙特佛利会议经验》，作者称南非蒙特佛利会议的主要特点是“预景分析”，通过预景分析会议达成共识，提出通过这样的方式开发共同愿景，并把两岸政治协商分为政治接触、政治对话与政治谈判三个阶段进行。
张五岳《两岸进行政治对话的机遇与挑战》，在回顾两岸对于政治对话的基本看法后，提出两岸进行政治对话有关定位的思考，依照现行两岸双方各自法理，难以定位两岸为“两国关系”，“充其量被界定成非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两岸政治性的沟通与交流应界定为旨在为深化两岸经贸社会文化交流合作奠定基础，为增进两岸人民具体福祉权益创造条件，为两岸避免误判预防危机发生与危机管理建立管道，为两岸消除敌视对抗迈向和平互动打造基础。
叶明德：《对“两岸政治谈判”的若干浅见》，认为两岸应该展开政治对话，但基于台方的困难与国际因素，“政治谈判”目前不宜公开讲是“两岸政治定位”、“政治框架”或“统合模式”，政治谈判应以“两岸关系法制化”为主轴，目标是签署“两岸和平交流协定”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定”。
王玮琦、吴建德《两岸政治谈判之研究》，认为影响两岸政治谈判的因素有：主权问题是两岸政治谈判的主要障碍、没有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政治谈判的死结、两岸双方对政治谈判立场互异、台湾政党在大陆政策上的重大歧异及美国的政策立场，提出两岸应就一个中国的内涵展开政治协商、以“不独不打、不打不独”原则与搁置主权争议方式签署50年和平协议、在第三地举行国共主席高峰会。
（五）关于两岸政治定位问题
许世铨在《“后九二共识”一中框架之探讨》中提出在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的阶段，两岸的政治定位仍属阶段性的界定，而非最终的定案，可称之为“后九二共识”；两岸在“法理一中”与“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上立场接近，有共同基础；在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期间，两岸认知的一个中国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铸造的具有五千余年璀璨文明的中国，是两岸同胞的中国。
陈孔立《两岸政治定位的瓶颈》，先比较两岸学者在两岸政治定位问题上的既有的共识与分歧后，重点分析了台湾学者张亚中的“一中三宪论”与大陆学者刘国深的“球体理论”；提出台湾学者的底线是“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而大陆学者则在如何面对“中华民国”问题上前进了一步；认为“是否敢于突破底线”与“是否存在解决难题的意愿”是两岸政治定位问题的两个瓶颈，目前解决两岸政治定位的条件尚未成熟。吴能远《也谈两岸政治定位——陈孔立（两岸政治定位的瓶颈）读后》”，认为解决两岸政治定位时机尚未成熟，但讨论时机业已成熟；在协商解决政治难题时，要求台方做出相应让步是可期的，但台方的“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则是底线；破解政治难题似难以从定位直接切入，仍需循序渐进。
严安林《两岸政治定位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在系统回顾两岸执政当局对于两岸关系政治定位问题的立场与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于两岸政治定位的若干思考，包括“两岸性”、“过渡性”与“特殊性”、“平等性”等。
王海良《从一中原则新三段论看两岸关系困境之解决》，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6点意见”中关于一个中国的三段论述出发，探讨了两岸之间的政治定位，提出了“本体中国概念”、“主权各表方式”、“两岸合一取向”及“兄弟妥协精神”等意见。
王鹤亭《两岸在定位的分歧处理及建议》，通过对国家与政府、国家继承与政府继承、国家承认与政府承认、分裂与分离等基本概念学理的辨析作为两岸政治定位分析的理论基础，在考察与诊断对两岸政治定位分歧及处理后，认为“一个中国”框架下明晰的两岸政治定位有利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进而提出“一个中国、两个平等政权、中国代表权互补”的两岸政治定位底线的建议。
李秘《两岸政治关系初探：政府继承的视角》，认为从国际法上讲，两岸政治关系的本质是政府继承关系，而两岸政治关系的特殊性在于这一政府继承尚未完成，但又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分别继承了大陆部分与台湾部分；政府继承可进一步区分为权利能力的继承与行为能力的继承，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权利能力层面的政府继承，但尚未完成行为能力层面的政府继承；两岸政治关系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国家层面、政府权利层面与政府行为能力层面。
徐千茹的《以史鉴今：从“北元”看“中华民国”的定位》，运用明朝与逃亡到北方的“北元”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对两岸定位的启示，包括继承与正统、代表中国的第一身份与事实上的第二身份等。
台湾学者对两岸政治定位的探讨比较大陆学者更加系统、细致与广泛。张亚中《和平发展期的两岸政治定位与路线》一文，强调了“一中三宪、两岸统合”做为目前两岸定位与未来走向的方法与路径，既包含了目前两岸和平发展期应有的政治定位（“一中三宪”），也揭示了未来走向的路径（统合方式）与目标（一中）。
杨开煌的《两岸政治定位的分析》，在系统陈述两岸60年来对于政治定位的变迁，划分了“清晰定位1949-1978”、“争论定位1979-1999”、“冲突定位1999-2008”与“寻找定位2000-迄今”等四个阶段，认为过去一直是一个中国原则下的“关系”之争，而两岸政治接触的预备就是政治定位。杨开煌在《两岸和平发展时期启动政治接触之设想》（上、下）中，在重新定义三个传统的两岸关系思维下，提出两岸关系的本质：一是应定位在“政治内战”，以确立两岸仍属宪法下的“一个中国”之共识；二是以“一国一府，互为特区”作为两岸之间的定位，两岸政权定位各自以“府对特区关系”；三是两岸各自以“府对区关系”提出内部的法律，以规范双方政府的互动，化解两岸未能开启的政治谈判与政治定位的两难困境。
邵宗海《以“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说辞替代“一中原则”可行性之探讨》提出尽管大陆与台北当局固然都主张只有一个国家，但台北当局对“一中原则”顾虑重重，从而两岸是否共同使用“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说辞概念来体现一中，作为替代性的方案。
邓文聪在《筹设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一国两治”民主实验区》的文章中认为：“面对台湾方面所谓‘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的推迟与拖延，双方始终无法更进一步跨入更高层次的政治互动、共同落实‘和平发展’的具体政策。有鉴于此，认为北京当局的当务之急，应是进一步思考如何在‘和平发展’架构下，透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开放，真正务实地掌握‘和平发展’的机遇期，让两岸关系往前再迈进一大步。”他提出“一国两治”即“在维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一国’之中，创造性的规划一个区域，以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特色为基础，建构一个两岸人民共同治理的实验区，让‘增量民主’和‘台湾经验’在此联结，向台湾人民证明‘两制’确实可行”。
王贞威《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模式与两岸统一模式初探》，提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是由坦噶尼喀（大陆）与桑吉巴（岛）两部分联合而来，似乎可以作为两岸定位的参考。
黄子哲《台湾民众对“九二共识”的认知与态度初探》，在系统回顾“九二共识”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剖析了两岸在“九二共识”内涵上的分歧，包括国民党所主张的“一中各表”与大陆所强调的一中原则以及“屋顶理论”，通过民调数据得出结论：目前台湾民众对“九二共识”内涵的接受度的高低排序是“一中各表”、“两岸一中”、一中原则。
张亚中在《异化的九二共识》”一文中，通过考察“九二共识”的形成过程，认为“九二共识”概念在形成后出现了三次“异化”，第一次是1994年台湾“陆委会”发表《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将一个中国界定为“历史、地理、文化、血缘上的中国”，“一中”变成了一个可以“虚”的“民族”概念；第二次是1999年李登辉提出“特殊两国论”，两岸在主权上“互不隶属”；第三次是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一中原则不再提及，统一变成“政治不正确”。提出解决“九二共识”被“异化”的方式是“正本清源”与“继续深化”，从“一中各表”到“一中同表”。
（六）关于两岸政治互信问题
刘国深在《增进两岸政治互信的理论思考》一文中，提出两岸政治互信可分为“基础性互信”、“处长性互信”与“融合性互信”三个不同层级；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消除台湾方面对“一个中国”的疑虑，才是增进两岸政治互信的关键；“国家球体理论”可能为解决两岸政治难题提供新的解释和思考路径，在两岸达成国家“领土主权一体”和“治权差序并存”共识基础上，双方的基础性政治互信将得以强化，两岸有可能更加顺利地进入“处长性互信”阶段，两岸关系也步入良性循环的历史新阶段。
严安林《试论海峡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文章，在概述与辨析“互信”、“政治互信”与两岸政治互信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提出2008年以来两岸政治互信已初步建立，强调政治互信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性，也指出目前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比较脆弱，包括两岸对“九二共识”的内涵的认知不同、两岸在推动政治对话与协商问题上缺乏共识、台湾内部蓝绿政治力量在两岸政策上的严重对立、两岸之间在交流与认同失调间矛盾比较突出，提出要巩固与增进两岸政治互信，需要巩固共同基础、反对“台独”、把握和平发展主题、共同破解政治难题、两岸政治对话、共同治理。
张文生《两岸政治互信与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分析了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与两岸政治互信之间的关系，认为“政治互信”就是双方在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台湾社会绝大多数民众认同“台湾化的中华民国”，这样的政治认同是影响两岸政治互信的基础因素，在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之上重构新的政治认同对象则是巩固两岸政治互信的有效途径。
陈星《两岸政治互信：概念、路径与管控机制》，文章在探讨信任与政治互信基本概念后，分析了两岸政治互信构建的路径，包括尝试性信任的建立与维持性信任的重要性，探讨了两岸政治互信的维持与延续机制：承诺、沟通与危机管理。
唐桦《主观博奕论视角下的两岸政治互信初探》，从两岸政治互信的博奕诠释着手，论述了两岸政治互信的演进轨迹（1949-1987年两岸之间存在薄弱的政治互信，1987-1999年政治互信前期初建，后期中断，2000-2008年政治互信中断，但基础在累积，2008年以来政治互信的恢复与巩固），提出了增进政治互信的思考，包括尽快实现两岸关系制度化，打破过去的认知障碍特别是历史上形成的对于对方的刻板印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