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2012败选了，让民进党更清楚地看到，在两岸关系方面，“对话总比对抗好，和平发展是主流民意”。我们希望接下来的时间里，民进党能好好检讨，凝聚共识，形成一套对台湾人民有利、对两岸有利、让国际社会放心的两岸政策，务实地面对两岸关系。
记者：您觉得接下来的检讨，会不会处理民进党的“台独党纲”？
陈孔立：“台独党纲”在民进党内部一直是个复杂的问题，甚至被视为民进党的神主牌，要拿下来是不太可能的。但可以调整，比如，可以形成新的决议文，以适应目前两岸关系的发展，这对民进党本身的发展也会有好处。
记者：那未来民进党在两岸关系处理方面，是否不再会“为反对而反对”？是否对国民党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有利？
陈孔立：应该说，在处理两岸关系方面，国民党未来需要考虑民进党的意见。马英九自己也说了，今后四年每年至少要有两次的朝野对话，倾听反对党的声音。我觉得，如果未来马英九推动两岸“二轨”、“三轨”的接触讨论，应当吸收岛内不同颜色的人来参与，比如商界、学界、政界，民进党籍的、亲民党籍的、“台联党”籍的，都可以纳进来。一个经过台湾不同颜色、不同立场的人融合出来的意见，再经过两岸商谈得出共识，这反过来有利于台湾岛内政党的整合。
（《海峡导报》2012年1月16日）
十三、评马英九的“两岸和解制度化”
最近马英九先生多次提出：“要使两岸和解制度化”，“把两岸和解的制度化，作为追求和平的有效方式”。这说明两岸关系发展到今天，台湾当局已经把“制度化”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张，应当引起两岸官方与民间的高度重视，共同努力促其实现。
近年来两岸关系得到和平稳定的发展，两岸已经出现前所未有的和平、和解、和谐的气氛，这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期待，符合两岸人民的心愿。但是，大家也都看到，到目前为止，两岸的和解还处于“不固定的方式”，尚未向“固定化模式”转化。因此，人们并没有感觉到两岸和解的局面已经出现。例如，“撤除导弹”、“军购”问题，一再成为两岸之间的敏感话题，只要人们在安全上还没有得到可靠的保障，“两岸和解”就必然还是一个不确定的、不稳定的、无法令人放心的问题。
模式应朝固定化转向
再如，所谓“国际空间”问题，尽管有了一些进展，但时常还会发生一些麻烦，“东京影展”、“跆拳比赛”、“WHO密信”都被炒得满城风雨，台湾要求加入主权国家参加的某些国际组织，又不断发出受到大陆“打压”的声浪。此外，台湾方面曾经出现“达赖访台”“热比娅风波”等等也造成两岸关系的困扰。这些问题没有获得妥善处理之前，“两岸和解”必然不断受到冲击，让人对于两岸是否已经出现“和解”产生怀疑。这说明“两岸和解制度化”是两岸关系发展到今天的实际需要，已经到了需要尽快解决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只有推动两岸和解的“不固定的方式”向“固定化模式”转化，才能满足两岸关系进一步向前推进的要求。
实际上，近年来两岸两会在制度化协商方面已经取得许多成绩，受到两岸人民的普遍肯定。据台湾“陆委会”公布的民调显示，有72.8%的台湾民众支持通过制度化协商来处理两岸交流问题。两岸两会在制度化协商过程中，已经创造与积累了不少经验，有必要加以总结推广，协商过程中的某些教训，也需要加以汲取，这对今后的两岸交流是有参考价值的。这就是说，两岸已经为制度化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
因此，“两岸和解制度化”是十分必要的可能的，它可以使两岸和解走向“固定化模式”，只有这样，两岸和解才是确定的、稳定的、令人放心的现实，这是当前两岸人民被迫切的愿望，也是两岸领导人共同的追求，同时也是追求两岸和平的有效方式和必要手段。两岸当局何不积极推动共同促成？
协商双方共守的规则
制度化的过程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一、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念；二、制定规范；三、建立机构。
所谓“共同的价值观念”，包括的范围很广，可以有很高的要求，也可以只有很低的标准。关键是要从实际出发。从当前两岸的情况来说，和平、稳定、合作、发展，应当可以算是两岸共同的价值观念，为两岸人民的福祉、对两岸人民有利，这是符合两岸共同利益的，也是两岸可以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念。我们可以先在这个基础上共同构建近期的“两岸和解的制度化”，这应当是没有太大困难的。当然，“共同的价值观念”可以随着制度化的加深而逐渐发展，将来为了适应两岸的共同需要，还可能提出更多、更高、更好的标准和要求。
所谓“制定规范”，就是把双方的行为纳入互相认同的固定模式之中。换句话说，就是要制定一些双方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我想，具体的规则需要双方协商来共同制定，这需要专门的研究。但它只是解决两岸交流中的规范问题，并不涉及政治议题。不过在“规范”方面有几点应当是很明确的。
第一，目标明确，那就是：“求同存异，共创双赢”。
第二，原则明确，那就是：“凡是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合作、发展的事，都要努力去做；凡是不利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合作、发展的事，一定不要去做”；“凡是有利于两岸人民的事，都要努力去做，凡是不利于两岸人民的事，一定不要去做”。
第三，态度明确：互相尊重，共同合作，要为对方着想，要有善意、诚意、宽容、包容，要准备妥协、让步；不要强加于人，不要伤害对方，不要突然袭击等等。在这样的基础上，制定出的规范才能真正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所谓“建立机构”，这是适应“两岸和解制度化”的需要而建立的，至于要建立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机构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它与现有的沟通管道有什么分工等等，这是需要双方协商解决的。台湾方面已经有人提出建立“两岸和平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也可以作为两岸协商的参考。
内耗是当前交流难题
当然，两岸是否可能在近期内实现“两岸和解制度化”，并非大家都有信心，特别是台湾选举将近，可能无暇顾及这项工作。此外，在台湾还存在一些变数，主要是台湾内部是否能够获得共识。根据报道，赖幸媛最近指出：台湾当局在推动两岸政策过程中，“当前难题不来自中国大陆，而是台湾人民未能达成共识，过度内耗削弱了力量”。我想，困难会有的，但并非无法解决。尽管台湾存在不同的政党，尽管台湾存在多元的意见，但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合作、发展上，在推动两岸和解上，应当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况且“两岸和解制度化”只是属于制度化建设的实务性议题，而不是什么重大的政治议题，不会造成重大的分歧。如果执政当局本着“从台湾出发，对人民有利”，积极努力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争取与其他政党达成某些必要的共识，在推动“两岸和解制度化”方面，应当是大有作为的。
（台湾《旺报》2011年7月19日）
观察民进党
一、建党两周年的民进党
民进党刚刚建立两周年，很多人对它并不了解。到底民进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它有哪些特点？民进党的社会基础以及内部的组织和派系等基本状况又如何？根据现有的资料介绍如下：
民主性、反抗性、草根性：来自党外的胎记
众所周知，民进党是从“党外”发展起来的，它必然受到党外时代的影响，带有党外时代先天性的特征，即党外的胎记。这可以说是党外留给民进党的“遗产”，既有财富，也有负债，即既有正面的影响，又有负面的影响，它们对今日的民进党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并且还将对民进党的发展继续发生影响。
民主性、反抗性、草根性都是民进党的先天性的特征。
民主性指的是党外运动是在民主运动中发展起来，党外一向以台湾政治民主化作为自己的诉求。1978年“党外人士助选团”提出的“十二大政治建设”就指出：“我们深信：民主、自由是我们不容剥夺的政治人权”，并且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选举”，以及开放党禁、开放报禁等民主要求。1978年出版的《美丽岛》第一期就以《民主万岁》为题发表“党外政论”，指出“我们相信，民主是世界的潮流”，“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血泪的梦就是：民主”，“西方民主——资本主义下的民主往往流于独占性的民主，这并不是彻底完美的民主，所以，我们中华民族对民主的实践还大有贡献的余地”，争取民主权利成为党外主要政见之一，现在民进党仍然为尚未获得的民主要求，诸如全面改选“国会”，省市长民选等等进行抗争。
议会和街头的反抗传统
反抗性指的是不少党外人士为了争取政治民主化，敢于同国民党展开斗争，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不论是在竞选过程中，或是在议会的讲坛上，街头的群众运动中，党外人士都敢于触动国民党设置的“禁区”，与当局相峙、对抗。尽管有些人因此而被捕入狱，甚至遭到“美丽岛事件”那样的厄运，党外人士始终没有停止反抗斗争。当“余登发案件”判决时，党外人士表示“我们愿意为台湾民主的前途坐牢”；在美丽岛事件后，受刑人家属和辩护律师站出来抗争；杂志被查封，换一个名称继续出版；一人被判刑，成千上万人“欢送入狱”……这些抗争的历史事实对民进党人仍然有着示范的作用，在议会和街头运动中经常体现出这种反抗性。
草根性带来地方势力和互不服气
草根性指的是党外人士与台湾民众的密切关系。党外人士多数属于台湾省籍，他们有的就是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例如高雄县的余家班，嘉义市的许家班，新竹市的施家班等等，在地方上有雄厚的实力；有些党外人士经过长期的经营，在地方上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例如宜兰县一直是党外的重要据点，尤清在台北县，许荣淑在台中县，朱高正在云、嘉、南都有一定的基础。草根性是有两重性的，一方面可以得到地方势力、当地群众的支持，有利于竞选等活动，另一方面往往和“角头”、派系、草莽性格等等联系在一起，容易发生党同伐异、互不服气的毛病，在言论上喜欢夸张，诉诸情绪，在行动上往往有暴力的倾向。党外人士争取台湾人民获得民主的权利，提出“出头天”的口号，得到台湾人民，特别是台籍人士的支持，我们从历年选举的得票率可看出这一点。1980年党外“立委”候选人得票率为13.9%，1983年增加到15%，1986年选举时的得票率为22.17%，1989年底选举的收获更大，这至少说明党外（包括民进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得到一部分群众的支持，这是民进党的草根性的一种体现。
路线分歧和派系矛盾
路线分歧和派系矛盾也是党外运动留下的“遗产”。在党外运动初期就存在着不同的路线，有的主张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经济上的平等，对劳工阶级给予大的关怀，在台湾前途上主张和大陆统一。有的则主张政治上推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强调两党轮流执政、互相制衡，经济上自由竞争，并以社会福利制度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在台湾前途上则强调地方主义。到《八十年代》和《美丽岛》杂志创刊以后，“两条路线，两种策略”的分歧就更加明朗化、公开化了。
《八十年代》主张采取温和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论政路线，他们认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已经相当牢固，一般民众并不要求由另一政权来取代国民党当局，因此以现存的体制为基础进行改革，主张利用舆论，发动社会力量，迫使国民党加速政治革新的步伐，而不应当强调群众运动和暴力。这就是所谓议会路线。
《美丽岛》则主张采用激进的、甚至是暴力的群众路线，他们认为国民党力图巩固其统治，只用温和的手段将无济于事，应当发动群众，采取激烈的言和行动对执政党施加压力。有人指出，这一派的主张是：“原则上不使用暴力，但是却不排除使用暴力，甚至于故意将整个群众运动带到‘暴力边缘’，以使政府让步，而达到其政治目的。”这就是所谓群众路线。
派系矛盾在党外运动过程中逐渐地形成、发展，也发生过分化和重组。早期以康宁祥为代表的《八十年代》和以黄信介为代表的《美丽岛》，实际上是党外运动的两大派系：以康宁祥为代表的“康系”，被称为主流系，他们主张通过选举，在议会中从事体制内的改革，其代表人物有康宁祥、费希平、黄煌雄等；美丽岛系包括美丽岛受刑家属和辩护律师等，以许荣淑、许国泰、黄天福和尤清、江鹏坚、陈水扁、谢长廷为代表，他们主张用群众运动带动议会斗争，进行议会改革，并且强调本土意识。新生代后来组成“编联会”，主要是党外的“党工”和编辑记者，早期的代表人物有邱义仁、林正杰等人，后来发生了分化。这个派系中的一部分人对国民党具有“仇恨意识”，“台独”意识很强，主张用激进的手段展开斗争，改革体制。此外，还有被称为“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夏潮联谊会，以陈映真、王拓等为代表；以及地方实力派，如高雄黑派、新竹施家班等；宗教势力，如基督教长老会中的一些人士等等。后期则形成“党外公政会”和“编联会”两大派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