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川地处壶口之滨，虽然偏居一隅但在20世纪却有两次较大的外来文化冲击，受益匪浅。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太原失守后阎锡山的西渡黄河，他不仅带来了部队枪炮还迁来了学校、工厂和他的八大处；第二次就是北京知青插队落户。阎锡山回迁时有许多人因在当地成家立业就留下了，直到我们读书时县中仍有不少老师是山西人。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就是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老教师，“文革”时举家下放到我们村，大白天老两口一人一个煤油灯，老头在后炕上读唐诗宋词，老伴在前炕上画芍药牡丹。村上人说这一家人日怪，吃了早上饭下午没柴没面不急，没有书看却急。
插队知青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当时我们全县只有8万人，插队知青就有3200人，也就是说每25个人中就有一个操着普通话的北京知青。他们带来了毛主席像章、红宝书，带来了火车头帽子、黄挎包和塑料底鞋，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强烈的都市文化气息。
知青对我的影响，受益终生。在农村时和知青一起劳动，大招工时沾知青的光，跳出了农门，参加工作后也是受知青的启发，一块坚持学习，取得大学文凭。更是在知青大姐朱凌的指导下喜欢上了写作，并因此改变了我的命运。
刚参加工作时我是一名卡车司机。在此之前我一连参加过四五次招工，一关一关都过了，但最终都因父亲的问题没结论，政治审查卡了壳。那时候只要能有一份工作就谢天谢地了，根本就没有任何选择的念头和余地，直到真正走上了工作岗位才知道自己根本不喜欢这个工作。那时候县上的最高领导人坐的是帆布篷的北京吉普，省上刚给调拨了三辆二手卡车成立了一个汽车队，我们就是刚招的第一批学徒工。
20世纪70年代有个顺口溜，“手中握个方向盘，给个县长也不换”，恶劣的交通条件使司机这个职业非常吃香，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给司机惯出了许多毛病，行为傲慢说话粗野不修边幅，甚至生活不检点。人们在用得着他们的时候极力恭维他们，背转身却在骂他们。那时候我就想，在我没有能力改变自己职业的时候，我一定要人们在我的身上改变对司机的看法；在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离开这个行业。在那段职业生涯中，我的车在我们车队是最干净的，衣着也是最整洁的，对烟酒更是一星不沾。别人的驾驶室里总是很“绅士”地女士优先，而我总是老人优先，行车中一旦遇到艰难跋涉的老人，只要条件允许，我总是主动邀请他们上车。记得有一次我让一位老奶奶上车时，她说娃娃我没钱，我说不要你的钱。她又问，你认得我？我说不认得。
她就疑惑地说，你忙吧，我慢慢走。我只好笑着把她扶上车，说你只给我说在哪里下车就行了。
可怜而又善良的老人呀，她哪里能想到，我这是一看见这样的老人就会想到我那在困苦中早逝的祖父祖母，我相信，每当我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都能看见。
朱凌大姐是我们云岩公社的插队知青，在知青学习班的时候就认识了，后来又和我爱人同在公社的宣传队待过。她刚参加工作时在县文工团当编剧，创作的剧本在延安地区的汇演中多次获奖，又被调到县文化馆专业搞创作，兼做群众业余文学创作者的辅导。那是“文革”过后文坛刚刚复苏的年月，县文化馆的阵地只是一月一期的墙报，朱凌大姐就是当然的主编，她鼓励我说：
“试着写写吧，我看你能行。”
一个初中都没有读完的人肚子里能有多少墨水呀，可我真的想试试，几经努力终于红着脸将一首题为《一个儿子的自白》的诗稿交给了朱凌大姐，她一看立即大加赞赏，说：“不错不错，我说你能行你看你真的能行吧。”诗登出来时做了很大的改动，语言富有张力，不仅将我原来想表达而没有表达出来的情感表达得更加感人，而且给读者留下了一定的想象空间。虽然我知道朱凌大姐是为了鼓励我，给我在这条道路上前行的勇气，可我却好长时间都不敢再找她谈文学的话题。
后来地区要办故事会，要求各县组团自编自讲，朱凌大姐就主动来找我，说这回该发挥你的优势了，你开车经的事儿多，一定能行，故事的语言不比诗，要求通俗生动有个性就行，当然能幽默风趣一点更好。这回我就取材自己熟悉的生活，编了个《孙志忠认亲》，结果还拿回了地区的奖。她在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并分析说，你这回是找到语言的感觉了，我看你的语言特点更适合写小说，朝这个方向试试吧。
记得在一个下雨不能出车的日子里，朱凌大姐撑着雨伞踏着泥泞来找我，拿着我的几篇稿子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启发我去思考、去体会、去想象……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经常是彻夜难眠，有时候是为找不到准确的语言表达而苦恼，有时候是为突如其来的灵感而兴奋，虽然感到很吃力，但精神上却非常愉快。根据我的具体情况她又给我开出了一个书单，那时候许多书还没有开禁，我便一头钻进图书馆和书店的库房，去找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去认识海明威、茨威格、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1984年，我的第一篇小说终于在《延安文学》发表了，朱凌大姐的高兴绝不亚于我。
一个开大卡车的居然还能写小说，这在家乡的小县城几乎就是一个小小的新闻。一天我开车从一个麦场边经过，麦场上跑操的学生突然朝我齐声喊起了我那篇小说的篇名——司机郎！
现在想起许多事情心里还是非常温暖的，就因为后来又在《陕西日报》发表了《要搭便车的人》，在《延河》发表了《一个汽车司机的故事》，组织部给我转了干，职工大会选举我为副经理，兼做调度工作——这时候我们的车队已经有了十多辆车，更名为汽车运输公司。不跑车了，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学习。我们的老经理直爽仗义，他说我们老了，说什么都晚了，年轻人只要有心劲就只管往前闯。
“学而知不足”，真正拿起笔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肚子里的墨水有多少，当以熟悉的生活换得了最初的收获后，我的写作就陷入了困境。我们公司的隔壁是一座教师进修学校，经常请延安大学的老师来讲课，我便忙里偷闲去和学员们一起听课、做作业，一起参加考试，来填补我空虚的脑袋。这时候自学考试开始了，这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一方面能检验自己的自学成果，一方面能逼着自己扎扎实实地学完大学的课程。我们县广播站的编辑于大华和交通管理站的车管付经田都是知青，还有我们初中时的几个同学，我们几个一商量就报了名。我参加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考试，当时招办只有考试大纲和参考教材的书单，而许多教材市面上是买不到的。好不容易找到了课本，才发现许多内容对我真如天书一般，便只好死记硬背，把那不懂的东西记下来再去查资料，去求教县中的老师、正在读大学的朋友。
那时候百废待兴，参加自考的人非常多，有夫妻结伴的也有父子同行的，大家都想将那耽误了的时间再夺回来。一年春秋两次的考场都设在延安东关的一中，我们每次去都住在车站旁边的利群旅社，因为费用单位不报销，那里的一个铺位只收五元，时间一长连服务员都认识了。记得有次和一位知青同屋，晚上他说梦话，仔细一听，竟然是一个完整的名词解释。当两年下来拿到文凭的时候，笔记积了一大摞，虽然几经迁居，但至今也没有舍得遗弃。
朱凌大姐性格直爽，是非分明，对人对事有意见总是讲在当面，从不在背后议论，光明磊落。长此以往，就难免会伤了一些人的脸面，可她却乐得一个人端进端出。但是为了给单位争得经费，为了给临时工争得转正的指标，她竟敢于去找部长、找县长，会在领导检查工作时当面诘问。
长期的伏案工作使朱凌大姐的颈椎病非常严重，走在街上有人叫不能扭头，只能头和身子一起往回转，如果猛一扭头颈椎就会错位，就得到医院去牵引，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有诸多不便，就联系了调动。
那是一个薄雾的早晨，小城静悄悄，看着那汽车在街头隐去，心头怅然若失。到家后朱凌大姐来信说，车到黄河边，她特意让停在圪针滩古渡旁，摘了一把酸枣带回京。
我想朱凌大姐一定是将那酸枣当作一种象征来收藏的。这生命力旺盛的植物无论在干崖上、石缝里都能生长，岁月越深颜色越红，饿时能充饥，饱时能开胃，仁还是安神的良药。在那饥荒的年月里，人们视酸枣为救命果，对那在绝路上求生的人来说，望见了崖畔上一颗红红的酸枣就是望见了求生的希望。我想，在每一位知青记忆的深处，都会有那酸枣的一点深红。
有年“五一”，朱凌大姐和几位知青结伴回来探望她的第二故乡，陪着她来到文工团，我们的声音在那闲置的舞台上回荡；来到她当年秉灯夜读的小屋前，断壁还在，门窗全无；来到了她当年摘酸枣的黄河岸边，酸枣刺虽然茂盛但不是摘酸枣的季节……石崖下，涛声依旧。
大姐呀，无论时间隔了多久，你的心里永远有陕北的酸枣，我心里永远有北京的大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