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利用石油原料加工提炼出来的有机材料和化工产品长期处于空白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石油和化学工业均是家庭小作坊。人们的吃、穿、用仍然以传统的、古老的方式进行。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把发展生产作为中心工作,根据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方针,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兴建了一批化工厂,还对私人开办的小型化工厂进行扶持和改造。
一、缺少化工产品的年代
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京处在缺少化学产品和化学工业落后的时期,不仅吃、穿、用受到限制,就连基本生活用品也落后于外国和我国的港口城市,人们使用的工具、物品不仅显得笨重、不方便,有些物品还丧失了卫生和文明的基本条件。
(一)在没有塑料袋的日子里
现在讲究低碳生活,一提起低碳人们就会联想到40年以前。那时,人们出门购物、串亲访友,身上背的是棉布褡裢,手里提的是竹篮子或是布口袋、线织网兜,购买熟肉制品一般用荷叶、油纸包装。
后来,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购买各种液体商品时还要拎个空瓶子,各肉店、菜市场也都备有草绳、纸绳、马莲等物,为买菜、打油的顾客捆扎商品。副食店、供销社除备足大小包装纸外,还准备一些空玻璃瓶,供人们购买食品或液体商品时做包装用。不过,这些低碳用品也有不足之处,即各种纸张和玻璃制品的形成都离不开化学处理,所以那时的包装纸没有卫生保证,若是印刷品还绝对是高碳物品。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大城市的食品店一般使用铁盒、油纸包装,特制的纸匣子、纸袋子用来包装糕点类食品。小城镇、农村的商店、供销社就不那么讲究了,好一点的用草纸做包装,次一点的用书本、报纸做包装。
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低碳生活,也没有食品卫生标准,但副食品商店用报纸包扎食品也有苦衷。那时有明文规定,废品收购站收购的废报纸要卖给食品店作包装用品,但是要注意政治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次一位售货员在为一位购买红糖的顾客服务时,所用的那张报纸登载着刚发表的“最高指示”,没注意检查报纸就给顾客包扎红糖了,可巧被一位红得发紫的造反派发现,经他上纲上线,就让服务员在“牛棚”里蹲了一年。幸好那位服务员根红苗正,往上追查三代也没发现问题,否则,还不知受到多么严厉的惩罚呢。
(二)一双球鞋和一双雨鞋
50年代,有一对双胞胎在一个学校一个班里上小学,同班有一男生刚从上海随父母来京,每天穿着一双白色球鞋上学,同学们都很羡慕他,主要是羡慕他那双白色球鞋。那对双胞胎回到家里后,就嚷嚷着叫父母亲给他们去买白色球鞋。这种球鞋尽管价格很高,但那时候北京不能生产,所以销售缺货,双胞胎的父母决定给哥俩合买一双倒换着穿。自从父母给他俩买了这双球鞋后,那位机灵的弟弟总是抢在哥哥前面起床把鞋穿在脚上。因为哥俩是双胞胎,平时穿戴总是一模一样,可是近一周弟弟总是穿着一双崭新的白球鞋,同学们就开始嘲笑哥哥。父母发现弟弟抢穿新球鞋,便强行规定两人按单双日子轮换着穿。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这双球鞋,整整花去他们半个月的薪水和不少的精力。
下雨天穿双用橡胶制作的雨靴外出,这在七八十年代是很普遍的事儿。但是,在五六十年代却是人们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儿,因为那时人们还很穷,雨靴也很缺,在雨天穿双破鞋或赤脚外出非常普遍也很随俗。50年代初,在京郊某农村有一位原国民党部队旧军人,每当下雨天就穿上那双腰及膝盖的长筒雨靴,打着洋布伞在大街上显摆。本来人们对国民党兵就有些反感,他这样一显摆更让人感到讨厌,有的小青年就趁他不注意时,常把一小桶水倒进他的雨靴里取笑他。1958年“大跃进”时,大搞挖河泥积肥运动。挖河泥就是在冬季把坑里的水掏干,挖出多年的淤泥当肥料用。在冬季,下到没过膝盖的淤泥里不免寒冰刺骨,这时有人就想起了旧军人那双高统雨靴,他毫不犹豫地献了出来,一帮小青年争先恐后地抢穿这双雨靴,一是体验穿这双雨靴的感觉,二是为了在众人面前大显身手。一群青年人利用这双雨靴,不到一天就把一坑淤泥挖干净了。
(三)一块珍藏至今的雨布
自古以来,桐油就是人类利用最广泛、最实用的涂料,它可以代替油漆,漆饰木制门窗、家具等,也可以代替油墨供文人墨客题写匾额。最多的用途是供普通百姓浸染油布,用来防雨、防潮,能起到现代塑料布的作用,又比塑料布坚固耐用。现年七十有余的老李头说:“50年代初,北京遭遇一场罕见的大雨,据说潮白河有多处决口。那年我的父母带着我到河北通县去走亲戚,在京津公路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遇到了这场大雨。这里虽然离潮白河较远,但紧临大运河,地面上洪水横流,天上不停地下雨,又找不到可以避雨的地方。因为地面上到处是水,我父母对路途又不熟悉,我们不敢前行也后退不得,只好找一高处避开洪水,但无法避雨。还好,我母亲随身携带的一块雨布救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我父亲把这块雨布打开,我父母一个头朝南一个头朝北把雨布拉开,把我放在中间,我们三人都被盖得严严实实。就这样,我们在外面雨地里待了一宿,直到第二天大水退去,才疲惫不堪地找到亲戚家。至今,我还珍藏着这块用桐油浸泡的雨布呢。”
(四)糖精、酒精成了替代品
困难时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食糖和白酒都很缺乏,北京市民需要凭本、凭票,定量购买食用糖。最初,供应标准由每户每月1斤压缩到2两,特殊病人、托幼儿童、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要根据情况适当照顾,人们要用糖精替代难以买到的食糖,因此糖精也成了俏货。那时,糖精虽然不是定量供应食品,但要限量购买,每人每次只能买1小包,约几钱重。各副食店、供销社都事先用纸包好了的糖精,分量、价格一样,两角钱一小包。那时糖精还有多种用途,如普通家庭用两粒糖精给哭闹的孩子沏碗开水,或泡碗炒面、茶汤,就能哄小孩不哭不闹。
北京的白酒供应虽然没有定量,但是限量,购买时得在购物本上登记,超过一定数量,各商店有权拒售。那时候因为粮食歉收,白酒主要以白薯为原料酿造,非常紧缺,普通市民只能买露酒、啤酒和果酒。啤酒度数低,喝酒人不过瘾,就用酒精勾兑喝。农村办红白喜事时,也只能用果酒或露酒。露酒和果酒价格高,度数低,办喜宴又不能限制客人喝酒,所以一般家庭用不起。后来人们就学着用酒精兑成白酒招待乡亲,这种既经济又实惠的喜宴得到家家户户仿效。但是,用酒精兑白酒也要有一定技术,农村一般需请有经验的人负责勾兑。1978年,京郊某村李家儿子结婚时,本村的帮工们把其他客人招待完后,轮到他们吃饭时,个个喝了酒精勾兑的酒,不久便东倒西歪地躺了一院子,有一半人被送进了公社卫生院。后来经派出所调查,原来是村子里一个小青年,为了看这些帮工的笑话,偷拿了农机站的工业酒精,趁人不在现场的时候,在帮工们准备喝的“白酒”桶里倒进了一些工业酒精。正当他在家得意忘形的时候,一副手铐把他“请”了去。后来他才明白,工业酒精的主要成分是甲醇,虽然有酒的味道,但有毒,不能饮用。
(五)望梅止渴的化学肥料
中国的化学肥料最早也是外国产品。1950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开始从国外购进化学肥料,先后购进的有硫酸铵、硝酸铵、过磷酸钙等。
那时,广大农民在土地改革时才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格外珍惜。用惯了农家肥料的农民,对洋货根本不认,生怕刚到手的土地被洋化肥给耽误了。
京郊有一陈姓老汉,1951年从供销社买了一小袋硝酸铵,首先用在自家院子里的小菜田,其中一畦黄瓜使用硝酸铵,一畦黄瓜使用农家肥。几天后他发现使用硝酸铵的黄瓜苗粗、叶壮、颜色黑绿,而使用农家肥料那畦黄瓜不仅长相逊色,结出的黄瓜也没有使用化肥的黄瓜长得粗壮,陈老汉信服了。与此同时,北京市各级供销社和农业科研部门,也组织农民进行使用化肥试验,并与农民签订使用化肥增产合同,若达不到合同规定产量,供销社包赔农民的损失,从而打消了农民的顾虑。这一年秋后,凡施用化肥的农作物平均增产五成以上,同时国家还以无息贷款、赊销等方式鼓励农民使用化肥,以增加粮食产量。
自从农民知道使用化肥的好处后,化肥逐渐供不应求,北京市各有关部门一方面从外埠组织购进,另一方面发展地方小化肥厂,生产颗粒肥料。颗粒肥料一上市就被农民抢购一空,有关部门不得不采取定量供应和按计划重点供应的办法。对国营和地方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优先供应,对单干的贫困农民、烈军属以及灾区予以照顾。1957年北京市化肥供应量只有9439吨,平均每亩施肥量还达不到6公斤,而且是低效化肥。由于化肥调进量有限,就连石景山钢铁厂当年用来生产副产品的硫酸铵,也纳入全国统配计划。同时,化肥销售还按照“首先完成棉花预购的供应任务,适当供应其他经济作物和高产作物”的重点供应方针,区别对待。在“大跃进”年代,北京化肥的供应矛盾更加突出。粮食产量在“过黄河,跨长江,亩产超万斤”和“人有多大胆,粮有多高产”的口号下,农民对国家分配的那点化肥只能望梅止渴,他们说这点化肥“还不够塞牙缝的”。
二、化学工业萌芽时期
北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私营化学工业开始蓬勃发展。到1949年底,全市私营化工厂、橡胶厂由年初的19户发展到118户。1950年,人民政府开始对部分私营化工厂实行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的政策。到1952年底,私营化工、橡胶企业达到254户。1952年以后,人民政府根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决定对那些只生产简单化学品的手工作坊进行改造扩建,使其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一)橡胶厂、化工厂、油漆厂竞相建立
最先建厂的是橡胶厂。橡胶是人们最熟悉、最先利用的一种物质。1949年8月,刚成立的北京市公安局发扬老解放区机关办生产事业的光荣传统,用半年时间兴建起京华橡胶厂,以生产布面胶鞋为主,日产胶鞋200双左右。1952年把该厂交给地方工业局进行扩建,并更名为北京橡胶厂。1951年,交通部华北汽车器材修配公司兴办了一个轮胎翻修厂,1954年也移交给地方工业局管理。其后,这两个厂经过几次扩建,都形成了一定规模。
紧跟其后的是化学试剂工业的发展。1950年11月,在清华大学高崇熙教授的积极建议下,北京市国营企业公司与清华大学化学系合作建立北京新华试剂研究所,采用工业品提纯的方法,用玻璃烧瓶、烧杯和煤球火炉生产出了纯酸类化学试剂,主要有盐酸、硫酸、硝酸、甲苯、草酸等十几种化学试剂。这几种看似不起眼的试剂,却属于精细化工类产品,在1949年以前几乎全靠进口。这个研究所后来扩建为北京化工厂,是北京市第一家名副其实的化学工厂。这个解放初期建设起来的工业门类,品种多、工艺细、质量要求严,是化学工业中最富活力的行业之一。1954年,新华试剂研究所在北京东郊九龙山开始兴建分厂,1956年改名化学试剂厂,职工发展到680余人,生产试剂900多个品种,生产量超千吨,除供应国内用户外,还有110种产品远销国外。
油漆类生产也不落后。1952年1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局兴办了工程公司油漆厂,当年移交给北京市国营企业公司,改名为北京市油漆厂。当时厂内设备只有每小时生产200公斤的三滚碾两台,每8小时生产1300公斤的清油锅1个,每4小时生产330公斤的清漆锅5个,主要生产调和漆、清漆、厚漆、清油4种低档漆,年产量在240吨左右。1954年,北京市油漆厂迁到丰台区宋家庄,并进行了扩建,添置了主要生产装置,年生产能力达1400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