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解放军光荣一员而现在已沦为阶级敌人和贱民身份的“右派分子”们，紧闭双目，浑身战栗，虽然早已自己动手摘下了领章和帽徽，但此刻他们听到这个剥夺军衔的命令时，顿时感到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撕扯着五脏六腑，宛若粉身碎骨般的剧痛。这就是军队院校不同于地方院校之处。
157名右派分子全被撤职，开除军籍，剥夺军衔，开除党籍或团籍或学籍，大多发配到阿城劳改或北大荒的农场劳教。
杨仲枢和王禄臻是全院唯一的夫妻“右派”，对他们的处理是：杨仲枢降职降薪，留用察看；王禄臻撤销职务，开除公职，还乡生产。
五、株连
杨仲枢和王禄臻的人生突然发生天地大逆转，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他们心灵的创深痛剧。新中国成立前就是地下党的王禄臻只是不肯与丈夫划清界限，并没有什么“右派”言论，就被打成“右派”，且处理得十分过火——赶回家去，连工资都没有了。
幸好还允许杨仲枢教书，给一碗饭吃。
漫长的苦难之路才刚刚开始，首先面对的是锥心的人格侮辱。每个月，杨仲枢和王禄臻都要遵命到新发派出所一次，在规定的“五类分子汇报日”里接受民警的训斥辱骂：“这个月干什么了？”“有什么思想活动？”“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听明白了吗？你们这群乌龟王八蛋！”
1962年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杨仲枢和王禄臻又得去派出所听训话，民警厉声喝道：“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与杨仲枢夫妇站在一起挨训的都是地富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刑满释放分子等，这种侮辱形同精神凌迟，学富五车的大教授杨仲枢痛不欲生，想干脆一死百了算了。
王禄臻再三劝慰他：要忍耐，只有隐忍这一条生路，我们不能死，还有三个孩子呢。
三个儿子受到的精神打击是杨仲枢夫妇最感揪心和歉疚的事，他们所担心的株连孩子的可怕后果如期而至。
大儿子周昂冕因病从北京转学哈尔滨后，1956年从哈三中考取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预科刚读完，“反右”运动来了，父母落难，他心情沉重，预感自己将遭遇不测。
惴惴然挨到1958年3月，哈军工号召学员下放北大荒劳动，“反右”后的政治形势，谁敢不报名？周昂冕也报名下放。那天，系副主任来到学员班，当众喊道：“谁是周昂冕？”周昂冕站起来，系副主任瞪了一眼，一句话没有说就背着手走了。周昂冕心里明白，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的档案袋里已经秘密塞进“内定中右”的鉴定结论，运动中他可什么话也没有说过啊。接着，院教务部政委来系里找周昂冕谈话，问道：“你是要党还是要父母？”周昂冕说：“我要党，也要父母。”对方怒气冲冲，拍桌子训斥一通，拂袖而去。
果然，在368名下放学员名单里，周昂冕赫然在内。当时下放学员的大队伍是去黑龙江省的友谊农场，周昂冕留个心眼，说什么也不跟大队伍走。当时允许下放学员投亲靠友，他投靠安徽农村亲戚的申请被批准。
大儿子受父母影响被哈军工赶走，这让杨仲枢难过万分，周昂冕是个有主见的青年，他安慰可怜的父母双亲，叮嘱两个弟弟要孝敬父母，这才离开让他心碎的哈军工，奔安徽农村当农民。
正值“大跃进”时代，周昂冕踏踏实实，在生产队拼命苦干，受到当地农民和生产队干部的好评。他身边有一本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我要读书》，每次翻阅他都流泪。旧社会高玉宝尚且能读书，现在是新社会，为什么哈军工把我赶出校门？
1959年春，安徽农村的饥荒迅速蔓延开来，周昂冕自己饿着肚子，还要照顾与他同住一间土坯房的孤身老人。生产队干部对他说，你是个好青年，有文化，应该去找个工作，不能老在我们穷乡下种地啊。
周昂冕说，我想读书，考大学。
生产队干部说，行啊，我们给你写鉴定，出手续。
这年高考，周昂冕考得很好，但因为父母是“右派分子”，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他心如死灰，对自己的前途彻底绝望。没想到几个月后，安徽新建了一所大专——纺织工业专科学校，开始招生，把周昂冕选中，他终于有书念了。
在哈尔滨，杨仲枢和王禄臻正为老二周昂嵋的前途发愁。二儿子也是在1959年夏天升大学，他自幼性格内向，胆小孤僻，自父母遭难后，他被吓坏了，大脑深受刺激，怕见人，怕有事，人变得神经兮兮的。
周昂嵋中学的成绩很好，高考的分数远超录取线，然而与哥哥命运相同：出身不好，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他要急疯了，我的命运为什么这般悲惨？
杨仲枢和王禄臻眼看着二儿子闷在家中无法排遣巨大的精神压力，长期下去人要精神分裂的，得给孩子找份工作呀。杨仲枢硬着头皮，豁出老脸，通过基层领导反映要求，希望哈军工帮助给二儿子安排个工作。但他遇到的是一张张冷脸和讥笑，哈军工才不管这个屁事呢。后来还是陈赓救下的“死囚”沈毅帮了忙，为周昂嵋在哈尔滨化工学校找了一份实验员的工作。老实巴交的周昂嵋埋头工作，与同事融洽相处，学校挺满意，送他到广州轻工业学院进修一年，回来后取得教师资格。
在高中读书的老三杨昂岳看到哥哥被关在大学的门外，对升大学已经不抱幻想，所以心不在焉，不安心读书。直到《高教六十条》的政策下来，他才有了信心，学习成绩突飞猛进。1962年，他的高考成绩超过哈军工的录取线，但出身不好是个无法逾越的坎儿，对哈军工他连想都不敢想，最后报考吉林工业大学。
弟弟进了大学的门，对周昂嵋又是一个新的刺激，他决心要在第二年报考大学。杨昂岳劝二哥：你现在工作挺好的，考个什么劲啊！王禄臻批评老三：你不理解你二哥。
1963年，周昂嵋考取沈阳化工学院。杨仲枢和王禄臻长舒一口气，为人侧目的“右派之家”，三个儿子终于都上了大学，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六、“摘帽右派”也是“右派”
20世纪60年代初，至少在表面上看，杨仲枢夫妇的处境稍有好转，一是杨仲枢夫妇在1961年底第二批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二是学院实习工厂（四海厂）聘用王禄臻当文化教员，给工人上数学课。但实际上，对他们的监控从来没有放松过，在当时政治环境下，“摘帽右派”也是右派，杨仲枢走进课堂前，学员队干部要交代学员班班长：“要提高警惕啊！”
许多正直的哈军工老知识分子却不歧视杨仲枢夫妇，反而给予深深的同情，他们敬佩杨仲枢夫妇的正直品格和落难后保持着“威武不能屈”的君子精神。60年代初哈军工分建，调到西安的林循经教授和钟以文教授都把自己留在哈尔滨的孩子托付给杨仲枢夫妇，请他们作孩子的监护人。高度的信任让逆境中的杨仲枢夫妇感受到人间尚有真情在。
自戴上右派的“桂冠”后，杨仲枢由教研室主任降为普通教员，他心无旁骛，把心血全都用在教学上。他为第一期到第九期的本科生上课，是教授中给本科生授课最多的人。杨教授深厚的学养和认真授业的态度赢得哈军工学员们的敬重。
1960年，各地高校选拔一批高年级本科生，提前出来当助教，这些人被戏称“拔青苗”或“啃青”助教，需要老教师传帮带。机械原理教研室分来一批“啃青”，杨仲枢也承担培养、提高他们的工作，常为他们补课，很多人后来事业有成。无须讳言，这些年轻人中也不乏思想极左，阶级警惕性高的人，他们冷眼瞄着杨仲枢，时时准备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
有一名“啃青”，是教研室党支委，斗争精神很强，业务能力却属“二百五”之类，要他补做毕业设计，他草草交上来一份，请老教师审阅。老教师们纷纷回避之，因为这可是得罪人的活儿。最后推给了杨仲枢。依旧是书生意气，杨仲枢就不懂趋利避害的明哲保身之道，他认认真真审阅这名“啃青”的毕业设计，最后对这个年轻人说：“你这个毕业设计不行，错误太多，要重新做。今后要当老师，要给学生当表率的。”
这下可糟了，杨仲枢从此得罪了这名“啃青”，在“四清”和“文革”运动里，他处处找碴口整治杨仲枢。
1960年秋，哈军工奉命开展教育革命：“破资产阶级的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立无产阶级的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把毛泽东思想红旗插到教学内容及教学过程各个环节中去。”
各教研室都确定了重点批判的课程，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对老教师的批判，杨仲枢认为乱砍课程内容破坏了知识的系统性，对学生是不负责的。为此他与教研室一个声称“砍得越多越革命”的协理员发生了争执，杨仲枢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我儿子都比你大，我还能说错？这样的课程内容砍掉对学员损失太大。”那人抓住这句话向党支部告状：“右派翻天了，把我比作他的儿子。”逼得杨仲枢向支部和那个协理员道歉做检讨。
1964年秋哈军工开展院内“四清”运动，院领导比较消极，但基础部领导是出了名的左派，他又把杨仲枢作为批判重点，深挖杨仲枢的反动思想表现。
在讲蜗杆、螺旋课时，杨仲枢要求学生记住：蜗杆法则是右手定律，螺纹大多数是右旋的，弹簧也是右旋，个别的左旋，按右旋画图，标注左旋；在讲齿轮课时，提到一种特殊的“修正齿轮”，这本是中外教科书里惯用的技术术语。这些都被望风扑影地上纲为“向学生放毒”，“为右派翻案”，“为修正主义翻案”！
杨仲枢响应学院号召，为国家节约布票，尽量穿旧衣服。他把压箱子底的西装和背带裤穿到身上，被批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年轻教员跟杨家借《聊斋志异》《三国志》等古书被批为“用黄色小说毒害年轻一代”！
荒诞的年月，荒诞的故事，跟谁说理去？
四海厂也在“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儿”的口号中解聘王禄臻，重新赶她回家当家庭妇女。
“文革”前夜，不祥的预感沉重压在杨仲枢夫妇的心头。
七、苦难十年
1966年6月，“文革”狂飙冲天而起，哈军工的红卫兵紧跟北京的红卫兵，8月的“红色恐怖”，把人类最起码的文明和良知都践踏在脚下。
杨仲枢夫妇是“黑五类”中的“右”字号，自然在劫难逃，首先被抛出来。杨仲枢被逼迫戴上白胸签和白袖标，写上“大右派”字样。他进了“黑帮队”，每天有人押着他们参加拔草、扫马路、扫厕所等劳动。路上，红卫兵还要强迫他们唱侮辱人格、怪腔怪调的“黑帮歌”。在“黑帮队”杨仲枢常被挤到最靠路边的地方，所以他挨红卫兵的打最多，无形中，杨仲枢以自己的受难保护了别人。
刘居英院长的老母亲，曹鹤荪等几位老教授的老母亲，都是七老八十的老太太了，被以“地主婆”的罪名组成“家属劳改队”，造反派把她们交给哈军工子弟小学（育红小学）的红小兵管理。这让红小兵们欢呼雀跃，他们先要革“地主婆”头发的命，挥舞剪刀嚓嚓嚓，把老太太的头发剪成“鬼头”，然后每天押着老太太劳动。王禄臻被勒令和这些老人在一起，她比老人们年轻，傍晚要送不认识家门的老太太们回家，之后才拖着一身疲惫，顶着乱蓬蓬的“鬼头”回到自己的家。红小兵兴致上来，就要伸手，对老人拳打脚踢，刘居英的老母亲就是不堪忍受红小兵的毒打而自杀身亡的。
有一次，红小兵们在路上逮住杨仲枢，把点燃的鞭炮塞进老头儿的后脖领里。杨仲枢赶快仰面躺倒，把即将爆炸的鞭炮压灭，避免一场血肉横飞的灾祸。张良起教授的夫人刘杜珍质问一个红小兵，你们这些孩子为什么要欺负一个老人呢？小英雄们头一歪：他是右派，就得打！仇恨、暴虐的毒素已经深深侵入这些无知孩子们的心灵。
那个时候，背诵毛主席语录成了折磨人的绝妙手段，背不出来，就要挨打。杨仲枢家对门的空房子成了哈军工“八八团”——一个专整老教授“战斗队”的办公室，红卫兵们责令杨家按时送来开水。那天，一名高干子女从对门踱过来，逼杨仲枢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最后一句是“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杨仲枢干活回来，又饥又渴又累，弯腰站在那儿背了半天，结结巴巴背不下来，自然没少挨那个女学员的训斥，总算全能背下来了。一不留神最后一句又出了纰漏，背成“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牛屎堆”。
那名女学员追问：“变成什么？再背！”
“变，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牛屎堆！”
“混蛋！”她一边笑，一边骂，“是牛屎还是狗屎，到底是什么屎？啊？”
杨仲枢这才恍然大悟：“是狗屎，不是牛屎！”
中国人的人性在“文革”时代发生了空前的大扭曲、大错位、大变态，人性中最残忍、最丑恶的一面赤裸裸地假“革命”之名而暴露无遗。本来温文尔雅的女学生变成了悍女泼妇或虐待狂，这在“文革”里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红色恐怖”的重头戏是半夜破门而入，强盗般恣意抄家，让无数无辜的人家心惊肉跳，饱尝屈辱。杨仲枢的家已被两大派造反组织反复抄过，这还不够，还有“独行大侠”的光顾。原子工程系有个61级学员杨××，自称“八八团”红卫兵，第一次独自来抄家，只要值钱之物，如现金、首饰等，第二次又是独自来抄家，开口就要照相机、望远镜、猎枪。他看中杨仲枢当年从比利时带回的一只皮箱，要强行抄走。杨仲枢不敢吭声，王禄臻大着胆子说：“这也不是‘四旧’呀！”“那就借！”“独行大侠”留下了两张“刘备借荆州”的“借条”，扬长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