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全国报纸经理会议
作为政务院下设的行政机构，新闻总署负责领导新中国新闻工作，管理全国各类新闻媒介。这时，胡乔木担任着两个新闻单位的领导职务：1948年春到达西柏坡以后任新华社总编辑，1949年6月新华社改组，他又出任新华社社长；1949年8月《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胡乔木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和党组书记之后，他直接领导的新闻单位又加上了广播事业局。新闻总署于1949年10月19日正式成立。胡乔木上任后，一面调配干部，健全机构，同时把新闻总署领导和管理的工作担负起来。他同直接领导的三个单位关系十分密切。当时中央文件不发这三个单位，胡乔木规定三单位负责人每两个星期到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看一次中央文件。
当时，新闻事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全国300多家报纸，不论公营和私营，都陷入严重亏损的困境。仅据《人民日报》等16家报纸不完全统计，每年赔耗即达2500万公斤小米。为解决这个严重问题，新闻总署于1949年12月17日至26日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报纸经理会议。会议分析了产生严重亏损的原因，研究了改善报纸经营管理的办法。会议作出《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决议》，决定采取两大措施：一是报纸经营实行企业化方针，一是报纸发行实行“邮发合一”方针。会议决议指出：“全国一切公私营报纸的经营，必须采取与贯彻企业化的方针，即公营报纸必须把报社真正作为生产事业来经营，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制。私营报纸亦须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经营方法。”“报纸发行工作……逐步地全部移交邮局办理。”决议对用纸、定价、广告、编制、会计和管理民主化等问题也都作了规定。
《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决议》贯彻后，各报社的经营状况都有改善。到1950年8月，全国有33家公私营报纸已经或开始做到全部自给而有盈余。
1950年2月27日，新闻总署又召开了京津新闻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发布新闻制度，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的发展方向和相互关系，各级新闻组织间的分工，京津公私营报纸间的分工等问题，并作出了相应规定。关于发布新闻，要求必须严格执行1949年12月9日政务院第十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重要新闻、公告等一般由新华社统一发布。规定报纸应当向发表言论、单独采访、建立广泛的群众通讯网、办好各种副刊及进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展；明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工人日报》都是全国性报纸，应注意建立全国各地专电与通讯，与新华社互相配合；《人民日报》的主要读者对象应为干部和先进的群众，《光明日报》应以民主党派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新华通讯社应以发布全国性和世界性的重要新闻为基本任务，只有总社有发布新闻之权，其总分社、分社、记者只能按级对总社负责，不能单独对外发布任何新闻；广播电台应以发布新闻、社会教育及文化娱乐为主，广播电台对全国及对国际广播节目，应集中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等。这些规定的贯彻，在全国建立了良好的新闻工作秩序。
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
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新闻总署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对当前全国新闻工作的状况进行分析和总结，对面临的重要问题加以讨论。讨论的问题包括：改进报纸工作，统一新华通讯社的组织和工作，建立全国广播收音网等项。会前，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3月28日）。会议第一天，3月29日，胡乔木作了《关于目前新闻工作中的两个问题》的报告。月底，朱德给会议代表作了军事报告。4月13日，毛泽东与代表们会面并讲话。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全国报纸展览会。
这次新闻工作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研讨新闻工作的会议，是全面调整和发展新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会议，被誉为新中国新闻事业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胡乔木在会议第一天的报告中，讲目前新闻工作中的两个问题：一、改进报纸工作问题；二、新华社机构和工作的统一问题。
一 关于改进报纸工作问题
胡乔木指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改进报纸工作：一、联系实际，二、联系群众，三、批评与自我批评。
胡乔木指出：“我们的报纸在联系实际方面是比较薄弱的。”“我们所说的实际是和人民生活，和国家工作有直接重要联系的实际。而我们的报纸在这方面登得比较少。”胡乔木说：“如果我们的报纸只发表那些与地方生活无关的东西或发表一些政府机关（中央机关也是一样）的指令、决议、会议等等，那么它们怎么会有生命呢？一切政府的会议的精华，并不在于某月某日开幕，某月某日闭幕，这是无生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许多报纸常把这些东西发表得津津有味，而对这些会议讨论的问题、背景以及它们所要求的东西变为群众生活的实际状况，却没有努力去发表。这样，我们的报纸就变成了许许多多的布告牌了。”
胡乔木特别强调，“报纸是给群众看的”，“报纸是用来向群众讲话的”，“报纸不能仅是把活动范围限制在干部里面，而应该面向群众”。他提出“任何报纸它都要力求成为群众的报纸”的要求。
由联系群众薄弱，胡乔木说到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他指出：“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才有声音。”“报纸是应该有声音的。今天我们报纸上听到的这种声音——新东西反对旧东西，正确的反对不正确的，是很不充分的。这就是说，我们的报纸对于群众要求的责任心是不够的。”胡乔木说，报纸用了这样大的篇幅每天出版，一出就是几万张，“无非是有很多话要告诉人民，人民有很多话要利用这个篇幅讲出来，要把种种情况告诉大家。”
对于怎样克服缺点、改进报纸工作，胡乔木指出，要按照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导思想，把正确的办报方针坚持下去；要改变编辑部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要“改善与领导机关的关系”，“报纸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领导工作”，“报社本身就是一个大规模的调查机关、研究机关和监察机关。它同领导者的关系不仅是取得指示，而且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所得，可以对他提出许多建议”；要“改善与群众的联系”，报纸应该“把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不断的提高起来，提高到适应我们国家社会前进的轨道，把群众的兴趣逐步引导到政治上、建设工作上去，使大家关心我们的建设工作。”“不但要研究在什么问题上去联系群众，而且要研究着重联系群众的什么部分”；“共产党的报纸应当首先联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首先跟积极分子建立联系”，而联系的方法，要重视组织通讯员网和成立读报组。
对评论工作和副刊工作，胡乔木在报告中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指出：“我们的报社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中心”，“整个报纸篇幅中都有评论”。“只要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有了生气。它就是负责地每天告诉了人民群众：应该走向何处去，不应该走向何处去。”“我们报纸的副刊也应该有所改进。”“我们的报纸从头至尾都应该是有兴趣的，而报纸的副刊应该和主要的篇幅在编辑方针上一致。”“无论是专门性的专刊或是综合性的副刊，都应该是和整个报纸编辑的精神一致，都应该是在报纸总编辑的统一领导之下，服务于人民群众所关切的问题。应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并且加以确定的解决。”
二 关于新华社机构和工作统一问题
胡乔木指出：“新华社现在已在全国范围内担负起每天供给国内外重要新闻的巨大任务”，“新华社的稿件需要在政治上、文字的水平上更加提高，使全国各地的报纸利用时更加便利，供给的消息更加丰富与及时。”“为着要担负起这样浩大的任务，新华社在机构上和工作上，都需要统一，需要把过去一直到现在还继续存在着的分散状态加以改变。”
胡乔木追溯了新华社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发展的历程，说明这种分散状态是历史形成的，“现在有必要也有可能加以改变”。“新华社需要集中全副力量当作一个统一的国家通讯社，代表我们中国人民，代表我们整个的国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表消息。”“新华社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新华社，这对我们的新闻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要克服困难，“迅速地完成统一的要求”。
会后，中共中央于4月19日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新闻总署根据中央指示和会议讨论结果，对几个重要问题作出了决定。4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29次政务会议。胡乔木在会上作《关于新闻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这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讨论的六个问题：改进报纸工作、统一新华社、改进广播工作、调整各级新闻机构的编制、调整各新闻组织间的分工、改进新闻总署的工作。会议批准了胡乔木的报告和《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新闻总署关于分发〈参考消息〉的办法》。4月22日，胡乔木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同一天，新华社播发了新闻《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对会议内容作了详细报道。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坚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25日，新闻总署发出《关于统一新华通讯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
毛泽东以胡乔木名义撰写驳斥艾奇逊的谈话
胡乔木就任新闻总署署长不久，发生了一件外界不知而影响较大的事——1950年1月19日，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以身在北京的胡乔木的名义写了一篇重要谈话：《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而斯大林看后因误解而生不满，惹得毛泽东很不愉快。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晤，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解决苏联对中国贷款、中苏两国贸易等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1950年1月2日，胡乔木等通过紧急安排，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和苏联塔斯社记者的谈话；苏联《真理报》也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答记者问》的消息，破除了西方国家对毛泽东在莫斯科情况的各种猜测和谣言。
十天以后，谣言又起。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谈话，造谣说“苏联正在将中国东北地区实行合并”。对此，在苏方提议下，决定中苏双方各发表一个官方声明，予以严正驳斥。毛泽东决定，中国的这个声明以新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1月19日清晨，毛泽东亲自写就一篇将近1400字的新华社电讯，导语为：“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清晨5时完稿后写一短信给“少奇同志并告乔木”，说“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又交代“译者注意：（一）用密码，不可用明码；（二）精密校正，不要错字；（三）今（十九）日必须发出，并使***同志能于今夜或明晨收到”。
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以胡乔木名义所写的这篇谈话；1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着位置全文登载。谈话严正指出：“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谈话把同是美国国务院官员的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所说的事实同艾奇逊造的谣言进行对照。瓦尔德1950年1月14日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返回美国后说，“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并未看见苏联有吞并满洲的迹象”，“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谈话指出，瓦尔德的这些话“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
这篇谈话，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确实是毛泽东的精心之作。然而，没有想到，斯大林却因误解而进行责难。
1月下旬的一天，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晤谈，事先说明，主人方面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客人只邀请毛泽东和周恩来，翻译只要师哲一人。
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斯大林首先说是在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由莫洛托夫先说。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泽东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答道：“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