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什么
法律是什么？这是一个法理学的题目啦。我所敬爱的刘星先生，便写过以此为题目的一本小书。（刘星：《法律是什么 ： 二十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在开展这个题目之前，我们照例来看段公案。
周穆王乃是著名的旅游家。但他在位之时，也仰赖了一位大司寇吕侯，制造了一部“刑”来治理百姓。这部刑便叫做《吕刑》，这在西周初年乃是立法的又一盛事，表示礼刑在形式上分途，在实质上合作，以治理万民了。
这部“刑”，规定了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而外还有罚金的办法，称为赎刑，古称共有三千条，恐怕不是法条而是判例。
好，这部刑乃是法律。那么之前我们大费周章来讲的礼是什么东西？道德？普通规章？习惯法？都不好说。
大家都知道，法律是底限道德。但是法律和底限道德毕竟有差别。我们拿久不出场的某甲来讲案例。
比如大家在意识中都隐约觉得：说谎不好。这是一个道德的共识。那某甲说谎了，怎么办？完全没有办法。如果说了点小谎，大家集体鄙视一下，从此少跟这个人交往也就完了。
一个群体到底是有聪明人的，聪明人找了大家来商量：从此谁再撒谎，用棒子打十下。这看起来像是在立法了，我们记为法1。
有天，某甲的爸爸得了不治之症（整完儿子开始整老子了）。某甲得到医生的消息，擦干眼泪，强颜欢笑地对爸爸说：“医生说了，你这是小病。”甲父一听，从病床上一跃而起，曰：“胡扯！刚才我听到了，我这是不治之症！你又说谎，按法 1要送官用棒子打十下！”于是把某甲扭送公安机关，把案情一说，执法者们犯了难。
这个情况有点特殊。或者说，大家反倒是觉得甲父有点不近情理。哦，看来说谎还是要分情况的。于是重新修改法 1，新法为：善意的谎言，无罪；恶意的谎言，用棒子打十下。是为法2。
问题继续在发生。某甲把一个人给坑了，骗掉一百块钱，被逮捕。某甲坦然道：“我这是善意的谎言，因为钱是万恶之源。我把他钱骗走，是为了让他走上善途。”嗯，善意与恶意不是法律用语，而是道德评判，没有实际可行的标准。出台司法解释：所谓恶意，乃是使被害人遭受实际的不利益。是为法3。
好，继续。某甲心想，骗十块钱也是打十下，骗一千万也是打十下，索性干一票大的！于是骗了一千万。被扭送官府。执法者终于明白，不同的罪要处以不同的刑，于是制定了处罚细则：骗一百元以下，棒打十下；骗一百元至一万元以下，棒打五十；骗一万元以上，棒打一百。是为法4。
有行刑的衙役，平素就对某甲怀恨在心（就是上次那个被某甲骗了一百块钱的冤大头），用带刺的荆杖来行刑，把某甲屁股给打烂了。执法者觉得有问题，继续完善，规定了刑具的规格和施刑的部位。是为法5。
……
从法 1到法 5，乃是一个法律不断形式化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法律越来越不像道德，而越来越像法律的过程。当然，这个进程在中国不是主流。中国古代的法，停留在法 1的层面就可以了。如果出现第二种情况，古代的法官们（当然要汉代及以后了）会这样论罪：虽犯律条，其情可愍，无罪释放，予以表彰。
台湾一位学者林端先生做过一个讲座，说：红绿灯在大陆只有参考价值。律条在古代同样如此。
不管怎么说，从礼到刑，乃是一个立法技术上的进步，尽管吕侯制刑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并不高，也不为人关注。毕竟嘛，法律是一项技术活。
不过也毕竟嘛，技术在古代中国一向是没有市场的。
在西周生活
某甲投胎到西周，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嗯，我想比在其他任何朝代都要舒坦，更能感触上古的风气。
如果投在王公贵族家，那继承父亲的爵位就有戏（条件参见前文）；就算是次子而且庶出，那起码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当个卿啊士啊什么的吧。
如果投在一般的国人（一说，国人便是士）家里，那也是人格健全的公民。在城市里有房子住，在郊外有田地耕。
要是你的田地还是“井”字型的，就是我们练字时的九宫格，周围八个格子所收获的农作物，归自家；中间一个格子所收获的农作物，归公家。
如果某甲投胎做了一个庶民，那也不是多么垂头丧气的事情。《诗经》里头有篇《七月》，就是为我们描写庶民某甲的幸福生活的：
正月里把农具修理；二月里到田间耕种，督耕的 “田畯 ”看得满心欢喜；妻子给某甲送来盒饭，女儿携着竹筐去陌上采桑；
……
八月里某甲开始收获，女儿缫丝给贵人做衣裳；十月获稻，酿制美酒给贵人献上；冬天出猎，寻觅狐狸做贵人的皮袍……
用阶级分析法来看，恐怕这个诗是奴隶主作的，把庶民的生活写得如此其乐融融。如果投胎再次一等，那就到没有国界的地方去做野人。这样不为疆域所覆盖的地方，在西周还是很不少的。
天子吃着大夫送上来的粮食，大夫吃着自己封邑里那井字田中间一格里的粮食，士吃着自己田里井字中间一格里的粮食，庶民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这样“君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民食力”的有层次的生活，安详而稳定。
我们大家知道，《礼记》有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那么恐怕庶民某甲不是很能接触礼了？嗯，结论也许可以说正确，但推理过程有问题。我们先把原文找到：“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人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
什么意思呢？古代贵族出行，都坐车（今人貌似也是）。车前面有条横木，名字就叫“式”。诸侯在路上，遇到对面一个大夫坐着车过来了，诸侯就“抚”一下“式”，以表示打招呼。那么大夫呢？要恭敬地下车行礼。这就叫“国君抚式，大夫下之”。那么大夫遇到士，也是一样的。士遇到庶人呢？这就不用了。因为老百姓哪里有车嘛，也就不存在下车行礼的问题了。
这就叫“礼不下庶人”。那么“刑不上大夫”呢？也有他的说法，我们下一节讲。
总之，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放在一起讲，工整固然工整，却不免断章取义。其荒谬和拿“果真”造句说“苹果真好吃”是一样的。
当然啦，庶人需要遵守的礼比较简单。东汉著名的郑玄先生在注释《礼记》到这一段的时候，说：庶人既没钱（不能备物）又没闲（遽于事），所以相对就没那么多繁文缛节啦。
但是不可否认，无论庶人还是贵族，礼几乎构成了西周人生活的全部。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行军打仗，居家旅游，从摇篮到坟墓，都有相应的制度规定。一般来讲呢，可以分为这样五类：
吉礼：祭祀祖先，敬事鬼神。这是西周人的精神生活。
凶礼：就是办丧事。
军礼：行军打仗时的礼仪。当然不是打仗之时，而是战前和战后。如誓师之类。
宾礼：外交场合的礼仪。
嘉礼：婚礼，冠礼（成年仪式，呼唤复兴此礼），宴会之礼。
我们重点来谈谈婚礼。
某甲长大了。到法定婚龄了，要结婚。西周有没有法定婚龄呢？不好说没有。比如我们今天规定，女的到二十了，可以结婚了，这是法定婚龄。西周是什么样的规定呢？女的到二十了，还不嫁，就要有专门的官员（这个专门的官员叫“媒氏”）来追究你的责任了。男的是到三十。也就是说，西周的法定婚龄乃是法定非婚不可龄。
难怪嘛，那时候地广人稀，人口乃是很可宝贵的，所以不是鼓励生育，而是强制生育。
好，幸福的某甲打算结婚，那就先了解一下政策吧。西周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没错，一夫一妻。嫌少？那后面再加个小括号：一夫一妻（多妾）。简单来讲，只有一位正妻，其他的按照一定等级再划分，都是有身份等差的。比如天子有一位“后”，再往下有夫人、世妇、嫔、妻、妾等等。就算是再穷的士，也会有妻妾。《孟子》里面一个齐国的士，穷到在坟地上捡别人家的祭品吃了，也还是有一妻一妾的。黄蓉姑娘在大理戏弄渔樵耕读之“读”的时候，攻击《孟子》这段寓言的不合理，说“乞丐何曾有二妻”，把个大理前宰相朱子柳唬得五体投地。如果当时聊公在彼，定可以帮老朱扳回一城。
那有没有真正贯彻一夫一妻制的呢？有。谁？匹夫。
匹夫在今天固然是骂人的话（当然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用这么“文绉绉”的词语来骂人了），但那时候还不是。比如在郊外活动的野人、庶民之类，男的都叫匹夫，女的都叫匹妇。意思是没有小妾，只有夫妇两个相匹。
好啦，某甲要结婚。而且某甲奔卅了，快到法定非婚不可龄了，再不结婚官府要宏观调控了。怎么办？
某甲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女子。一打听，叫某乙。某甲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看咱俩挺般配，要不你就从了吧。行不行？肯定不行。这里违反了西周缔结婚姻的几项禁止性条件。
头一项，同姓不婚。某甲姓某，某乙也姓某，同姓，不能结婚。这是中国史上的一大进步，不是小进步，是里程碑式的进步。为什么呢？从优生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天都知道近亲繁殖是有害的，生下来的小孩子奇形怪状呆头呆脑。那么古时候的人们是怎么认识的呢？不是什么封建礼教之大防，而是比今天更深刻。
第一个，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和今天的理由一样，近亲结婚生下来的小孩和秋后的蚂蚱一样蹦达不了几天的。那时候去古未远，同姓的一般都是近亲。这个道理，洋人到近代还不懂。达尔文那样伟大的生物学家，连进化论都搞得清楚，却硬是和自己的表妹结婚，生下的小孩子平均年龄比东汉的皇帝还要短。
第二个，附远厚别。怎么说呢？就是通过结婚来扩大本组织的规模。不要老跟组织内部的人结婚，结来结去搞得本组织成了近亲繁殖。要结婚找外面人去。比如姬姓和姜姓一结婚，势力就扩大了，这叫“附远”；厚别呢，把自己组织内部人员之间的伦理关系理理清楚。不要一对起话来全是“哥，你比爸强”“妈也这么说”。
嗯，一个是优生学上防止近亲繁殖，一个是政治上防止近亲繁殖。比今天的认识高明啊！
所以某甲只好去找乙某结婚而不能找某乙。我们再强调一次，西周规定同姓不婚。所以西周开始，中华民族的智慧爆发的加速度就高于之前了。
某甲找乙某，可不可以？还差一点儿。你得调查清楚对方的背景。品德好不好（逆家子）？是不是没事就自个家的成员互相生小孩玩（乱家子）？几代以内有没有受过刑的（世有刑人）？有没有家族病史（世有恶疾）？是不是死了爸（丧妇长子）？
逆家子不取，乱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恶疾不取，丧妇长子不取。这个叫做“五不娶”，也是某甲找老婆所需要考虑的方面。当然，至于是不是严格遵守，那是另一回事了。
好，某甲找了乙某，家庭背景清白。可不可以结婚呢？不行。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果你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许终身，是要遭到举国上下集体鄙视的（《孟子》：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当然啦，这是比较文明的情况。也有一些部族，还没有习惯一定要父母之命和媒人介绍。这种情况，周公制礼的时候也有考虑。所以专门特设每年的二月份，男女可以私自约定终身，而不会受到官府的处置，不影响婚姻效力（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这样的规定，于防水大坝之上又开水闸泄洪，以适应不同民族的需求。周公真是大圣贤呀！多么体贴入微的制度设计！
结婚的程序呢，也是不简单的。起码要经过六个环节。首先，某甲要托媒人（看吧，媒人的作用来了）向女方求婚。这个叫“纳采”。其实一直到今天有些传统重的地方还有这个环节，并且是要送一定礼物来表示诚意和美好愿望的，比如银元、绸缎衣服、八副罗裙、鞋面、红绿手帕什么的，要凑足十个，表示十全十美。古时候没有这么麻烦，送只大雁就可以了。为什么送大雁呢？
因为大雁是候鸟，顺时气而合阴阳；而且大雁死了一只，其配偶就守寡一辈子（德鸟啊！）。这种优良品德是值得我们某甲学习的。
送过大雁了，某甲的媒人还要问乙某：你妈贵姓？乙某气鼓鼓地回答：“姓某！”得，这事就黄了。乙某的母亲如果跟某甲同姓，也是不许结婚的，还是优生和伦理的考虑。
聊公菩萨心肠，不忍心让一对新人就这么黄了，就站出来饱含热泪对乙某说：“其实，你妈不是你的亲妈，你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你生母不姓某，而姓乙啊！”乙某恍然大悟，问题就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