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那是实打实的，不像今天，奖励若干万元，授予英雄称号，披红戴花就完了。那时，对于见义勇为者是可以直接授予官职的。
现在，国人道德水平下滑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路上看到老大爷老太太跌倒在地，该不该上前扶一把都成了进退两难的问题。这顶多算是要不要做好人好事的问题，更不要说遇到犯罪分子要不要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啦。扶老大爷老太太可能被讹，见义勇为之后也可能落下一身的伤残，生活无着。虽然有鼓励见义勇为的法规政策，也有各种奖励措施，但因为执行不到位，见义勇为者好人没好报，生活落魄的报道还是不时见诸报端。那么，在古代，对见义勇为者法律又是如何保护的呢？见义不为会不会受到惩罚呢？
《论语·为政》上就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路见不平也不吼，该出手时不出手，就属于见义不为的懦夫行为，没种，可耻！对于见义勇为，《宋史·欧阳修传》中有一段评价，慷慨激昂，荡气回肠，“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见义勇为的人天赋刚健勇猛，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所以，在古代社会，见义勇为的人是受到社会褒奖的。例如三国时的孙坚，他的发迹就始于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在他年轻的时候，担任了县一级的政府公务员，胸怀大志，生性豁达，希望独树一帜，为他人所不敢为。在他17岁的时候，有一次跟他老爸一起坐船到钱塘去，走到半路，不巧刚好遇见一伙抢了商旅的海盗，正在岸边分赃。其他人一看到穷凶极恶的海盗都吓得双腿发软、六神无主，只有孙坚面不改色，跃跃欲试。
孙坚对他老爸说：“我们可以趁机击杀这股海盗，您就让我出手吧！”老孙摇摇头说：“拉倒吧，这不是你能干的事儿！”孙坚年轻气盛，自尊心很强，听老爸这么一说，脸上挂不住了，也不理会自己的老爹，提着刀就奔那股海盗过去了。这孙坚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有勇有谋，他一边斗志昂扬地扑向海盗，一边还打着手势，给人的感觉是有备而来，正指挥自己的部下将海盗围起来。
海盗一看孙坚虽然单枪匹马，但一副胜券在握的架势，怀疑有大队人马埋伏在周围，立马乱了阵脚，也顾不上分赃了，抱头鼠窜。一大群海盗被孙坚一个人跟在屁股后面追杀，结果还被他撂倒了一个，其他人各自亡命去了。孙坚提着海盗的人头回来，把老孙看得是目瞪口呆，“这真是我的儿子吗？简直太有种了！”这件事儿成了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孙坚一战成名，地方政府为了表彰他见义勇为的行为，任命他为代理校尉，是仅次于将军的军职了。
从孙坚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那是实打实的，不像今天，奖励若干万元，授予英雄称号，披红戴花就完了。那时，对于见义勇为者是可以直接授予官职的，像孙坚起码就捞了个正团职干干。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对于见义勇为的行为都有相应的表述。例如《易经》、《周礼》等典籍中就鼓励大家挺身而出，击杀贼寇。根据《周礼》的记载，如果盗贼侵犯军人、乡里、邻居和自己的家人，当场击杀，是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古代有血亲复仇的传统，如果自己的亲人被人伤害了，不需要报警，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自行复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见义勇为杀人，罪犯的家属是不能复仇的，如果擅自报复见义勇为者，要处以死刑。由此可见，古代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力度是非常强大的。放在今天，有小偷到家里偷东西，被你发现了，当场杀死，多半要定个防卫过当；如果是偷别人家的东西，你见义勇为，失手杀死小偷，说不定还是过失杀人。
秦朝厉行法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了法律规范，见义勇为和见义不为在法律上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上世纪70年代，在我国湖北省的云梦县睡虎地秦代古墓中发掘出了一批竹简，其中记载了秦国对于疑难法律问题的解释，被称为“法律答问”。例如，如果有人抓到了在逃犯，该怎么奖励呢？在逃犯身上有钱物的，这些东西就归抓捕他的人所有了。这就体现了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
要是见义不为呢？“法律答问”中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有强盗闯进了某甲的家中，某甲被强盗杀伤，于是大声叫喊“有强盗，快来抓强盗！”可是，这个某甲运气不大好，周围的邻居、伍老（秦代五户为“伍”，设伍老）、里典（比伍老高一级的基层社区干部）都不帮忙。这种情况下，邻居、伍老和里典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法律规定邻居没有责任，但是伍老和里典职责所在，本身就有防御盗贼、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所以如果不帮忙，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说，不管是邻居、伍老或是里典，要是在家的话，听到有人呼救，就必须见义勇为，否则都应当治罪。
还有一个例子，有强盗当街杀人，可是过往的人见死不救，该如何处罚呢？秦代法律的规定非常明确，如果路人距离现场一百步之内的话，见死不救要接受两副铠甲的处罚。要么说秦代是法治社会呢，法律的规定巨细无遗，连“距现场一百步”这样的细节问题都考虑周全了。
汉承秦制，对于见义勇为的问题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按照汉代的法律，有人打架闹出了人命，如果邻居能够制止而没有制止，冷眼旁观，那么这个明哲保身的邻居是要被抓起来治罪的；还有，如果无故闯入他人的房子里，登上他人的车船，想要劫持人质，当场击杀这样的劫持犯是没有罪的。
隋文帝的时候，当时的首都长安治安非常差，大白天的就有人当街抢劫、入室盗窃。这让隋文帝非常头疼，于是他召集手下的高管们开会，问他们有什么办法。还没等大家的脑筋转过弯来呢，隋文帝自己有主意了——“悬赏通缉盗贼，如果有人提供线索，盗贼被捕获后家产没收，赏给举报人。”这个好主意果然立竿见影，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首都的社会治安就大为好转。
唐代对于举报和捉拿盗贼的人也给予奖励。这种奖励是从没收的犯罪分子财产中提取；如果犯罪分子没有财产可以没收，就从赃物里出，比例是40%；如果赃物都挥霍一空了，就由政府按照20%的比例给予奖励。对于盗贼、强奸犯，殴打他人（打掉了牙、打断了手指或者造成更严重后果）的犯罪分子，虽然不是受害人的家庭成员或者亲属，只要是案发现场附近的人都可以将罪犯捕送到衙门。如果罪犯持械拒捕或者逃跑，格杀勿论。对于犯罪分子打死不犯法，还有赏钱可拿，相信见义勇为的人一定不会少，甚至会出现职业的“赏金猎人”，以抓捕犯罪分子来发家致富。
见义不为、见死不救在唐代又是如何处罚的呢？遇到强盗抢劫和杀人的，如果受害人向邻居求助，邻居见死不救，要“杖一百”；如果邻居听到了动静，没有伸出援手，即便受害人没有直接向他求助，也要罪减一等处罚；如果是力所不能及，就要以最快的速度向附近的官府报信，不报信的也要受到处罚。当差的在追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如果力量不够，无法制服罪犯，向路过的人求助，路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要“杖八十”；如果路人迫于形势无法救助，可以免罪。这里所说的“迫于形势”，指的是被险情阻隔无法救助或者邮差有紧急公文要传送，正快马加鞭赶路的情况。如果发现火灾，要告诉在场的人和附近的人一起救火，不发出警报，也不救火的，按照失火罪减两等处罚，也就是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到了宋代，在唐代法律的基础上，有了一些新的举措。例如宋真宗的时候，为了开展针对强盗的严打行动，对于强盗团伙、抢劫杀人者，犯罪分子超过10人的，举报人可以得到10万赏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样的激励措施还是很有效的。
明代对于见义勇为的人不但赏钱，还赏官。根据明代的法律，老百姓（负责抓捕盗贼的公职人员除外）抓到一个抢劫犯或两个盗窃犯的，赏银20两；抓获5个抢劫犯或10个盗窃犯的，给一个官职。如果达不到这个数目，折算成赏银。见义不为的同样受罚，例如同伴当中有人打算谋害他人，当事人不加以阻拦、对受害人不救助的，当事人遇害后不向官府告发的，要“杖一百”。
在清代，见义勇为者在与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受伤的，享受军伤待遇，一级伤残赏银50两；二级40两；三级30两；四级20两；五级10两。受害人及其家人、邻居或者路人等抓获强盗的，按照人头赏银，一个20两。但是，如果遇到强盗，邻居知情而不帮助抓捕的，要“杖八十”。
由此可见，古代社会对见义勇为或者见义不为的赏罚力度是比今天大得多的。现在是文明社会，见义勇为者能得到一部分物质上的补偿，或者精神上的鼓励；见义不为者也只能在道义上谴责一下，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不知道这是道德法纪的退步还是社会的文明进步？
以上所谈的都是中央王朝关于见义勇为或者见义不为的法律制度，那么，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没有这方面的法律规范呢？在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统治西藏的时候，就制定了此类法律。根据当时的法律，如果有人被牦牛所伤，其他人见死不救，就要给这样的懦夫挂上狐狸皮，将其处死，老婆、奴隶、财物、牲畜都要没收。如果见义勇为，将人从牦牛的蹄下救出来，被救的人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救命恩人，没有女儿要给妹妹，连妹妹都没有的，就给钱。见义勇为者也可以在这几个选项中自由地选择。如果这家的女人太丑了，那还是要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