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糕透顶的情报系统
美国通信情报系统曾经让美军受到莫大的羞辱，对美国海军来说，珍珠港就是一个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为了整顿糟糕、混乱、拖沓、低效的情报系统，时任陆军部长的史汀生出来说话了。原本坚决反对情报监听、偷拆信件的“君子”一反常态，大力支持密码破译工作。他还特别任命了纽约著名律师阿尔弗雷德·麦科马克作为自己的助手，着手整顿美国的通信情报领域。
作为助理陆军部长，麦科马克即将面对一堆棘手的问题：截收设备数量有限；将截获的密电送到破译中心的运输方法不合理，将华盛顿的指令传达给地方当局的运输方法也不理想；语言专家的缺乏；没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研究、分析破译的情报内容；情报系统臃肿，无法以最快速度将情报传递到华盛顿……通信情报部门的组织混乱、分工不明已经让美军吃到了苦头，建立新的秩序与部门合作是麦科马克的当务之急。
为此，麦科马克在陆军部军事情报处组建了一个新的部门，负责收集截获的密电，将来自其他部门的情况汇总，统一整理成清楚、简明的报告。这个部门叫特别科，由卡特·克拉克上校担任科长，麦科马克担任副科长。克拉克是通信兵部队的军官，曾经协助麦科马克研究通信情报的问题。
克拉克上任后，第一件事是扩建通信情报处，增加截收站，扩大情报处搜寻信号的范围。很快，通信情报处就找到了独立的办公地点，从陆军总部搬离出去。几个月后，负责监听的第二通信业务营迁到了弗吉尼亚州沃沦顿的文持山农场，后来，通信情报学校也迁了出去，二战期间，那里培训了大量的密码学员，在各个战场上为美国服务。
经过克拉克的努力，情报处各个部门都进行了调整。在外人看来，通信情报处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隔三差五换一次的名字，从成立到1942年，部门名字一直叫通信情报处，1942年7月，通信情报处改名为通信情报业务处，后来又改为通信安全处和通信科，最后称作通信安全处。1944年7月，通信安全处改为通信安全局，二战结束后，又改为陆军安全局。
名字改来改去，只是表面文章，通信情报处的本职工作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长久以来，通信情报处的使命就是破译日本的密码，二战期间，这个使命由密码专家们继续延续着。不同的是，通信情报处前七年的开支从来没有超过1.7万美元，而到了二战时期，每年开销已经达到了5亿美元。活动开支爆炸式增长，美国却没有因此怀疑通信情报处的价值，相较于其为战争前线提供的有力情报，即使每年需10亿美元开支，美国政府也会继续支持它。
1942年，通信情报处获得了日本即将联合德国对苏联作战的情报，还能够随时报告敌方的舰只数量、位置等，损失巨大的德国潜艇还以为是美国有测向装置，实际上，当德国潜艇向海军部发送报告时，美国通过无线电信号已经确定了它们的方位。1944年，侦查出日本的防御部署，从而使美军在行动之前就看到了对方的弱点。
通信情报处的功劳显而易见，特别科也在积极分析经过破译和翻译的密电，期待从中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为了分析日益增加的截获电报，克拉克将特别科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科室负责截收电报和出版《魔术摘要》，一个科室负责从日本陆军的电报中获得情报，另外一个科室则专门研究德国军事电报。1943年，特别科通过分析陆军的密码通信获得了一些情报上的优势，到了6月，一些可供研究的电文也送到了特别科办公室。克拉克的特别科最大的贡献莫过于精心编印了一份名叫《魔术摘要》的日刊，刊载截获电文中的动态情报。
克拉克很用心地对通信情报领域进行改造，也真的做出了很多成绩，可是，他并没有真正控制通信情报处的本质业务。应该截获哪些情报、用什么方式分析密码、密码材料的孰轻孰重等诸多问题，克拉克并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改进。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行政机制。通信情报处隶属于陆军部通信兵部队，由于机构设置的局限，使它没有一个全面的视野，从全局的角度对待情报。
很长一段时间，通信情报处将它的截收设施都用于截获东南亚、马来西亚、中国南部等地的信号，而没有重点关注日本本土、朝鲜和中国北部，对局势的错误判断使得美国在朝鲜战场陷入被动。而克拉克的特别科则隶属于陆军情报处，是一个没有权力控制具体业务、只负责分析密电内容的机关。当他要求通信情报处优先破解与日本航运有关的密码系统时，通信情报处并没有给予重视。
1944年6月，特别科改组，成为军事情报处编制内的组织，仅仅半年时间，陆军情报处就对通信情报处下手，将破译、翻译密电的权限从通信兵部队手中夺走。战后，美国开始考虑通信情报部门在和平时期的存在意义，很快，通信情报处的编制和经费就缩小了。
早在1942年，罗斯福就曾发布通告，规定只限陆军、海军和FBI有权从事密码分析活动。罗斯福还成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协调陆军、海军的情报活动职位与范围。1944年，为了应对战事需要，“陆海军通信情报协调委员会”成立，其功能和之前的常设委员会一样，1945年3月，“陆海军通信情报协调委员会”正式更名为“陆海军通信情报委员会”，促进陆军、海军在密码分析方面的合作。同年12月，国务院也参与了这个委员会，因而“陆海军通信情报委员会”又更名为“国务院及陆海军通信情报委员会”。随后，FBI、CIA也加入其中。
一开始，陆军的大量文职人员都同意部门合并，海军和空军则不想交出权力，而要独立发展情报系统。1949年，麦克纳尼将军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陆、海、空三家合并，但允许各自保留独立的通信情报组织。在此基础上，5月，国防部长约翰逊发布了一道密令，成立了武装部队安全局。它的使命是将陆、海、空三个单位的通信情报活动收归于一个主管部门，其第一任局长是海军少将厄尔·斯通。
由于武装部队安全局是一个高度保密的机构，名称、职务、人事任命都不能对外宣布。斯通原本的职务是海军通信主任，如果突然将他调走，却没有声明就任职务和部门，势必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为了避免有人质问斯通的去向，最后决定由新闻处长对外宣布，斯通少将调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任职。7月，斯通悄悄到武装部队安全局上任，没有引起外界的怀疑。就这样，一个在完全在保密的情况下组建的情报机构诞生了。
陆、海、空三军，加上国务院、FBI和CIA，共有6个部门，12个委员加入到“国务院及陆海军通信情报委员会”中，按照规定，这个委员会做任何事都要经过12位委员的同意，而且委员会不得干涉成员的本职业务。可以说，这个部门从一开始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唯一的权力是可以禁止其他部门从事通信情报活动，司法部长、总统发布的通信情报活动禁令对委员会也没有效力。
可见，通信情报处经过了改组，重新确立了名称，建立了高级委员会，统一了职能和职权，但是通信情报领域依然像过去一样支离破碎，而且，不断庞大起来的上层机构让情报部门变得臃肿起来，情报输送更加缺乏效率。
国务院及陆海军通信情报委员会的工作看似有理有据，有条不紊，实质上依然是一派混乱景象。选择通信情报活动的对象时，国务院及陆海军通信情报委员会会给CIA、FBI、国务院以及海陆空三军的代表发一份表格，要求他们列出每一个目标项目的轻重缓急，经过评估后交给武装部队安全局，由局长将目标项目分送到各地截收站。这个方法并没有为武装部队安全局提供明确的目标，相反，漫长的目标评定、审核程序耽误了不少时间，有时还误事。
这个方法后来引起武装部队安全局的不满，10月，武装部队安全局成立了一个“情报需求委员会”，由陆海空和武装部队安全局确定通信情报活动的目标，国务院及陆海军通信情报委员会则用来评估非军事情报的目标。
于是，截获的密电首先由武装部队安全局的低级人员审查、分类，然后经语言专家剔除非重点的密电，留下大约百分之一的精华，送给三军情报处、FBI、CIA和国务院。非重点的密电也不是直接过滤掉，而是先保存起来备用。有专门的人员对它们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一样抄送到各个部门。仅FBI一家，每个月就从武装部队安全局收到7000份情报，可以想见武装部队安全局的工作量之大，范围之广。
在朝鲜战场丢脸
二战给美国的通信情报领域提供了演习场地，经过几年的历练，整个美国的情报机构都变得成熟起来。在一系列部门改组、机构合并之后，武装部队安全局诞生。虽然武装部队安全局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至少通信情报工作明确地由一个统一的部门负责，之前的分工不明、组织混乱等问题也得到一些改善。
1950年，武装部队安全局还没有以独立的通信情报部门顺畅地运作起来，新的挑战就来了。6月25日，朝鲜在苏联的授意下，出动坦克部队向韩国发动进攻，几天后，朝鲜攻下了汉城（今首尔），朝鲜战争爆发。随后，朝鲜人民军继续南进，打得韩国军队节节败退，大有统一朝鲜半岛之势。战斗进行一周后，华盛顿才收到消息，讽刺的是，消息来源不是“三八线”上的美国士兵，不是武装部队安全局，而是一名美国驻汉城的记者。
本职工作没有做好，反而让媒体抢了功，武装部队安全局顿时脸上无光，只可惜，武装部队安全局资历尚浅，还没有发展成可以独当一面的情报机构。武装部队安全局想要重点侦查某一方面的信号，必须通过军方许可，而三军的通信情报机构对它的态度向来是敷衍、敷衍、再敷衍。军方接受、拒绝或者置之不理，武装部队安全局都没有办法左右，这样一来，战场上的通信情报依然是由海、陆、空三军控制，武装部队安全局一点都插不进去。
二战结束后，美国下大力气监听苏联的密电，对中国、朝鲜的监听工作不甚理想，相比之下，英国的情报部门表现出色。英国情报部门监听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联系已达数年，还曾监听过延安发给苏联的密电，不过，由于其中涉及苏联的一个秘密通信线路，英国并没有对美国透露任何消息。后来，美国截获的电报已经表明，国共两党即将告别谈判桌，到战场上分高下，随后，美国再次将监听重点转移到苏联。
在朝鲜军队跨越“三八线”之前，武装部队安全局一直没有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纳入监听的范围。美国设在日本的监听站将苏联作为最重要的监听目标，同时，由共产党成立的新中国也是美国人日盯夜守的对象。当时，监听中国密电的截收站有87个，监听朝鲜的却只有2个。而且在搜集到的200封电报中，没有一封经过分析处理。
战事迅猛地展开，武装部队安全局根本没有时间忏悔，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强监听朝鲜方面的通信，抢得战事发展的先机。了解朝鲜的作战计划，就需要破解朝鲜的密电。增加截收站就可以获得大量的朝鲜密电，但是武装部队安全局没有精通朝鲜语的工作人员，密电翻译工作只好由一位陆军随军牧师负责，他曾经在朝鲜生活过，其间学会了朝鲜语。
战争初期，朝鲜的通信保密工作非常糟糕，有时候竟然用明码电报发出高度机密的作战计划，朝鲜的低级错误给武装部队安全局提供了机会。此后，武装部队安全局便将注意力都放在了破译、翻译截获的朝鲜密电上。
没有朝鲜语专家、没有词典、没有辅助的通信设备，资源非常有限，情报工作却刻不容缓。幸好，此前对苏联的监听获得了一些有用的情报，2月份截获的情报显示，苏联将大批的医疗器械和药品运到了朝鲜，苏联已经将无线电定向装置对准了韩国。战斗打响后，美国曾派一支通信情报部队进入朝鲜。然而，由于山地较多，地形崎岖，无线电定向装置安装受阻，接着，物资供应不足、装备落后、监听地点难以确定、缺少翻译人员等困难接踵而来，情报工作的糟糕状况让美国的地面部队也陷入被动。
7月，由沃尔特·沃克将军指挥的美国陆军第8集团军被赶入了釜山环形地带，由于朝鲜方面装备精良，兵员众多，美军被打得狼狈不堪。唯一能安慰沃克将军的就是截获的朝鲜密电。这些情报帮助他掌握了朝鲜阵地的确切位置，即使人力、物力资源有限，沃克还是将第8集团军调到了朝鲜即将发动进攻的地区，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用。麦克阿瑟指挥仁川登陆后，第8集团军终于冲出了环形地带，加入进攻行动中。
武装部队安全局的人发现，朝鲜的前沿部队将窃听装置安装在地堡里，以便当美军靠近时发出警告。通过监控朝鲜的窃听装置，可以监听到朝鲜和中国的电话，当然，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窃听方式，美军窃听人员必须尽可能接近朝鲜的电话线路，而朝鲜随时会对他们发动炮弹袭击。找到规律后，窃听人员乘坐吉普车在地堡附近活动，并将截获的电报发给作战部队。到朝鲜战争结束时，共有22支执行监听任务的小组，空军通信情报部门也加入了其中，他们负责监听朝鲜、中国和苏联之间的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