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来，提出这些原则和要求，并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学术自律，尤其是，在反复讲述这些原则和要求后，洪业立即开出一连串似乎是茫无际涯的大题目，依次分给班上每一个同学，每人按照自己分配到的题目，去进行写作实习。
选题分配后，“每隔一周，每个同学都要在班上当众报告自己工作进展的情况，例如自己是从哪些工具书入手而后步步深入的，有没有走冤枉路浪费了时间，发现了哪些值得重视的新材料，进展中有什么特殊的困难或问题等，借以交流经验，互相启发，必要时煨莲师则从旁予以指点。”
这种训练的效果显而易见，侯仁之收益甚大。他当时的论文题目是《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迹考略》，洪业审阅后，加了“佳甚”的批语。侯仁之十分珍爱，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历经劫难，保存至今。
193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洪业教授突然打电话，把侯仁之叫到自己燕南园54号家中的书房里，侯仁之刚进门一落座，洪业开口一句话就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
侯仁之一头雾水，有些茫然，洪教授接着又说：“你应该到外国去攻读历史地理学。论西方大学，哈佛很有名，但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名气不及哈佛，但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可以把你带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去。”
而这番话，决定了侯仁之一生深入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
5.顾颉刚：难忘师恩山高水长
顾颉刚（1893—1980），江苏吴县人。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侯仁之认为，燕京大学的学术氛围浓厚，原因之一就是教师的教导有方。而教师之中，最有影响的三位，是洪业（煨莲）教授、邓之诚（文如）教授和顾颉刚教授。
在顾颉刚诞辰110周年的时候，侯仁之撰写了一篇文章，叫《山高水长何处寻》，追述老师。
侯仁之之所以中学毕业就选择投考燕京大学，及选择历史系，与顾颉刚密不可分。
在大学期间，顾颉刚讲授“中国疆域沿革史”，指导侯仁之参与禹贡学会的学术活动，让他一方面得到为《禹贡》写稿和译稿的训练，另一方面为顾颉刚所主持的《历史地图底本》做校订工作，为计划中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绘制做准备。
就是在“中国疆域沿革史”课程上，侯仁之第一次接触到了古代地理的经典著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尚书》中的《禹贡》篇。转年春天，顾颉刚联合他在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兼教这同一课程的三个班上所有选读的学生，组织起来共同出版了一个刊物，定名为《禹贡》半月刊，主要就是刊登学生的作业。
后来，组织进一步扩大，成立了“禹贡学会”，吸收了多位北京以外以及外地有共同爱好的学生和教授为会员，而《禹贡》半月刊的内容也随之扩展到从历代重要地理著作的研究，一直到现代地理问题的探讨，同时还刊载了若干翻译的文章。
更重要的事情，是1936年夏，侯仁之刚读完大学本科，就参加了禹贡学会所组织的黄河“后套水利调查团”，这是他第一次参加集体野外考察，并分担一定的组织工作，让他个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
顾颉刚而这次调查，就是在顾颉刚的主持联系下进行的，尽管他本人因临时有事未能亲自参加。
同时，顾颉刚正好受聘为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而因他推荐，侯仁之得以在做研究生的同时，兼任系主任助理，协助顾颉刚处理行政事务，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
就这样，侯仁之在顾颉刚的指导下，一步步走向历史地理的研究道路。
6.司徒雷登：可爱的美国“老校长”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1962年9月19日逝于美国华盛顿。中国人知道司徒雷登，大多是由于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出生于中国、时常以中国人自居的美国人司徒雷登成为某种政治较量下的惨败化身。
在历史的吊诡中，真实的司徒雷登也许被遮蔽了。
但就是这个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失败的替罪羊，曾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也曾满怀深情服务于中国。
过去的大学校长，往往把学校内知名教授的数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司徒雷登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司徒雷登
到上个世纪20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
而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
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863—1914年）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
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
1939年8月，侯仁之和张玮瑛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东厢结婚。国难当头，仪式从简，只备便宴。
证婚人正是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二人的老师洪业教授、李荣芳教授和他们的夫人都在座。
从此，侯仁之和张玮瑛二人相濡以沫，从20岁同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走过了漫长的人生路程。
7.梁思成、林徽因：历史地理学的良师益友
梁思成，男，广东省新会人，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是新中国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其父梁启超，其子梁从诫，一门三代皆为知名知识分子。
林徽因，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20世纪30年代初，与夫婿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她的文学著作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其中代表作为《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等。1955年4月1日清晨去世，年仅51岁。当侯仁之还在燕京大学本科学习的时候，就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3卷第4期）上读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平郊建筑杂录》。
在这篇文章中，梁思成和林徽因写道：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有的是煊赫的“名称”，有的是消沉的“痕迹”，有的按期受成群的世界游历团的赞扬，有的偶尔受诗人的凭吊或画家的欣赏。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诗意的感受……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无形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步可信的变迁。这段文字，被侯仁之一读再读。尤其是最后几句话，引起了他极大的共鸣。因为当时的侯仁之正热衷于探索北平这座文化古城的起源和变迁，已经感觉到单凭文献记载是不行的，需要实地考察，特别是实物的印证。
为此，他常只身跋涉于荒郊野外，对于今昔陵谷的变化，水道的迁移，偶有所得，尝不胜快慰，却很少注意到从掠眼而过的那些风雕雨蚀的古建筑中所透露出来的“时间上漫步可信的变迁”。
梁思成林徽因在欧洲参观西方古建筑（1928年）真正的感悟是在几年后，他大学毕业留校作为顾颉刚的助教，协助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一课，才意识到这句话的个中意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而正是他推荐了侯仁之兼任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
并且，在不久后，他又受梁思成之邀，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市镇计划组讲授《市镇地理基础》，为了避免过多抽象的原则性描述，他特别选择了以“北京城的成功是规划和建设”来作为实际案例进行说明，此举获得学生的极大兴趣。
“为了开设这门课，我曾深受梁先生的鼓励。”侯仁之回忆说。
实际上，正是这门课程和在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兼任工作，成了侯仁之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新起点。北京城的守望者侯仁之传第三章家国忧患：国计已推肝胆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