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的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是对当时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角色转换的深层思考，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霸权的努力。在19世纪末，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着重要的转变，即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组织化资本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分离，精英与大众之间也存着鸿沟，这才使得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传统知识分子进入到资本主义体制成为可能，葛兰西关于英国、俄国、德国在这一时期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吸收的分析，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但随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劳动分工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与此相应的就是学校教育也越来越职业化，传统的人文教育、即只为培养社会统治阶级的传统知识分子式教育逐渐式微，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同，兴起了一批以技术为基础、与生产相结合的技术知识分子阶层，或者说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为技术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技术知识分子通过在生产过程中的威望，获得了生产领域的霸权，人文知识分子反而有被放逐到边缘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与霸权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葛兰西提出组织化的知识分子的概念，正是想从社会生活变化的过程来建构知识分子与霸权之间的关系。葛兰西认为，现代社会的分工与技术在生产中的普遍化，才能为新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兴起创造前提条件。
首先，随着工人劳动分工的细化和技术与生产过程的直接接合，工人通过生产过程学会了过去知识分子才能掌握的东西，加深了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这对于打破传统知识分子在知识文化方面的垄断至关重要。同时，这也为工人阶级打破现行的体制创造了条件，即随着生产与技术的结合，工人已经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和管理生活之中。
其次，生产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化，使工人得到了纪律的训练，并通过相互的合作形成了较为统一的集体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总体的人”。这种一致性的集体意志的形成，就使得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伦理、政治观念衰落下去，在一消一长的过程中，文化与政治霸权的斗争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但这种霸权的争夺，首先要在社会生产的过程层面完成，这个过程本身已经具有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涵义。技术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集团，即通过生产和管理过程，使处于这个过程中的不同阶层构成了新的共同体，只有这时，才能使工人阶级真正地进入到国家的管理之中。在葛兰西谈到福特主义时，认为这是一种“消极革命”过程，经济生活过程本身为无产阶级争夺霸权创造了条件。对社会过程的这一考察，使葛兰西力图将文化霸权的建构奠基于生产过程的基础上，而不只是简单地从上层建筑层面来考虑意识形态与文化问题。
相比于青年卢卡奇与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念，在葛兰西的思考中，有着更为现实的维度。葛兰西的组织化的知识分子思想的潜在意义在于：正是因为技术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才更应该重视将技术、劳动知识等霸权化，否则永远不能真正地解构技术意识形态。这样的思路倒符合历史辩证法的分析原则，即从事物的内部来解构事物。但葛兰西同时意识到，生产的分工合作与技术的普遍化，虽然对于无产阶级霸权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但技术知识分子容易停留在专家的见识上，这对于霸权的建构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霸权的建构中，必须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再上升到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专家”水平，达到作为领导者的要求。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真正地参与到霸权的建构过程中。
在葛兰西看来，知识分子要成功地建构霸权关系，知识分子与其所体现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必须达到有机性的统一。这种有机的统一在于，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获得了普遍的同意，知识分子作为代表者，体现的是普遍的利益，从而获得大众的认同，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最终要跳出专家意识形态，将大众的共同意志聚集起来，使之投向更高的目标。这要求知识分子必须成为群众的知识分子，只有当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历史集团，形成有利于霸权建构的态势，这也是衡量知识分子组织化的标准。在具体的策略层面，知识分子指导中心的霸权是通过两个主要途径得以确立的：1.一种总的生活观念，一种给予其信徒智识“尊严”的哲学，它所提供的是不同于强制统治下的旧意识形态的原则，以及与这些意识形态作斗争的因素；2.一种教育大纲，一种令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兴趣的教育原则和独创的教学法，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性质相同、人数最多（如教师，从小学教员到大学教授），发挥他们在自己的教学领域中的积极性。(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p.103-104.)葛兰西在这里提到了两种意义上的霸权：即政治上的统治与文化上的霸权。对于一个社会集团来说，在其获得政治统治权之前，可以先获得文化、道德上的霸权，这甚至构成了获得政治统治的前提。“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霸权’。一个社会集团往往会通过‘清除’甚至以武力来制服所统治的敌对集团，并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霸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它也必须像过去一样继续‘领导’。”(Ibid.，pp.57-58.)可以说，政治霸权的深层依据在于道德与文化上的霸权。为了提高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水平，达到对自我的批判理解，先是通过在政治上争取霸权和反方向的斗争，然后在伦理领域和政治领域获得霸权。知识分子的伦理实践和政治实践，为提高大众意识，使之达到更高的意识具有指导性的作用。知识分子要实现霸权的职能，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传统知识分子与组织化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合，但必须以组织化的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组织化的”和“民族的”，而不是“分散的”和“国际化的”（葛兰西非常强调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民族性和霸权特征，而且他认为这也是意大利知识分子最没有达到的方面。意大利知识分子一直有着世界主义的色彩，这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意大利知识分子的特点，这使得意大利知识分子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没有起到霸权作用。这一主题在《狱中札记》中经常出现。）；第三，知识分子必须有能力在政治与市民社会中扮演领导角色。而这三个条件只有法国的知识分子具备了。
葛兰西对知识分子与霸权关系的讨论，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实现了知识分子政治历史地位的自觉，而且开启了当代知识分子讨论的先河。他对知识分子与社会历史变迁内在关系的分析，他提出的组织化知识分子概念，他对知识分子与霸权建构的内在理路的探讨，对于建构批判理论的主体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批判主体的建构，对于全球化的今天来说，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随着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立法者”地位的解构，边缘人的批判主体地位得以呈现出来，但这些边缘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地在总体上批判整体化的现代社会，这仍是一个问题。拉克劳与墨菲关于“霸权”概念的当代解释，是想对边缘性的斗争加以接合，但靠“谁”接合，这也是拉克劳等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与霸权关系的思考，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