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燏棻的十点建议确有不少新东西，其中有些内容是当时有心于时局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有些是他自己的独立思考，故而能够得到光绪帝及政府高层的重视，胡氏本人在此后也不断地被委以重任。
说胡燏棻的某些建议是当时关心时局的有心人的共同思考，主要是为了说明维新运动的发动并不单纯是康梁系维新派与帝党领袖翁同龢等人之间的密谋和筹划。在胡燏棻的奏折呈递的同时，农历七月（8月20日至9月18日）间，曾经两次参加中日议和谈判并奉旨前往烟台与日本换约的道员伍廷芳也上书清廷，提出九点变法建议伍廷芳的这份上书不见于中华书局（1993年8月出版的《伍廷芳集》（丁贤俊、喻作风编），而见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4辑，161—166页，台北，1989。），其中有些与康有为、陶模、张之洞、胡燏棻的看法相同或相近，有些是其独有的思考。
议论改革、昌言变法在《马关条约》签订，尤其是换约之后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经过光绪帝的鼓励，上书言事在官僚层、知识分子层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这种风气不仅为后来发生的维新运动提供了智慧资源，许多建议终于演化成政治实践，而且为后来的维新运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氛围。此后两年间，维新书报大量刊行，维新学会大量创建，人人争当新派人物，这些实际上都应溯源到1895年公车上书之后几个月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在伍廷芳上书的同一个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与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联名上《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就军事改革、实业建设、教育发展等提出了六项建议，其内容与见解多与时人同。参见王玉堂《刘坤一评传》，114—115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
二、京沪强学会的成立
在康有为的策动及影响下，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自公车上书之后已有重大转变，公开谈论国事，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已经不再是违规违纪的事情，高阶层的官员、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开始以维新为时髦，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组建维新团体，团结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推动维新变法的开展，就成为最急迫的事情。于是有京沪强学会的相继建立。
京沪强学会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下成立的一个具有近代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它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鉴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已明确地认识到，要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要唤醒国人的觉悟与觉醒，就必须想办法开风气、开知识，必须将国人尤其是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其实，早在万木草堂讲学的时候，康有为就已意识到，“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知识交换之功，而养国体亲爱之习。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梁启超：《康有为传》，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2页。）因此，欲改变国人的风气，提升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意气，就必须将这些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康有为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气向来散漫，士大夫鉴于明代集权政治的高压摧残，自明末东林党失败之后，基本上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风气极其困难。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经过痛定思痛的反省，社会风气稍有变化，但真正转移风气，就非合大群不可，“必合大群而后力厚”。合群，非组织团体不可，而在外省组织团体，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而结合士大夫及中高阶层的开明官僚在京师组织则不然，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又因成立于京师这样的政治中心，还可以避免守旧官僚不必要的怀疑。（《康南海自编年谱》，29—30页。）
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第四次上皇帝书被拒绝之后，并没有急于离开京师，返回故里，而是接受户部郎中陈炽、刑部员外郎兼总理衙门章京沈曾植等人的建议，留在京师筹划组织团体的事宜。他天天以“开会”之义号召于同志。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等人也“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梁启超：《保国会演说词》，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27页。）宣讲组织学会的必要性。经过康、梁等人的反复宣传，明白此中道理的人越来越多。在陈炽、沈曾植的支持下，康有为组织了三次“游宴”活动，试图通过这种士大夫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筹组团体。或许是因为康有为的政治企图太过于明显，康有为的三次“游宴”活动并不成功，筹组团体的工作没有很大的进展。但经过近两个月的宣传鼓吹，成立学会的舆论在官僚士大夫阶层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官僚士大夫阶层已从最初的惊恐中走了出来，他们终于听到从来没有听到的理论与见解，终于知道中国在当时世界格局中的实际地位，开始相信实行改革、实行新法的益处，并逐步认同康有为组织团体的呼吁。
在康有为等人积极宣传的影响下，组织学会的共识在新一代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形成，一些开明的官僚士大夫逐渐相信了组织团体、设立学会有益于中国的政治改革与社会进步。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以及孙家鼐等开明官僚开始暗中支持康有为筹组团体的活动。
1895年8月下旬（农历七月初），康有为在陈炽的帮助下，分头约请袁世凯、杨锐、丁立钧、沈曾植、沈曾桐等人参加宴会，商谈筹组京师强学会的事情。康有为为了壮大声势，争取当朝重臣的支持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又通过沈曾植拉拢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得意门生张孝谦参加。此次聚会解决了京师强学会成立的几个关键问题：一是参与者约定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元，袁世凯当场认捐500元；二是当场推举陈炽为提调，负总责，推举张孝谦协助陈炽；三是推举康有为负责起草强学会的成立宣言和章程，由康与其弟子梁启超拟定之后交给参与者讨论定稿。
参与筹备的丁立钧、张孝谦“畏谨”不定，康、梁负责起草的成立宣言与章程经数次讨论也难以定稿，康有为深知其中的困难，只好迂回而从之。此后，集会、宴会较前增多，来者日众。
筹设强学会的资金到位之后，他们就开始择地设置机关，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安徽会馆的一部分，即《万国公报》所在地设立会址，每十日集会一次，由康有为等人发表演说，宣传爱国自强主张。至此，北京强学会已粗具规模。
强学会的局面在初步打开之后，康有为开始利用这些条件进行更多的活动。他计划先开办一家图书馆，因为在强学会尚未正式定名之前，强学会又名为“译书局”，其自定的职责似乎也主要是翻译西学书籍。1895年10月，强学会在琉璃厂成立了一家图书馆，除了接受各界捐赠的图书、仪器外，还委派麦孟华等人去上海采购新书。
如果条件允许，康有为还计划向国外派遣一批留学生，直接接受西方的近代教育，为中国的持久发展准备人才资源。
为了这些长远的目标，为了购置图书、仪器，强学会在开办之初继续向官僚士大夫阶层筹款、募捐。他们经过多方活动，并发函给各省督抚，取得从中央到地方部分开明官僚的支持。户部尚书翁同龢答应每年从户部拨给若干资金进行资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及刘坤一也各捐5000元，提督宋庆、聂士成等也各捐若干元。李鸿章主动提出向强学会捐款2000元以入会，但强学会诸负责人考虑到他刚刚签定过卖国条约《马关条约》，而拒绝了他的捐款。北京翰文斋书店向强学会赠送了大批图书，英、美公使也向强学会表示愿意捐助一批西学图书和仪器设备。在华的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更是热衷于支持强学会，他们不时与强学会方面的人士相互宴请，宣传西学，不断发表关于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意见，双方时常就此进行讨论。（《康南海自编年谱》，30页。）
参加强学会的人成分比较复杂，各方面的人物都有所包容，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志士，如麦孟华、汪大燮、王鹏运等，他们既是强学会的发起者，也是其政治上的设计者、倡导者和实际操作的人，他们忠实于强学会追求国家富强昌盛的宗旨；二是具有帝党背景的人物，如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等人，他们基本上同意强学会的宗旨，是强学会的同盟者，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强学会自身的发展与强大，不是为了使强学会自身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是为了联合强学会的人物，壮大帝党的势力，利用强学会的活动能量、社会影响、新学知识和变法才干，通过某些改革以与后党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他们的后台便是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而从强学会的主导力量方面说，他们也想利用帝党方面的支持以壮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并真诚地希望能够通过帝党的支持、援引而打开通往清廷最高权力中枢的道路，从而实现他们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学会的中坚人物愿意与帝党方面相结合，也正是通过他们的相互利用促成了强学会的成立与初期发展，而强学会后来的被封杀，自然也导源于此。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势力外，在强学会内部还有第三种政治势力，这些人大体上说来是那些具有一定开明意识的官僚政客，在统治阶层中基本属于中下层的年轻官僚，他们一方面对现实政治表现出某些不满，期望改革，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全在于推动政治改革的发展，而是和其自身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因而他们加入强学会虽然有其真诚的一面，但更多的则带有政治投机的成分，他们把参加强学会作为一场政治赌博，作为提升自己政治地位的终南捷径。这批人物的代表者主要有张孝谦、丁立钧、褚成博、张仲炘、袁世凯、徐世昌等。除了上述三种政治势力外，在强学会内部还有一些人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是游荡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视各派政治势力的消长而决定自己的态度。
在强学会筹备成立之初，为了会名的问题，各方之间曾经展开过交锋。维新派的领导人主张以“强学”为名，但反对者担心此名会引起争议和麻烦，“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谓有其实不必惟其名也”。名称的争论从表面上看可能仅仅是一个斗争的策略问题，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势力如何规定该会的性质与宗旨的大问题，反对以“强学”为名，实际上也就是担心强学会的宗旨与性质过于激进，他们只要点滴的、渐进的改良，根本不敢采取任何激进的手段与斗争方式。而当时的康有为抱定宗旨，不肯迁就。他强调，他之所以创办强学会，并没有真的指望这一机构能够对中国的政治发生多么大的直接影响，只是期望通过创办强学会，“将以破除数百年之网罗，而开此后之途径”。正是由于康有为的坚持，“强学会”的名称才最终得以保住。（梁启超：《康有为传》，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2—63页。）这可以看做是强学会的主流派与内部异议者的第一次交锋。
在康有为等人的坚持下，强学会得以成立，但在康、梁起草的强学会成立宣言（《强学会序》）及章程的讨论过程中，又一次发生较为激烈的冲突。康有为在《强学会序》中首先分析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为中国如再不变法，必将亡国。欲挽救中国的危亡，在康有为看来，就在于开学会，讲求变法自强之道，改变“风气未开，人才乏绝”的状况。而开风气、培养人才，就要建学会、集群贤，就新知旧学进行研讨。过去曾国藩、倭仁诸贤讲学于京师，与湘军将领罗泽南等讲练于湖湘，卒定拨乱之功，成同治中兴之伟业；而普鲁士也因有强国之会，终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终成明治维新之治。（康有为：《强学会序》，见《康有为政论集》，165—166页。）因此，康有为呼吁新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积极加入强学会，为中国的振兴贡献自己的心智。
康有为的《强学会序》是一篇振奋人心的重要宣言，他痛陈亡国之后残酷之状，激励了不少的新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加入强学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强学会的发展与壮大。许多读者在阅读这份宣言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多为之下泪，故热血震荡，民气渐伸”。（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28页。）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篇宣言却在强学会内部引起不同派别之间的激烈争论，张孝谦、丁立钧等人对于《强学会序》中的激烈言辞持反对态度，忧虑这些言辞可能会引火烧身。（《康南海自编年谱》，30页。）经过几番讨价还价，各方都作了一些让步，方使《强学会序》在强学会内部勉强获得通过，而各方的政见分歧并没有因此而消弭。
在康有为尚在北京亲自主持强学会的时候，强学会内部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与问题，但它毕竟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京师具有很大的影响，中外士人积极参与其事，势力扩张极快。（康有为：《记强学会事》，见《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568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这自然引起守旧者的反感，守旧派官僚徐桐和御史褚成博等扬言要对康有为等人进行弹劾，于是吓得陈炽、沈曾植连忙催促康有为离开北京。于是康有为在10月11日出京南下，京师强学会的日常事务交给了陈炽等人料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