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兴浙会章程的约定，该会以研讨刘、于、王、黄、张五公的学问为职志，但也不排斥与会者博览群书，更不鼓励与会者墨守成规，独守五公之学，而是鼓励学者各从性情所近，研讨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历代典章制度，“大抵以《周礼》、两戴记为最要，由训诂通大义，足以致用。史以三史、《隋书》、《新唐书》为最要，所谓五世之庙，可以观怪。子以管、墨为最要，至荀子则入圣域，固仲尼后一人。持衡诸子，舍兰陵其谁哉？”可见盛赞管子、墨子及荀子的学说。至于经世之学，兴浙会的章程主张“法后王”，以为“虽当代掌故，稍远者亦刍狗也。格致诸艺，专门名家；声光电化，为用无限。而学者或苦于研精覃思，用心过躁，卒无所成。……大抵精敏者宜学格致，驱迈者宜学政法。官制、兵学、公法、商务，三年有成，无待焠掌。且急则治标，斯为当务。若自揣资性与艺学相远，当亟以政法学为趋向。”它将向西方学习视为当时中国最急迫的任务。
在具体的研讨内容上，兴浙会一如邹代钧的地图公会那样，格外强调舆地学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借鉴西方近代以来的地理学方法重新绘制中国地图，尤其是对浙江的地理环境更应该有新的认识，强调兴浙会应该致力于浙江地理方與之学的研究。此外，《兴浙会章程》还提出，要设法研究和变化浙人的“文弱”气质，这一点似乎开了后来的“军国民教育”的先声。（《兴浙会章程》，见《经世报》第2—3册。）
兴浙会在成立之初，设会长一人，会董二人，皆以平等相待。会长必取博综古今、通达经济的学人担任，会董则必取敏练庶务、综核名实、具有极强办事能力的人担任。会董常驻省城，负责与遍布全省的会员进行联系和沟通，会员中凡有著述甚佳者，既经会中同人评议，复有会长同意，即由会董刊为报章，每月一册，此即后来兴浙会的会刊《经世报》之来历。会中的经费，一如当时其他团体一样，除了个别大额的捐赠外，主要依靠会员的会费。
据认为，由章太炎负责起草的《兴浙会章程》末尾注明“丁酉五月同人拟定”，可知兴浙会的酝酿、成立应在1897年6月。不料到了“丁酉九月中”，即1897年10月6—15日，《经世报》第8册却刊登出一篇《本馆告白》称：“本馆第二、三期报所登《兴浙会序》及《章程》，迭接友人来书，谓措词殊欠妥洽。遵即转致会中同人，属令改订。”（《本馆告白》，见《经世报》第8册。）而这个修改稿就是刊登在《经世报》第5-6册上的《续拟兴浙学会章程》。作者署名为许家惺。许家惺（1873—？）字默斋，别号东雷，浙江上虞人，光绪庚子辛丑并科举人。甲午战争后，他曾在杭州参与创办群学辑译社，《时务报》刊行时，曾应汪康年之邀充任《时务报》书记，是时与担任《时务报》主笔的章太炎应该有不少接触。他在重拟的《续拟兴浙会章程》中，不但将“兴浙会”更名为“兴浙学会”，而且所规定的学会宗旨与性质也与先前所宣布的《兴浙会章程》有异。《续拟兴浙会章程》写道：“本会学术门类，虽分政法、艺事、舆地、商务四纲，然其余细目，如天地、动植、兵战、医矿等类，亦当一律研求。苟能举浙中切要兴革之事，尤合本会兴浙微意，如两浙物产、土宜、民情俗尚、形势要隘、水道通塞、纱线明暗，皆须切实详述。”这实际上等于废弃先前弘扬刘基等浙中先贤的民族精神的宗旨，而将兴浙学会定性为一个纯粹研讨振兴浙江实业和经济的学术团体。
至于该会将要从事的主要工作，《续拟兴浙学会章程》也对章太炎先前研讨、弘扬浙中先贤的民族精神予以放弃，而改为以著书劝世为第一要务，更使章太炎无法接受的是颂扬孔教成为学会的一样重要工作。许家惺：《续拟兴浙学会章程》，见《经世报》第5—6册。这些普及教育的工作固然重要，兴浙学会也确实值得去做，但显然这种变化已与兴浙会成立之初的宗旨相差太远了。
1897年8月中下旬，浙江秀水人董祖寿在《经世报》第3册发表《学会兴国议》，对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提出兴学会以救中国的政治主张。他强调，中国自甲午战败之后，虽然变法维新的声音在国中此伏彼起，朝野俱有共识，但中国的教育体制却没有在这变法维新的声音中有真正的变革，“朝廷以八股试帖取士如故也，书院以帖括词章课士如故也。所谓岁科乡试兼取算学格致时务者，不过考据而已；所谓书院添课算学格致时务者，不过皮毛而已。夫考据皮毛之西学，与帖括词章浮文空谈之学，相去几何？涉猎其藩篱，掇拾其端绪，剽掠其章句，不辨西学之一器一物，不习西学之一技一艺，而谓足以踵武泰西，富强中国，此西人谭笑之柄，而我华梦呓之境也。”那么，怎样才能使中国步入学习西方的正途呢？董祖寿的方案就是“非广兴学会不可”，他提出应该及早建立的学会至少要有化学、农学、矿学、商学、电学、算学、博物等。至于化学学会，他的认识和规划是：“化学为一切格致工艺之本，不明此学，无以考万类之根源，各质之形性，凡农学、矿学、地学、电学、医学、动学、植学，均浮而不切，略而不详，堕于虚无影响，而莫可究。即他格致学，有必待化学而明者，亦无可措手。西人幼童入塾即授此业，良有以也。”（董祖寿：《学会兴国议》，见《经世报》第3册。）在他看来，化学为一切科学之基础，之所以成立化学学会、集中同志研讨化学，是当时一切新学之急务。
由于有这样清醒的认识，董祖寿于1897年9月在杭州创设中国第一个化学公会，“联合同志，创兴斯学，购备器料，订期试验，上遵朋友讲习之经训，近采联邦公学之略例”。（董祖寿：《化学公会缘起》，见《经世报》第5册。）先后加入该会的有33人。（《化学公会题名》，见《经世报》第7—14册。）
化学公会成立之后，暂设会所于《经世报》馆，并由该会创办人出资略备器料，先行试验，并采用当时其他学会的办法，由后来入会者量力集资，添置设备。该会由同人公举总理一人，主招集同志，收管银钱，及推广办理等事，不取薪水。（《化学公会简明章程》，见《经世报》第5册。）1897年11月9日，化学公会举行第一次试验，并规定以后每月于农历初一日、十五日各举行一次试验。（《化学公会告白》，见《经世报》第7册。）然而，或许由于经费方面的原因，化学公会也仅仅存在了一个月左右就不了了之。（《本馆告白》，见《经世报》第15册。）
除京师、上海、江浙外，百日维新之前的政治中心还有湖北。湖北在张之洞的治理下，对于新思想的吸收、新人才的引进，相对说来也比较积极，但在维新运动正式开展之前，湖北境内成立的新学会却只有质学会一家。
质学会于1897年春成立于武昌，其宗旨意在劝学，务充质实，故名质学会。学会内部拟分经学、史学、法律、方言、算学、图学、天文学、地学、农学、矿学、工学、商学、兵学、格致学等14目，前六科为兼习之学，后八科为专门之学，习专门必兼六科，乃有体有用。质学会强调“深之六经诸史，以植其体；达之中外古今，以拓其用”；“须知六经皆圣人经世之书，西国富强之术，不能出其范围”。（《武昌质学会章程》，见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知新报》第25册。）这实际上也是张之洞的所谓“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新学会宗旨。由此可见，所谓质学会实际上是湖北境内一个综合性的新的学术团体，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在湖北这样一个新人才甚多、新思想引进也不少的地方只有一个新学会的原因。
按照质学会的章程规定，该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与当时的其他新社团大体相当，即利用社会资金和资源组建一个新的图书机构，“广搜图书，以饷学友，中书而外，兼购西书，凡五洲史籍、格致专家，律例章程、制度政典，皆储藏赅备，用资他山”，而与会的学友之间交流的主要方式是依靠学会将创办的学报及将刻图书。但关于这些活动的详细情况，由于史料阙如，目前不得而知。
与湖北的情况正好相反，湖南是全国新政治的中心，所以湖南的新学会、新报刊都远较他省兴盛。为了叙述的方便，将在探讨湖南新政的时候予以集中描述。
广东省虽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维新志士和革命志士的故乡，但在百日维新运动开始之前，也仅有新学会数家。以成立先后的时间为序，一是孙中山首创的农学会。早在1890年，孙中山就已意识到中国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高度重视农业的改进与发展，“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孙中山：《致郑藻如书》，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在这前后几年的时间里，孙中山不仅在自己的故乡采用西方的新知识与新技术进行农业改良方面的试验，（《农功》，见《郑观应集》上册，7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而且为郑观应起草《农功》专论，后被郑氏收入其名著《盛世危言》中。（其说详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页《农功》题解。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农业的重视由来已久。1895年2月，孙中山往来广州、香港间，准备进行广州起义。同年10月6日，在广州双门底王家祠堂发起成立农学会，并在广州《中西日报》发表成立宣言，称该会“首以翻译为本，搜罗各国农桑新书，译成汉文，俾开风气之先。即于会中设立学堂，以教授俊秀，造就农学之师。且以化学详核各处土产物质，阐明相生相克之理，著成专书，以教农民，照法耕植。再开设博览会，出重赏以励农民。又劝纠集资本，以开垦荒地”。（孙中山：《拟创立农学会书》，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25页。）此即孙中山创设农学会的基本宗旨。
孙中山创立农学会的想法得到了广州官绅潘宝璜、潘宝琳、刘学询等数十人的支持和署名赞助，（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664页。）康有为的弟子陈千秋在得到孙中山的邀请之后也“颇有意”于参加，只是后来碍于康有为的反对而未果。（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见《革命逸史》初集，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