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王韬游历日本时，见到《殷鉴论》，其《扶桑游记》7月16日有如下记载：鹿门出示《殷鉴论》，谓系先辈古贺侗庵氏所著。其人学问赅博，立论宁失奇癖，而不屑袭古人陈腐。有《刘子说》（古贺氏出于刘姓）及《新论》数十篇，纵横辩诘，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侗庵之没，距今殆四十年而已。论及海外五大洲，殊中肯綮；识微于远，烛几于先，可不谓豪杰之士哉！王韬：《扶桑游记》，《日本日记·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扶桑游记·日本杂事诗［广注］》，岳麓书社，1985年，第471页。在日本开始“明白五洲之情状”后，中国在日本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便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殷鉴的中国”了。随着日本国势的增强，并以亚洲的盟主自居，殷鉴论在甲午战争之后便成为了过时之论。
二唇齿论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在西力东渐的国际形势下，日本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将中国作为反面教材的“殷鉴”，主张从中吸取教训；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日本与中国互为唇齿，不仅因为文化相近，而且利益相连，甚至生死攸关。
唇齿论的中国观，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存在。会泽正志斋早在其《新论》（1825年）中，就一方面认为“神州（指日本——引者）者太阳之所出，元气之所始，天日之嗣，世御宸极，终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万国之纲纪也，诚宜照临宇内皇化所暨无有远迩矣”。同时，他冷静地分析世界形势，认为日本与中国应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因为法国、西班牙、英国、俄罗斯所信奉的宗教大同小异，其“假法教以逞吞并则一矣”，因此“其动与相合，必然之势也”。所以，他认为日本处于各列强之中，要想生存发展，“若夫未尝沾染回回罗马之法（指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引者）者，则神州之外，独有满清。是以与神州相为唇齿者，清也。夫方今天下形势，大略如此焉。”《水户学》，日本思想大系53，岩波书店，1973年，第398页。这种唇齿论强调的是文化上的相近。由文化上的相近转化到利益上的相关，1849年佐藤信渊的《存华挫夷论》具有典型意义。他对亚洲人和欧洲人的性质作了区分，认为“亚细亚洲人崇礼行义，各自确然守其境界，侵伐他国、夺取他人之物之念寡，故而远涉海外以利欲为业者稀。欧罗巴人好利恣欲，欺夺之念深而贪得无厌。……欧罗巴人之心与豺狼全然相同，严密不可备者也。”这时，他对当时的满清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蔑视、欣赏、同情、利用等意图在下文中和盘托出。他说：满清亦夷狄也，英吉利亚亦夷狄也。然愚老欲挫英吉利亚而存满清者，以满清之一统中华、仁明之君数世继出，行奉天意之政，使中华之人民大量蕃衍，及古之三倍，故我有赏其功之意。且满清为当今世界之大邦，然不像蒙古的忽必烈那样凌驾我邦。且近来侈然自大而不务外详攘之武事，故英夷侮之而率舟师来侵伐，战而屡屡大败，江南四省流血而满清不能自卫，只好割地赔款乞和。如此以往其国益式微之时，西夷贪得无厌之祸，将东渐而至本邦。故愚老希望满清的君臣苦心积虑，赈贫吊死，上下同甘共苦练兵数年，乃起复仇之义兵，征伐英夷而大破之，收复失地，完全攘除出东洋，这样满清可永远为本邦之西屏。鸨田惠吉编：《佐藤信渊选集》，读书新报社出版部，1943年，第355—356页。
所谓“殷鉴”或“旁观”，强调的都是论者的一种主观态度，都是以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当事者的是非利弊。但是在西风东渐、特别是其以船坚炮利大举东来之后，日本和中国都已经不可能成为事不关己的“第三者”了，而是如横井小楠等所说，中日两国是“唇齿之国”，相互关系非常紧密。这可以说是幕末日本中国认识的又一根本特征。今满清兴自古之所谓北狄，灭亡明朝而入中国，使邦俗一变。康熙、乾隆诸帝有贤德而政治清明，文教一新，天下太平。但是到了开国以来百数十年的道光、咸丰时代，升平日久，其弊流于骄傲文弱，而不知海外诸国往往穷理开智、施仁崇义、国富兵强而不如诸夏之亡，而仍旧以昔日之夷狄加以蔑视而等同禽兽，故而道光末年因为鸦片之乱而大受英国之挫折，虽不得已而立和亲条约，但朝野习气骄惰侮慢、守约不坚。每每数改其约而屈服于彼之大义，畏惧其兵威，以其良港沃土而偿其违约之罪，其屈辱之极，且朝廷无人，优柔寡断，既无惩前毖后之念，和战之议亦不决断，不唯个人苟且偷安，且有背约而滥杀英使之暴行，因此不得不使英国愤怒。今年（即1860年）4月，英法联军大举讨伐其不信不义之罪，7月遂攻破天津之河口进而逼近北京，故风闻清王恐惧而逃向鞑靼。即便以英国之好意而存支那帝国之号，国体陨坠如斯，今后亦不能专擅帝号。支那与日本为唇齿之国。唇亡齿寒，其覆辙就在眼前，非坐视旁观之秋。那么，现今要则天德据圣教，察万国之情状，利用厚生而打开经纶之道，而使政教一新，专念于富国强兵而抵御外侮。横井小楠：《国是三论》（1860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第449—450页。横井小楠主张以“天地自然的道理”来“对待外虏”横井小楠：《夷虏应接大意》（1853年），收入《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这个道理也就是中国“三代之治”所依据的“天德”、“圣教”。可见他对古典儒教的圣人之道推崇备至，而对现实中国则大加挞伐，认为中国之遭西方列强欺凌，罪有应得。这与佐久间象山对西洋强盗行为的批评判然有别。这种对现实中国的批评后来发展成为觉得中国“实在可怜”、而又不得不正视其“毕竟为唇齿之邻国”的事实的复杂心态，如福泽谕吉在1869年2月的《清英交际始末序》（署名“庆应义塾同社志”）中说：在考察清英之交时，可以发现清人之耳目所及，甚为狭窄；清人之辙迹所至，甚为仅微。曾不知英国之富强，猥而藐视之不以为劲敌，自夸为华夏，称英为夷戎，其举止却反复无信，轻开衅隙，而每开必败，遂兵愈弱而国愈贫，萎靡不振以至于今日，实在可怜。追思其过失错误，小事不暇枚举，至其大者，则有鸦片之事、广东之事及天津与北京之事。由此两国之条约屡屡改签，且清之出赔偿金已不止一次。试开卷而观清英交际之始末，可得知其大概如何。呜呼，此事虽似与我无关，毕竟为唇齿之邻国，不知其始末可乎？《福泽谕吉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59年，第539页。在政治或外交上应该如何对应中国这一唇齿之国，明治初期政府的核心人物、右大臣岩仓具视（1825—1883）的意见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明治政府的主张。在经历了征台与废琉置县之后，1875年3月，在《具视笔录外交之机务以供御览》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记载：“清国占据亚细亚之大部分，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无与伦比，与我邦为唇齿之邦，近来虽政纪废弛萎靡不振，但因与我国关系颇大，故加强和谊以建久远之基，应为今日所当务。窥其国势，应机而施经略，为他年之远略。”岩仓公旧迹保存会：《岩仓公实记》下卷，岩仓公旧迹保存会出版，1927年，第235页。
将中国视为唇齿之邦，从国家利益上考虑，这不过是使日本成为“东洋盟主”的一种不得已的谋略而已。这一点，草间时福（1852—1932）在《邮便报知新闻》1879年1月19日发表的《东洋连横论》已经一语道破。他说：“我辈维持欧亚之均衡，非只防止被之蚕食掠夺，以我国为东洋盟主并卓然立于执牛耳地位者，舍东洋连横无其他良谋善策。”《对外观》，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岩波书店，1988年，第267—268页。草间时福曾就学于汉学家安井息轩、中村敬宇，毕业于庆应义塾，以教育家、鼓吹自由民权思想的新闻记者而著称，与曾根俊虎一样，是1880年2月成立的兴亚会的干事。从他的东洋盟主论既可以看出自由民权论者国权与民权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兴亚会中的所谓兴亚论者的目的和真正意图所在。
中日之间的唇齿关系，这时已经不纯粹是一种“和谊”的对等关系，在日本人的眼里，对中国已经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诱导者、保护人的优越感。福泽谕吉在1881年的《时事小言》中说：今西洋诸国以威势迫东洋，其状况无异于火之蔓延。然东洋诸国，特别是我近邻之中国朝鲜等，迟钝而不能抵挡其势，就如同木造板屋而不堪火势。故以我日本之武力支援他们，要知道这不单为了他们，也是为了自己。以武力保护他们，以文明诱导他们，不可不使其速效我例而加入近时之文明。在不得已的场合下，可以用武力而胁迫其进步。辅车相依、唇齿相助，虽然在同等的国与国之间可以通用，对当今的中国朝鲜期望相互依赖，可以说是迂阔之甚。《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岩波书店，1959年，第187页。他明言最不希望看到“让支那人着先鞭而出现北京政府执东洋政略之牛耳”的情况，而强调军备扩张刻不容缓，其“东洋政略之素志”就是要使日本“文则为开明之魁，武则为亚细亚之盟主”，认为这是日本人“报国之本分”。《东洋之政略究竟如何》（1882年12月9日《时事新报》），《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434页。在韩国的“甲申政变”之前，中日之间的唇齿关系中已经包含了敌对关系。如福泽谕吉所言：“支那为比邻之国。今后在商业上政治上争活力决输赢，合则唇齿、离则劲敌者，唯以此国为然。”《支那行を奨励すべし》（1883年7月20日《时事新报》），《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第92页。
三敌对论
将中国视为敌国，如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轻蔑论，乃至中国征战论，各种各样的中国观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具雏形。如林子平（1738—1793）在其《海国兵谈》（1791年刊）中就说：“我听说近年来唐山（指中国——引者）和鞑靼人与欧洲人交往密切。其交往越亲密，唐山、鞑靼英雄豪杰等就可以接受其妙法。而得到了妙法的话，就可能起侵掠之心。彼等要是起侵掠之心，甚至奔日本而来的话，海路也近、兵马又多。那时我们要是没有防备，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仔细考虑的话，后世企图侵略日本者必定是自唐山、鞑靼之地而起，千万不可怠慢。”林子平：《海国兵谈》，岩波文库，1939年版，第25页。这是将中国看做假想敌，觉得中国对日本是一种威胁。这种威胁论也影响到了佐藤信渊的《海防策》（1808年），面对当时俄罗斯的边境骚扰，他提出：“大清国强大而且临近，万一出现狡猾之主而兴兼并之志，其患之大非俄罗斯所能比。因此对此大清国即便费卑辞厚聘，也要变成盟国，通交易以收互市之利，乃今世之要务。”鸨田惠吉编：《佐藤信渊选集》，读书新报社出版部，1943年版，第332页。就是说，希望以结盟的方式来化解中国的威胁。后来佐藤信渊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1823年的《宇内混同大论》和《宇内混同秘策》反复强调“皇国”日本是世界万国的根本，或世界万国以日本为根本。如何使皇国日本实现统领全地球的宗主国的目标，他认为使中国臣服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为此他提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江南的种种“秘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