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藉其政府的政权、不受军舰保护之民，三百万移民向世界进出，年年有一亿万元之财富输送回本国，在豚尾汉、流浪者的嘲笑中，只保护其独自一个而吸尽世界财富之民，决不可轻侮。何况其山泽之利尚未开掘、其文明之工艺尚未在国内试验。如果天津之铁道一旦通向吉林府城，向左从陕西、甘肃而到玉门关，魏秦幽并之民听到汽笛之音，创世以来未曾开发的四川云南之山泽也被开发的话，其经济上的吞吐之势不如同海洋一样了吗？财富增益人口，人口增益财富。支那内地开发之日，四亿之民一跃而增至五亿，两跃而达六亿，三跃而到七八亿，人种的波涛必定以滔天之大势向着“大日本”的预定地而来。（同上书，第60-62页。）
竹越在竭尽使用“鼠族”、“虚伪”、“蹂躏”、“耀武扬威”、“强盗般的侵略人种”、“豚尾汉”、“流浪者”等污蔑性语言丑化了中国人的本性之后，又毫不含糊地亮明了日本应对中国采取的态度，即中日之争是“生死之争”，不可调和，必须一战见分晓，否则日本就只能永远屈居人下。他说：支那国民之势如此。如果任其纵汜横溢、自由发展的话，我日本人种还想在何处建立新故乡？吾人还想在何地开拓“大日本”？清国政府的山贼般的行为或者可以制止，然而支那国民的人种上的侵略队伍决无可以制止之日。而彼等之锋芒直接朝向要从东洋到世界开拓“大日本”的日本人种，而我们还能够安坐、沉默，为了“东洋的和平”而旁观吗？日清国民之争，即如同英俄之争、英法之争、盎格鲁撒克逊与拉丁人种之争。争是当然的、必然的、人种上的、国家层面的。而其争之根深蒂固，是你死我活的。掩盖必然的生死之争，而用“东洋”这样地理上的空名来培养千百年的深忧大患，究竟有什么益处呢？（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62—63页。）
日清两国之手相触，我不杀你，你将杀我的危机，决不可避免。若此，吾人即便牺牲一切也要与山贼般的国民购买和平吗？吾人抛却我荣光、我利益，也必须去求和平吗？吾人即便牺牲我“大日本”，也非要与山贼般的国民合作吗？若我国民慑于威力牺牲一切以求和平，这种和平除了百年的降伏之外，终究还有什么结果呢？（同上书，第51页。）
对于中日已经展开的生死之战，竹越是这样为日本国民打气壮胆的。他认为中国如同一头大象，形体巨大但并不可怕。国家一盘散沙，国民唯利是图，更不必说内忧外患不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长夜之眠至今未醒”。因此，对“清国”应该“寓恐怖于轻侮之中，抱忧虑于蔑视之中”，使之“顿首再拜降伏于我之面前！”。（同上书，第86页。）他对日本国民发出的呼吁是：为了大日本的建设，为了对山贼般的国民进行自卫，我们要以正义之名、人道之名、文明之名，在上帝面前、在万国之视听面前，堂堂地拿起剑来，攻击清国的权利，以兵火使其惰眠觉醒，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同上书，第96-97页。）《支那论》虽然出自学者之手，但是毫无学术价值可言，而是御用文人为欺骗日本国民寻找的“堂堂地拿起剑来”“攻击清国”的借口，人类的文明和正义，在这里完全被颠倒了。
德富苏峰（1863-1957）的《大日本膨胀论》是1894年12月由民友社刊出的。和竹越的《支那论》相似，“大日本”与“支那”是紧密关联的两个论述对象，而立论的逻辑则是沿着日本不得不膨胀、阻碍膨胀的大敌是中国、对华开战的前途及意义展开的。
关于中国是阻碍日本膨胀的大敌。德富苏峰写道：我国民在向世界各处膨胀之际，不要忘记其大敌不是白色人种，而是支那人种。支那人种在一定意义上，与我国民同样，甚至比我国民还要忍受更多的气候的袭击，在抱持其固有性格的同时还具有适应环境的长处。今天在布哇（夏威夷）、在桑港（旧金山）、在浦盐斯德（海参崴）、在濠洲（澳大利亚），支那人不都是我国民强劲的好敌手吗？在萨哈林岛（库页岛），支那人甚至为了一条鲑鱼而与日本的渔业者相争；在濠洲，支那人甚至为了一箱火柴而与日本的销售者相争。我国将来的历史，无疑就是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地建设新故乡的膨胀史。详细地说，就像十七到十九世纪英法在邻国或在世界各地膨胀格斗一样。日清两国民，毋宁说是两人种，也许会在世界各地形成膨胀上的冲突史。膨胀的冲突史固然可以，希望在此冲突史上使日本胜利清国失败！要铭记，此悬案是由我国民的坚信、大胆与坚忍不拔的精神来决定的！（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49页。）
关于对中国开战的意义，德富苏峰的认识要比竹越与三郎的理解更“深”一些。
首先，他认为这场“义战”是“为了永久的和平，必须要十二分地膺惩清国”。而“膺惩清国、永久维持东洋的和平，有两个牵制法，即物质上的牵制和精神上的牵制”。物质上让清政府割地赔款，“使之在他日不能搅乱和平”；精神上“要使之从心里折服我国的威武，就像诸葛亮七擒孟获，使之发誓再不背叛一样，要杜绝其再逞野心的想法”。为此，他呼吁“举全国之兵力，锐意猛进，一面占领台湾，使之永远归于我之版图，一面扼住其咽喉，对其神经进行痛击”（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59页。）。他写道：彼之清国者顽冥不灵，大日本顺应历史的潮流，而清国阻碍其按道理应该发展的前途，还临之以暴慢无理。清国今日之非运，今日之屈辱，无非是咎由自取。
我们并非因为是清国，就与之为敌。不管是什么国家，只要盘踞在我们的前途上，妨碍我国应该享受的权利与利益，我们都不惜与之为敌。而与清国作战，是清国喜欢与我们正当的国权保护、国运振作、国民膨胀为敌！
因此征清一举为维新开国史的一节。此前有许多脉络，此后也有许多关节。我们作为对手而开战的虽然是清国，但是不要忘记真正的对手是世界！我们投入战斗的是海陆军队，但是不要忘记的是举国全民而战！战场不限于平壤、旅顺、威海卫、台湾，必须觉悟到所有的国民发动的周边，都是战场！在征清的同时，我们在物质上可以扩大版图，然而建设精神上大帝国，是我们决不可忽视的责任。精神上的大帝国，是国民的志气、元气和活力。清国虽是一庞然大国，但精神上无非是半死的侏儒。（同上书，第271页。）
其次，他认为此战的意义除了“使日本从收缩的日本变成膨胀的日本的转折和飞跃”外，还可以改变欧美列强对日本及日本人的印象，从而提过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他说：在浅薄的欧美人眼中，看到的是视金钱比生命还重要的四亿万人种、在亚细亚沃土上虎踞龙盘的大帝国、先于希腊罗马文明出现而具有五千年文明之魁的旧国，在卑屈方面，看到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固陋方面，看到顽固而意志刚硬，在迟钝方面，看到坚忍厚重的风气。他们只是畏惧支那人，对日本人及日本国的狎侮势难止也。（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52页。）
对于欧美人对日本的“狎侮”、视日本人于“世界上最卑贱可恶的支那人之下”的状况，德富苏峰的愤懑难以言表。因此他认为这次战争正是在世界面前重塑日本形象的大好时机。他说：“日清战争实为我国运消长之大机会。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在暗室中战斗，而是立于世界面前决战。”因为“决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此一举！”“万言不如一行，如果我邦在此大决战中取得惊人的胜利，从来的误解将涣然冰释。”（同上书，第253页。）他声嘶力竭地叫嚣：“我们用同胞的血洗刷世界的误解。”“我们战胜清国的同时也就是战胜世界！我们被了解了，才能被尊敬，才能感到畏惧，才能享受到适当的待遇。”（同上书，第265页。）他以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写道：如果战胜了面积是我十五倍、人口是我十倍的清国，不仅可以光前耀后、在世界上永远占据我们的地位，而且可以永远巩固占据此地位的自信力。因此，我们不仅为在世界上建设膨胀的日本而战，也必须要有为建设膨胀的日本的自信力而战的自觉。
决战吧！大决战！举国而决战！（同上书，第254页。）
德富苏峰笔锋犀利，著述等身，堪称近代日本首屈一指的言论界名人。在明治初期的自由民权运动中，他因主张民权、批判藩阀政治而名声大噪，以致享有“民权斗士”美誉。然而其在甲午战争时期的言论表明，他又是个彻头彻尾的国权主义者，全力鼓吹和支持对外侵略战争的急先锋，忠实地维护天皇制政府内外政策的代言人。对此，当时日本学界就有人斥其为“变节者”，德富苏峰本人也曾进行过辩解。但是问题的本质是，在近代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向帝国主义急剧转变的历史时期，对内主张“民权”、对外主张“国权”的现象并不是矛盾的，对于普遍具有资产阶级乃至帝国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人来说，“民权”与“国权”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尾崎行雄（1858-1954），号咢堂，早年就学于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21岁任《新潟新闻》主笔，1890年首次议会选举时即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之后连续当选25次，任期63年。作为立宪改进党的创始人，尾崎在大正护宪运动中冲锋陷阵，与犬养毅一起被誉为“宪政之神”；大正、昭和时期反对向西伯利亚出兵，主张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与****、***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然而，明治时期的尾崎虽然对内主张民主政治，对外却是有名的强硬论者。对此，尾崎行雄并不讳言，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有如下自白。他说：日清战争对我而言是实现了十年来的宿愿，愉快之极。
那是明治十七年（1884年），支那与法国间因安南事件发生了战争，当时我是报知新闻的记者，以通信员的名义到了上海。当时日本的支那崇拜热很厉害，西洋崇拜热也不示弱。我对这两者都很讨厌，正好遇到中法相争，我想借机去观察双方的实力。
出发之前，我尽量向多年住在支那、或到支那内地旅行过的所谓支那通当面请教。但是去了一看，感到多有与这些人的说法不同之处。觉得在支那呆过多年的前辈不应有错，便进一步研究，但还是觉得自己所见是正确的。由此我开始修正了对支那的看法。
到上海一看，支那的军队已经准备出动，非常混乱。在七十岁的老将军后面，竟然有两三台妻妾的轿子，士兵各自背着雨伞，手里提着灯笼，还带着无数的旗和鼓等，其混乱真是难以想象。……即使我这个外行人看，也明确地知道了支那完全没有战斗力。从这时起我就感到有必要与支那一战，以打击其暴慢之心，于是开始提倡“支那征伐论”。
这正好是日清战争前十年的事。十年来我一直热心地主张讨伐支那，以致被视为狂人，现在日清战争已发生，才知道我不是狂人了。
但是，当时我国人因四五千年间都将支那视为先进大国，尊崇其文化，结果无论朝野即便在日清战争爆发之后还意外地畏惧支那，而支那方面反而轻蔑日本为后进的一小国。
然而战端一开，如我预言，我陆海军连战连胜，几成摧枯拉朽之势。我真是无限愉快！（尾崎行雄：《咢堂回顾录》（上册），东京：雄鸡社，1951年，第219-220页。）
的确，1884年底到1885年初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之际，《邮便报知新闻》刊登了多篇实际上由尾崎行雄执笔的社论，其敌视、蔑视中国的态度，从社论的标题看便清楚了。如《须知支那朝鲜之地位远在日本之下》（1884年12月17日）、《国际法不承认支那与朝鲜》（12月18日）、《勿使支那朝鲜增长倨傲心》（12月21日）、《论与支那战争的利害》（1885年1月16至21日）等。
1895年1月，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在博文馆出版。该书在绪言中说：这次战争的性质是“文野之战”，是“仁与不仁、义与不义、秩序与混乱、慈爱与暴虐、进步与保守、自由与压抑、立宪与专制、交通与锁攘之战”（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东京：博文馆，1895年，第1、2页。）。将不仁不义等所有的负面价值都扣在了中国的头上。绪言还强调说“日清两国的胜败，将极大地导致文明的消长、道义的兴废、贸易的盛衰、陆海军备的变更”。
《支那处分案》正文由“东亚之长计”、“支那之命运”、“列国的对清政略”、“帝国的对清政略”、“北京城下之盟约”、“占领之难易”、“列国的交涉”、“占领的利害”、“他日的机会”、“帝国的天职”十章构成。其中在“支那的命运”一章中，尾崎从“支那人的国家思想”、“支那人的政治思想”、“支那人的道德”、“支那人的战斗力”、“历朝的命数”等五个方面展开了论述，且看他的具体认识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