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初期，成群的黑线姬鼠在丹阳湖农场猖狂出没。它们身上的螨虫一旦接触人体，就会引起出血热，进而导致肾功能衰竭。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疾病，多名来丹阳湖农场锻炼的大学生，因此染了病，生命危在旦夕。
某集团军领导了解到，黎磊石是当时国内知名的热带病专家，点名要他参与救治工作。
造反派坚决反对：“我们医院又红又专的医生多的是，怎么能让一个反革命为大学生看病？”
这位领导撂下一句话就拂袖而去了，“谁影响了疾病治疗，出了人命，就是现行反革命！”
造反派们心虚了，只好再度把黎磊石放出牛棚，给大学生治病。
当时，正值元旦。黎磊石顾不得丹阳湖农场寒风凛冽、阴冷潮湿，立即着手建立简易病房，采用分类施治的方式对患病大学生展开急救。
对于发烧的病人，用药控制高热；病人电解质紊乱，给予输液保持电解质平衡；病人出现心衰，安排做体外心脏按摩，心内注射；病人出现肾衰，用人工肾机抢救病人……
在长达58天日以继夜的救治中，黎磊石饿了就啃口馒头，渴了就喝口凉水，困了就和衣而卧一会儿，硬是凭着一己之力，救活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据了解，有个部队农场由于救治不力，牺牲了100多名战士。
春节到了，千家万户阖家团圆庆贺新春，结束了治疗任务的黎磊石，却还要再度回到阴冷潮湿的牛棚。
临走了，大学生们拉着黎磊石的手泣不成声，“黎主任，您能不能不走，就留下来和我们一道过年？”黎磊石无奈地说：“不行啊，我还得回去坐班房呢！”
前来押送黎磊石回牛棚的造反派上前驱赶学生，“治病归治病，反革命还是反革命！”
大学生们一阵怒斥：“我们是红卫兵，黎主任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们才是反革命！”造反派见激起了众怒，吓得仓皇而逃。
但黎磊石终究还是又被关押了起来，一直到1971年9月1日“林彪事件”后，才从牛棚里放了出来。
在农村，黎磊石凭着一根针、一把草，不分昼夜地为农民治病。他早出晚归，扛着锄头上山挖草药，做药丸，无偿分发给患者。
当地许多人患慢性肾病，因为没有得到有效、及时的治疗而转化为尿毒症，死亡率高得惊人。为了挽救患者，黎磊石曾设想在农村盖间茅屋，准备把全家迁去，一辈子在那里当“赤脚医生”。在那段艰苦的岁月中，他和当地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样的好医生又怎么会是反革命呢？到农民家吃“派饭”时，好心的老大娘经常把鸡蛋偷偷埋在他的碗底。
文革结束后，有人问黎磊石，在那样艰难的岁月中，凭什么能够坚强地挺过来？他动情地说：“农民需要我，患者需要我，我活着对祖国、对人民有用，个人荣辱又算得了什么？”
3.丹心可鉴，愈挫愈勇
和弟弟黎磊石不一样，黎介寿对党忠诚，热爱事业，关心病人，加上性情温和、与人为善，又有什么“命”可“革”的呢？
“既然是‘三青团’分子，就不可能没有问题。”造反派存心挑刺，“黎介寿一天到晚看外国资料，这是为出国当叛徒打基础啊！”
更可笑的是，还有人在他和弟弟的名字上做起了文章。黎介寿、黎磊石，各取一个字，合起来就是“介石”。显然，这哥俩崇拜蒋介石，多反动啊！
欲治其罪，何患无辞？真是何其搞笑，就连当年父亲黎溥棠起的名字，难道也有投敌反共的先见之明？
无奈之下，黎介寿也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撤销了科室副主任职务，苦心经营的实验室也被人砸了。
正当有人继续准备对黎介寿下手时，一个病人救了他。
这个病人是谁？军区副参谋长，叫邓士俊。一次，他在外出执行任务时，乘坐的小车撞到南京中山门外的一棵大树上，车翻人伤，腹部外伤并发肠外瘘！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得知情况后，要求军区医院派出最好的医生进行救治。最好的医生是谁？人们自然想到了外科医生黎介寿。
许司令员对黎介寿也是十分赞赏。一次，他生病住进了军区医院外科，因为情况危急，当班医生黎介寿诊断后就要施治，正要给首长打针，却被随行的工作人员拦住了：“这针打下去，万一出了事怎么办？”还真是，给首长看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必须将治疗方案请示相关部门获准后才能救治。
黎介寿不答应了：“首长痛成这个样子，怎么等得起呢？你们这样做，是对首长的身体不负责任。”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医生，出了事我负责！”
许司令员听到争论后，觉得黎介寿讲得有道理，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患者看病不听医生的听谁的？就按他说的办。”
一针下去，许司令员疼痛立解。
无独有偶，还有一次，国防部长粟裕大将来南京视察，晚上突然肚子剧烈地疼起来。黎介寿受命紧急出诊，认为是心脏病导致的肠痉挛，毫不犹豫就要施治，工作人员也是不同意，说要等其他医生来了一道会诊后再行治疗。将军痛成这样，哪能再等？黎介寿坚持立即给将军打了一针。等别的医生赶来时，将军已经不痛了。
次日，北京、上海的专家来会诊，都称赞黎介寿做得好。后来，粟裕一见到南京来人就说：你们那个叫黎介寿的年轻外科医生了不得，很果断。这些年，从来没有哪个医生敢这么快给我打针的。
这一次，由黎介寿出马，自然深得信任。
许司令员明确指示：“成立邓副参谋长救治小组，黎介寿当负责人，任何人不能干扰这个治疗小组！”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这条指示就等于给即将挨批斗的黎介寿发了一个“特赦令”，从此，他就安安心心在治疗小组治病了。
邓副参谋长的病前前后后治了一年多，终于治愈。病人和家属高兴，许世友司令员高兴，黎介寿更高兴。黎介寿高兴的，不仅仅是治好这个病人，而是在肠瘘治疗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达到了国内最高水平。可是，在总结表彰会上，因为是“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这件好事他连边都没有沾上，不仅没有受到表彰，还说他是“错误医疗路线”的代表。这不是偷天换日吗？黎介寿实在受不了了，悄悄离开了会场。
也许是为了排泄心中的郁闷，也许是怀念童年的生活，他信步来到了游府西街小学。游府西街是一条与中山路平行的小街，三四米宽的马路，两边是低矮的房屋。十一二岁的时候，黎介寿和弟弟黎磊石在游府西街小学上过两年学。这里有他的欢乐，也有他的梦想，他要看看如今学校是什么样子。
转了一圈，黎介寿发现，学校的房子、操场、围墙变化不大，而学习的环境却变化了。在学校门口，他看到一位老师正带着一群挑着担、扛着锄头的学生向外走去。显然，师生们是要去农村劳动。
啊！这是一个不重视学习的时代，更是一个不重视知况分子的时代，很多事情是黑白颠倒的。黎介寿忽然领悟到：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了一点点小事还想表扬，没门！要不是这个病人，自己早就和弟弟黎磊石一样，被关进牛棚批斗了。
既然无法改变现实，那就只有改变自己。心态一变平和，黎介寿的眼光就远了。他默默对自己说：历史是不会埋没一个人的，我所做的工作总有一天会被人认可。
过了不久，科主任把黎介寿叫到办公室，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你对肠道治疗有很深的研究。现在这方面的病人很多，医院决定成立普通外科肠外瘘治疗组，由你牵头负责。”
压在黎介寿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成立肠外瘘治疗组，还让他牵头负责，这不就是对他医疗技术的最好肯定嘛。
然而，正当黎介寿准备放开手脚大干的时候，医院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派医生到农村改造，类似于干部到“五七”干校学习一样。黎介寿是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当然是改造的重点。他与20多人一起，被下放到革命老区安徽金寨白大公社。临行前，医院领导对他们说：“你们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能带药，更不能暴露医生的身份。”
唉，命运这东西，像儿戏一样，叫人琢磨不透——黎介寿要当农民了。
也好，这辈子还没有当过农民，当一回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是，农民并不是好当的。到了金寨白大公社，黎介寿被安排住在一个庙里。这个庙是农民用来圈牛圈羊的，很破旧，有窗子没有窗帘，有门框没有门板，门口正对着一块坟地。报到那天晚上，他刚睡下，一阵风吹过来，把挡在门口的竹帘吹倒了，好似有无数野鬼在追打。若非黎介寿是个医生，见惯了生生死死，连魂都要被吓出来。
生活条件是艰苦些，但就个人命运来看，在那个年代，远离城市的农村改造，其实是一种幸事。这里没有纷争，没有打斗，只有新鲜的空气、绿色的蔬菜和淳朴的感情。
那些日子，黎介寿自觉接受改造，同农民兄弟同吃同喝同学同劳动。可是，他是医生，他有救治病人的天职，又不能暴露医生的身份，不能暴露身份就不能给农民兄弟看病。因为这个，常常使他痛苦不堪。
有一天，他看到一个被批斗的地主脖子肿得大大的，显然是患了甲状腺瘤，这种病很可怕，不及时治疗就会有生命危险。黎介寿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一个医生怎能对病重的患者视而不见呢？除非他的良心被狗吃了。他宁可被打倒，宁可被批斗，也要救这个病人。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他为病人做了甲状腺切除手术，病人得救了，可他的身份也暴露了。
不过，他虽然私自给人看病，暴露了医生身份，违反了纪律，但当时在农村，农民成天忙着种田，谁会来管这样的闲事？
不仅如此，黎介寿还一下子出名了。“黎介寿是个外科大夫，还是个军医！”一传十，十传百，乡亲们都知道了。这下好了，乡下人崇拜城里的医生，何况还是个军医，有病不找他又找谁？好家伙，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黎介寿有求必应。
事情传到了公社革委会主任的耳朵里，这是个正派人物，也有头脑，立即把黎介寿调到公社卫生院，不让他当农民了，专门让他当医生，还让他当老师，带教农村里的“赤脚医生”。
黎介寿本来是到农村接受改造的，实际上又干起了老本行。他当年带出来的8个“赤脚医生”，后来还有一位当上了金寨县人民医院的院长。
黎介寿到底是权威，像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在白大公社干了不到一年，医院又把他从农村调回来了。也许有的人不喜欢他这个人，但需要他的本领。
黎介寿回到军区医院，正是一个冬天。踏着漫天飞雪返城，他的心中却洋溢着一股温暖。这正如一位诗人所写，“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