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父亲齐兆昌：拉贝的助手
齐康的伯祖父曾任城廓镇守使（相当于城防司令），与弟弟——齐康的祖父关系很坏，他一直不满弟弟终日无所事事，矛盾越积越深，终于手足反目，齐康的祖父竟被哥哥赶了出来，流落到杭州，做了一个刻字工匠，齐康因此说祖父是他们家的“第一代工人阶级”。祖母靠给人家缝补浆洗衣服贴补家用。生活虽然艰难，但夫妻俩却无论如何都要让孩子读书，他们给儿子取名“兆昌”，也应是寄寓了齐家重振、兴旺昌盛的希望。祖父常说的一句话，一直影响到齐康这一代，这句话便是，“人人要脸，树树要皮，为人要争气”。
齐兆昌生于1892年6月14日，7岁开始读私塾，一读就是7年，之后到杭州育英书院半工半读。育英书院的前身为宁波崇信义塾，英文名BoysBoardingSchool，直译为男孩寄膳（宿）学校，是一所小学程度的教会学校，由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于1845年创办。1867年该校从宁波迁到杭州，更名为育英义塾，英文名为PresbyterainBoysSchool，直译为长老会男孩学校，但“长老会”后部的音节中有近于“育英”的读音，名从此来。1897年更名为杭州育英书院，英文名为HangchowPresbyterianCollege，学校性质变为从中等教育连接高等教育。
齐兆昌在育英书院用4年时间（1906—1910）读完中学之后，又继续在该校以半工半读的形式接受高等教育。在他毕业的那一年，学校已由美国北长老会与南长老会共组学校董事会，并迁入新校址，正式更名为之江大学，英文名为HangchowChristianCollege，直译为杭州基督教学院。
1914年7月齐兆昌毕业后，留校作工程助理员；1915年离开学校，到裴克尔工程师事务所任练习工程师，该事务所在杭州与南昌均有办事处；1918年又到江西庐山工程局担任工程师；可能在这期间，他还担任过湖南沅江种福院测量队队长、美国波士顿爱佛拉建筑公司副工程师等。
1919年，齐兆昌赴美国留学，在北俄亥俄州大学攻读土木工程，1921年获学士学位后，又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公路工程专业。齐兆昌在美国，也都是靠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1922年学成归国，在上海一所工程事务所工作。
齐兆昌由他一直所受的西方教育——从就读于国内的洋人办的学校到出国留学深造——成为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在工程设计与建造方面拥有系统的西方专业教育学历的工程师，又因他自小是在教会学校读书，最初的工作经历也多半未脱离教会关系，这使他得以有机会设计了许多建筑。
比如，南京现存最早的基督教圣公会礼拜堂——位于太平南路396号的圣保罗教堂，就是他应美籍传教士季盟济的邀请设计的。季盟济1909年来到南京，3年后购得圣保罗教堂的土地使用权，开始建造教堂。几年以后他回国探亲时，又得到了一位贵妇人的资助，于是请齐兆昌设计监造，把他1913年建造的一座小礼拜堂扩地重建。
教堂1922年开工，由陈明记营造厂承建，次年6月竣工开堂，由大礼拜堂、钟楼、神职人员宿舍及伙房组成，是南京最大的基督教礼堂。工程造价用银4万8千两，建筑面积约800平方米，呈现欧洲乡村教堂式样，显得朴素典雅。大礼拜堂为砖木结构，局部高三层，外墙上部为青砖，下部为明代城墙砖。
当时齐兆昌尚未到金陵大学工作，还是上海北长老会建筑事务所的一名工程师，他在南京圣保罗教堂正式对外开堂两个月后，即1923年9月，就职于金陵大学工程室（校产组），任工程师兼农业工程系教授。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金陵大学。
1926年，齐兆昌设计了金陵大学东大楼（理学院），当时称“科学馆”，仍由陈明记营造厂负责施工。大楼设计采用中国北方官式建筑形式，歇山顶，覆以灰色筒瓦，屋顶脊中加脊，中部高耸，大门门套突出。外墙为青砖砌筑，素灰勾缝。该楼进深较大，窗户较小，显得封闭稳重。建筑面积达3905平方米，呈长方形，内廊式布局，共4层，地上三层，地下一层，为砖木结构，是金陵大学代表性的建筑之一。
除此之外，齐兆昌还设计有金陵大学小礼堂、天干地支楼、金陵女子大学宿舍楼、中华护士会会所等建筑。
中华护士会会所大概是抗战爆发前齐兆昌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日军的铁蹄敲碎了无数中国人的梦，打破了无数中国人的正常生活，无数的中国人不得不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改过一种他们完全想不到的、任宝贵的人生时光无端地浪费在无尽的灾难与危险中的生活。齐兆昌自然也不例外，事业被迫中止了，时当壮年精力旺盛，正是出作品出成果的大好季节，却由康庄大道拐上了一条险象环生、布满荆棘的山路。
卢沟桥一声炮响，久病积弱的古老中国的沉重大门被邻家小贼蛮横推开。华北首先沦陷，华东随即危在旦夕。8月13日中日双方在上海大战，11月20日，中国军队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沦陷，史称“淞沪会战”。同日，政府宣布在四川重庆设立陪都，将首都及其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重庆。
唇亡齿寒，上海沦陷，南京势必不保。好在淞沪会战耗时持久，为南京的党政机关、工商企业以及学校转移大后方，争取了时间。
在内迁的滚滚洪流中，就有金陵大学的师生们，他们的步履还是有些急急忙忙，其原因一是举校西迁，非同小可；二是对于是否内迁，各方意见不一。校内的一些美国传教士认为，即便南京陷落，金陵大学有美国大使馆庇护，日本人不会、也不敢拿学校怎么样，金陵大学将照常运转。教育部也觉得如此，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公立学校的去留。
金陵大学是否内迁，意见既然不一，校方稍一迟疑，准备时间不足，自然临时就匆忙了。事实上尽管上海那边打得昏天黑地，胜败难料，但金陵大学还是在10月上旬宣布正式上课了！
到了10月下旬，形势愈加不妙，日机不时飞临南京进行空袭，飞行的巨大噪音和炸弹的爆炸声仿佛要撕裂人们的耳膜。南京城内人心惶惶，到处是逃往别处和正欲逃往别处的人，同时也有别处的难民逃到南京来。
金陵大学虽然教学依旧按部就班，但师生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校外的紧张空气在校内也逐渐弥漫开来，师生对于美国大使馆的信任，并不足以坚持他们认为学校肯定不会遭到兵燹的信心，教育部在这时又忽然通知金陵大学，立即闭校停课。学校这才决定内迁，师生分期分批启程赴四川成都。
学校迁移，虽然当时不知归日何日，但总可以肯定是临时的，何况学校还有许多动产不动产无法带走或马上处理掉，所以需要人留下来守护。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在那段时间的工作之一就是做此项安排。
那天他见了本校历史系主任、美国人贝茨教授，简短地谈了一下学校的情况，跟他说学校大队人马迁走后，将成立一个由留守人员组成的紧急委员会。因为时间紧急，没有细谈，过后他打电报给贝茨，请他担任紧急委员会的主席，并且告诉他，委员会将由西方人和中国人共同组成，而且建议贝茨从委员中选几人成立执行委员会。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个委员会叫“应变委员会”，除了贝茨（1938年1月，贝茨被金陵大学董事会任命为副校长）任主席外，委员由3个西方人和3个中国人组成，他们是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L.C.Smythe）、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林查理（C.H.Riggs）、金陵大学医院医生特里默（C.S.Trimmer）、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陈嵘、金陵大学事物处职员顾俊人，还有一个便是时任金陵大学工程处兼校产管理处主任的齐兆昌。
上海沦陷后，南京危在旦夕。随着日军步步逼近南京，从前线溃败下来的中国军队以及外地难民不断拥入南京，一旦南京城沦陷，来不及或无法撤离的数十万市民势必落入敌手，届时如何对他们有所保护，时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兼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的杭立武，邀请了一些为教会或从商的美、德、英等外籍人士，于1937年11月中旬，成立了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取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由德国人拉贝担任，贝茨参与发起，也是最后一任主席。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南京人的噩梦开始了，对于还肩负护校责任的齐兆昌等人来说，巨大的考验也开始了。
总的来说，日军对在南京的美国人要比对中国人总还有些顾忌，但尽管如此，在日军完全失掉军纪管束的混乱状态下，美国人遭日军侵害的事件不断发生，贝茨就曾在一天晚上被喝醉的日本兵从床上拖起来，隔了一天又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被日本兵用手枪威胁，他的家曾遭4次抢劫；林查理有天晚上在住所附近被日本兵用刺刀威胁。美国人尚且如此，齐兆昌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就在日军攻占南京的当天晚上，齐兆昌与林查理等人晚饭后从金陵大学另一位外籍教师伊立克家出来，齐兆昌不放心，一人走到学校大门口去看看情况。不一会儿林查理就接到齐兆昌的求救电话，原来他被日本兵扣住了。林查理赶紧赶过去，看见日本兵开枪打死了一个路过的百姓，正在盘问齐兆昌。原来齐兆昌胳膊上佩戴着大学臂章，日本兵觉得可疑。林查理诳说齐兆昌是他的仆人，请他们放他与他一同回家。说了半天，日本兵才勉强放了人。为了防止再出意外，当晚齐兆昌未回自己住处，而是睡在了林查理那里。
美国传教士、南京青年会负责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吴生（GeorgeAshmoreFitch）在1937年12月22日的日记里记道：日本行刑队就在附近大行杀戮，那天他听到有上百次枪声；他看见一个池塘里有50具被杀的尸体；晚上金陵大学的大门一再被日本兵撞开，门卫被刺刀威胁；他与同事刚解救了被一个醉酒的日本兵用刺刀威胁的青年会一位干事的父亲，又忙着把正在齐兆昌家里要强奸妇女的日本兵赶走。
可见齐兆昌当时的处境是如何恶劣。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在离校西行前后，曾一再叮嘱留守人员，希望他们把生命的价值看得比保护校舍更重要，千万不要冒生命危险。可是齐兆昌与其他留守人员在危险降临时，却都没有想到退缩，都没有把自己生命的保全看得比保护学校重要。
安全区委员会把东至金陵大学、西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北至鼓楼、山西路，南至新街口这么个范围划为安全区，又称难民区，在区内设立了20多个难民收容所。随着大批难民拥入，委员会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们为难民提供食宿，解救妇女，到日本大使馆提抗议，通过国外媒体向全世界揭露日军的暴行。日本政府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将南京大屠杀的祸首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
齐兆昌成为拉贝与贝茨的得力助手，许多繁难、危险的具体工作都是他去做的。闲置的大学校园当然是理想的收容所，金陵大学各校区系所都派上了用场，设立了五六个收容所。齐兆昌除了担任学生宿舍收容所的所长外，还与贝茨、陈嵘共同总负责金陵大学各收容所。
1937年12月下旬，齐兆昌向安全区汇报他的收容所所收难民，列了一个名单，包括金陵大学的仆人，达1万多人。到次年元月上旬，人数有所减少，也还有7000人之多，其中大多数都是妇女和儿童。而整个金陵大学在那期间，一共收容了近3万人！
当市面上稍稍稳定后，齐兆昌与陈嵘等人在金陵大学北大楼举办了“金大难民自修团”，组织难民上课。授课内容包括体育、算术、日语、英语、国语、音乐、圣经等。有的教师授课是拿报酬的，而齐兆昌则是义务授课，分文不取。
难民自修团后改为金陵补习学校，又更名为鼓楼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京城内形势更加恶劣，驻宁日军悍然接管了金陵大学的全部校产，1942年8月，伪中央大学接收金陵大学，贝茨、史迈士等外籍人士纷纷撤离南京，齐兆昌等人的处境更加艰难了。他与陈嵘不得不把鼓楼中学迁往金陵中学校址，更名为私立同伦中学，齐兆昌任教务主任（校长陈嵘）。他们办学的目的是使沦陷区的失学青年有书可读，也解决了金陵大学与金陵中学部分教职员的生计，事实上也维系了金陵中学的学脉。
就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齐兆昌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终于熬到了抗战胜利的一天。当金陵大学回迁，当师生们返回校园时，发现齐兆昌已将金陵大学所有的校舍包括家属住宅修整一新，笑眯眯地迎接大家回家了。
1948年元旦，国民政府为表彰贝茨、史迈士、林查理3位在南京沦陷期间“不避艰险，留居南京，举办难民安全区，救助难民，厥绩至伟”，特各授予“景星勋章”一枚；授予齐兆昌等人“胜利勋章”。
1951年9月，私立金陵大学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金陵女子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和原南京大学部分系科组成新的南京大学，齐兆昌也就随入南京大学，任工务科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