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奔向解放区
1948年，不平静的暑假已过，转眼已是秋天。此时，人民解放战争开始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新中国的曙光即将染红世界东方的天际。戴秉衡一心想冒险回北大，去找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同学，再找到心向往之的组织。他告别家人，悄悄地从水路经天津回到北大，找到了同学。白色恐怖之中，同学相见分外激动，大家压低嗓音，互相说着离别后发生的事情。据说，有的同学被抓进去了，也有不少同学投奔了解放区。“解放区”犹如一道闪电，使秉衡眼前一亮。由于学校里还有不少特务学生潜伏着，当晚他躲在同学宿舍里，心里默记着找到党组织的方法，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谁知，第二天在吃早餐的时候，秉衡就被人告发了，很快被国民党当局抓走了。
郑天挺先生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焦急，他马上告诉了胡适校长。胡适校长对戴秉衡是很有印象的，当年秉衡刚到北大时，还拿着同乡钱昌照的介绍信去胡适家拜访过他，胡适知道这是个很优秀、很有志向的学生。
后来，因为搞学生运动，要办孑民图书馆，秉衡多次去找胡适校长交涉，还顶撞起来，令校长很不高兴。只听得郑先生说，戴秉衡已经被带到特种刑事法庭。情况迫在眉睫，胡适校长二话没说，赶忙写信出面担保，说戴秉衡是个好学生，跟共产党没有关系。由于胡适的声望，秉衡被关了1998年，
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
在台北胡适公园留影
三个多钟头后就被放了出来，保释在外听候传讯。对此，秉衡对北大师长们的厚爱永存感激之情。
幸运的是，被放出来的秉衡很快找到组织，组织给了他路条、联络暗号，让他去华北石家庄解放区。已是深秋，秉衡风餐露宿，一路乘车来到河北省沧县（今沧州市）。这天，秉衡来到沧县东城门，在桥上跟自己人用暗号接上了头，令他欣喜万分。接上头后，秉衡随人来到一处僻静地。在填表登记时，解放区干部告诉秉衡说：为了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你必须要改个名字，以免有事连累家人。这些时日东躲西藏的经历，让秉衡感触很深，心想自己是逃出来的，逃就是逸，就叫戴逸吧。
此后，戴逸穿越敌人封锁线，胜利来到了石家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戴逸所见所闻都洋溢着喜悦向上之情。石家庄是解放战争开始后，共产党攻克的第一座关内大城市，是党的第一个城市政权。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这块党统一领导下的华北解放区，为夺取平津战役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进一步做好了准备。石家庄的人民群众重获新生，摆脱战争带来的饥寒交迫的威胁，终于用自己的双手，安排自己的命运，改善自己的生活。
戴逸与很多国统区的进步青年来到解放区，亲身感受到解放区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里，石家庄浓墨重彩地创下了新中国历史上的诸多“第一”：作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这里创刊，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头；中国人民银行在这里建立，中国第一套人民币在这里诞生，标志着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起步；华北地区第一座水电站在这里兴建，神奇的电流从这里流向西柏坡和周边的兵工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在这里设立，多座天线塔分别向中国和全世界播发信号；在这里，毛泽东为新创刊的《人民邮电》题词，为新华书店题写店招……同时，石家庄的安定环境为发展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批高等学府在这里成立，中国共产党自己兴办的华北军事政治大学（今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等高等学校，先后在这里开学，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从此，戴逸与戴秉衡迥然不同，他对党的历史和发展，对马列主义理论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尤其是进入正定华北大学培训学习之后，感觉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
2．学术始航
此前，上海交大严谨踏实的校风及北大民主自由的氛围，这两种学院精神相辅相成，给戴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影响了他以后漫长的治学道路。尤其是北大，戴逸热爱那里浓郁的学术气氛，敬佩那些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师长们，但两年的学业中，很多时间和精力用于从事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所以自己深感对历史专业学得很不够，感到对历史尚未入门。
1948年，进入解放区华北大学的戴逸，跟无数热血青年一起学习，更加体会到学无止境。成立于1948年8月的华大，前身为华北联大，由吴玉章任校长，当时在校学生达到一万五千余人。它犹如一座革命熔炉，以锻炼、培养青年干部为办学宗旨，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输送党的人才。华大下设四部两院，其中一部是政治部，对进步青年进行短期培训；二部是教育学院，为比较正规的本科学业；三部文艺学院；四部是研究部。两院分别是工学院和农学院。
1948年，华北大学正定校区
当时，无数进步青年积极投奔解放区，到华大上课的学生迅猛增加，没几天就新编一个班。戴逸在华大一部进行政治培训，被编在第十七班。学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共同的信念使大家走进一个全新的大家庭。大家共同生活、学习，彼此建立了友谊。在这片广阔天地里，戴逸感觉自己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时时刻刻都有一种激情涌动。这种激情来自课堂，来自老师们的教学之中。上课的情景非常壮观，课堂就设在广场上，上千名青年学员坐在小马扎上，握着自来水笔认真听课。华大的老师们既富有革命经验，又学养深厚，上课激情四溢。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即中共党史）的老师是胡华，戴着黑框眼镜，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感情充沛地讲解着党的诞生、成长、奋斗以及历经挫折并最终走向胜利的历程。胡华用历史学家的犀利眼光，精辟而深刻地分析史事，既生动且富哲理。同时，他的讲课非常具有感染力，当讲到前赴后继的先烈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时，慷慨激昂，甚至热泪盈眶，戴逸和同学们无不为之动容，心灵被深深撼动。从未听过中共党史的戴逸，听到这些全新的知识，了解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发展，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既新鲜、惊奇，又兴奋、感佩，对党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在短短几个月的学习过程中，戴逸被革命斗争宏伟壮丽的场景所吸引，被先烈们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所感动，被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所激动。培训结束时，分配工作需要填写表格，戴逸在志愿这一栏里，毫不犹豫地写下“历史研究”四个字。没想到，他居然幸运地被分配到华大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并在组长胡华的领导之下工作，从此，戴逸正式走上专业研究历史的道路。
多年以后，戴逸还清晰地记得向胡华报到的那一天。1948年底，戴逸兴高采烈地走向胡华的办公室。胡华正伏案写作，看到戴逸来了，马上放下笔，亲切地招呼他在炕沿边坐下。环顾四周，小屋光线昏暗，简陋的一桌、一椅，房间里最多的是书籍和报刊，这是胡华的书房、会客室兼卧室。当时胡华正在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同时开始担任吴玉章的学术助手。胡华在工作中经常教导大家多读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书籍，勤阅读才能促思考。当时胡华27岁，只大戴逸5岁，听着年轻的领导亲切友好的声音，语重心长的教导，使戴逸感到自己的学术生涯开始了。
作为胡华的助手，戴逸深感幸运，他迫切想多了解那些伟大的、激动人心的著作。胡华珍藏着一套《毛泽东选集》，是解放区出版的，也是当时难得的珍本。戴逸借来阅读，细细翻看，这是他第一次通读毛泽东的著作。从胡华那里，戴逸学到很多革命史知识，阅读了他所收集珍藏的革命史文献、书籍，也帮着他从事教学，收集资料，获益匪浅。
1949年，随华北大学迁入北京
在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决战，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1949年初，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中国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随即，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入北平办公，表明中华民族即将揭开历史的新篇章。华北大学也在这年春天，迁入北平。
进入北平后，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的工作更加忙碌了，又有彭明、潘喆、何东、王淇、戴鹿鸣等同志加入。胡华的工作也更加忙碌了，除了教学及主持华大第八区队的行政工作，还经常去校外讲课、作报告，同时还在勤奋写作。作为胡华的助手，戴逸等也都投入忙碌的工作之中。胡华在校外讲课作报告，大都在大礼堂内，台下是成百上千的听众。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人们对中共党史相对陌生，尤其是其中的很多人名、事件、词汇，需要有人写在黑板上，以方便听众听讲作笔记。戴逸和彦奇协助老师讲课，担任这项板书工作。每次胡华讲课作报告，总有他们两人跟随着，久而久之被大家戏称为“哼哈二将”。革命史组是一个和谐、温暖的大家庭，胡华非常关心大家的思想、学习及生活，从来不摆领导的架子，平时总是亲切地问寒问暖，乐意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总是鼓励大家发表不同见解，即使说错话、做错事也不要紧。有时，胡华一拿到不多的稿费，就给大家买点毛巾、肥皂之类的生活用品。还请大家打牙祭，在小摊上吃一碗馄饨，感受生活的美好。在这样一种友好的氛围之下，大家愉快地学习并生活着。
胡华忘我工作的精神，常常令大家感动。他不停地撰写并编辑书籍、文章，还组织和指导别人写作。当时他正在撰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时常跟戴逸等人谈论写作中的问题。他常说，书不能写假的，文章不能写空的，史料要可靠，观点要正确。而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注意不断地发掘新史料，以充实或修正原有的结论，更好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胡华的写作态度极其认真，经常跟大家一起分析资料，写成草稿后又进行反复修改。对于胡华治史的态度和宝贵的经验，戴逸牢记心间。胡华很欣赏戴逸的才华，有一次谈话间，他鼓励戴逸挑选一个研究题目，说可以试着写作。
戴逸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便是校图书馆。当年，在北大为了能让更多的学生借阅到进步刊物，曾为孑民图书馆的筹建四处奔走，留在华大当研究生后，戴逸非常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华大创办于陕北，校图书馆里珍藏有许多解放区出版的书籍、报刊，都是戴逸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在师长的指导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眼前豁然开朗。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不仅了解了整个党史的发展历程，也知道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常熟沦陷时戴逸年仅11岁，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日寇的刺刀下度过的。通过看书，戴逸对与八年抗战相关的所有事件、战役、人物，以及双方的战略部署、政策措施等等，都了然于胸，日久在头脑中形成了抗日战争史的大体轮廓。当时，刚好有一本叙写解放战争史的读物出版，它容量不大但写得通俗而生动，很受读者欢迎。戴逸看了这本书之后很受启发，于是萌生了创作的冲动。
八年抗战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沉的伤痛，虽然胜利的喜悦带给中华民族无比的自信与自豪，但是原国统区人民对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作用并不十分了解，戴逸想用通俗的演义体裁写一本抗日战争的简史。由于戴逸小时候读过很多章回体的演义，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民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说岳全传》等等，他太熟悉这种体裁了，这种讲故事的形式非常适合向大众介绍革命历史。这个课题一经提出，立刻受到胡华和同事们的支持，他们一起商议，给了戴逸很多帮助和指导。1949年冬天，刚满23岁的戴逸开始着手写作。他开始大量收集资料，思考并写作，常常奋战到深夜。过了一个多月，竟然写了八回约四万字，内容从“九一八”写到“七七事变”。戴逸把初稿交给胡华看，胡华认真阅读后提了不少意见，但总体感到满意，他鼓励戴逸坚持写下去。但由于工作繁忙，戴逸曾两次不得不中断写作，可心里时常牵挂着，一有时间便又重新握起笔写作。
夜深人静，戴逸于一方斗室间奋笔疾书，耳畔时常回荡着《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的旋律。少年时代，戴逸兄弟姊妹和同学经常聚集在戴家后院，稚嫩而真切的歌声冲向云霄，宣泄着悲愤的抗日之情。国难与家仇一桩桩、一幕幕，又重新浮现在眼前，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深深铭刻在内心深处。这种深切的情感推动着他、催促着他，不停地书写着，让新中国的人民了解抗战的真相。戴逸大量查阅参考书，主要是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印的《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书中记录了抗战各阶段、各地区及各战役的人物、事件的详情。字里行间中，抗日军民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团结战斗的精神鼓舞着戴逸。
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谱写好这段气壮山河的抗战史。凭着满腔的创作热情，戴逸终于写完此书。导师胡华一直等着这一天，当他看完书稿，马上推荐给新潮书店，并于1951年3月正式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