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求是科学社和护卫雷达所
华社和求是科学社
“华社”是1944年9月在贵州遵义成立的，谷超豪于1947年6月份加入，并于1948年成为该社在杭州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社团在浙大的历次学生运动中起到了先锋带头作用，像任亚冠、王良茀、刘寿生、曾守中、毛重斌、蒋世徵等进步学生都是当时“华社”的成员。
当时，“华社”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浙大的学生运动，并组织学生学习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老师和学生中宣传积极思想。1947年下半年，“华社”和燕京大学的一个类似组织“创社”合并，称“民创社”，但在杭州，学生们还是习惯地称之为“华社”。后来，“华社”的成员纷纷毕业，散落到上海、南京、武汉、北京、天津等地，大家便以上海为总社，联合起各个地方的进步学生，于是“华社”慢慢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谷超豪在担任“华社”的杭州地区负责人之后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安排“华社”杭州分社的各项活动，例如：布置农、理、工学院各小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组织社员参加各项群众活动，增强成员和人民的联系。各项活动的有序进行也促进了其他地方“华社”活动的顺利开展。其次，尽量和总社关系疏远，以防发生社员名单泄露等事件，因为安全工作是各项工作进行的保障。第三，在“华社”成员中挑选党的同路人，积极发展他们入党。1948年9月，任雨吉同志被批准入党，1948年末，邵浩然和包洪枢两位同志也入了党，邵浩然同志随后在浙大外文系建立了一个“华社”小组，包洪枢同志则成了浙大学生自治会的活动负责人之一。这些新注入的鲜活血液为党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作用。第四，谷超豪通过“华社”，和学运系党员李文铸同志合作，创建了“求实科学社”。
求是科学社成立于1948年下半年。当时，谷超豪已在浙大留校当助教，地下党交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团结科技界人士，保护杭州市各有关科技单位的人员、设备、资料，以迎接解放。由于“华社”社员以理工科的同学居多，虽然在杭州有时代科学社的分社，但为了能更广泛地团结校内群众，谷超豪和物理系助教一起创建了“求是科学社”，并以化学系学生张渤、电机系学生林自雄等“华社”社员为骨干共同主持这个社团的工作。该社团的主要目的是吸引爱好科学技术的学生从事学术知识交流和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实际上是“华社”的一个公开的外围组织。
“求是科学社”成立后就贴出布告，同学们可以自愿公开报名参加。一时间，报名的同学甚众。五六十位同学参加了成立大会时，他们在大教室里围坐成一圈，发表讲话的主要组织者有杨士林、李文铸、谷超豪等。同学们还提出了活动建议，推荐出项目主办人。后来，“求是科学社”发展到近百人。杭州解放后，该社因同学们都纷纷毕业而停止了活动。虽然这个组织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当时社员们积极性都很高。后来不少社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很大的贡献，其中好几个人还因为水平高、贡献大而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如胡海昌、潘家峥（兼工程院院士)、杨福榆、沈允纲、沈家骆、韩帧祥等。这也说明当时浙江大学的学生素质非常高，而且学习很好的学生也乐于参加和自己志趣相投的社团活动。
求是科学社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普及科学知识。那时杭州的《当代日报》有个科技副刊《大众科学》，要求“求是科学社”的组织者每星期向报纸提供一篇稿件。学社的负责人开会选派了一些成员组成“科学小组”，利用课余时间查找资料，每周五将稿子内容汇总，写得不错的便推荐到副刊上发表。因为是普及性的《大众科学》，读者自然对纯理论的科学阐释没有兴趣，大家便煞费苦心地找既有科学含量又比较实用的东西，虽然辛苦，但成效很好。《当代日报》的编辑对他们的文章很是赞赏，慢慢的，《大众科学》便成了“求是学社”宣传科学知识的好阵地。谷超豪他们在校内还办了个求是墙报，每月出版一次。两刊主要介绍著名科学家，比如竺可桢、李四光等人物的生平与事迹；还介绍过当时最新的科学成就，如“盘尼西林”等，还有科普知识、新书评介等。
２.学习新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场上出现了雷达、导弹、原子弹等新式武器，社员们自由组织学习小组，互教互学，兴趣很大。有的同学对某一问题有特别的心得，就请他来做科普讲座，讲完后大家讨论，这样讲解人既得到了归纳提高，听众也开阔了视野，效果很好。有位同学对天文星象很有研究，拥有一些价格高昂的大本头的天文图。有几次，他就在教学楼外的空地上给大家讲解天上的北斗七星和其他的不同星座。后来，还成立了一个天文小组，常常集体到房顶上、山上去观测星象。
３.参观工厂。为了增加生产技术知识，求是科学社组织大家到杭州电厂和华丰造纸厂参观。两厂规模都不大，但五脏俱全。在纸厂，他们看到厂房里堆积如山的是已宣布作废正等待化纸浆的旧纸币——当时，正发行臭名昭著的“金圆券”，据资料记载，1948年国民党发行金圆券，以150万法币兑1元金圆券。参观后，大家获益良多。此外，他们还曾参观了一所盲童学校，了解盲童通过触摸来认识事物的学习生活。
编辑组编：《黎明前的求是儿女——解放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和进步社团》，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5
护卫雷达所
1948年，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从南京迁到杭州，负责这一工作的是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张叶明。张叶明是进步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张叶明找到了谷超豪——一方面，是因为谷超豪曾是学生会的负责人，他读书时参加学生会竞选，同学们曾以“科学+民主=谷超豪”的口号，高票推举他为学生会主要负责人。张叶明和谷超豪在学生运动中曾有过不少接触。另一方面，是因为后来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许良英——1947年，在浙大物理系任助教的许良英担任中共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张叶明是许良英的学生。张叶明回到杭州时，首先找到了许良英，但许良英认为雷达所的去留问题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所以他推荐了谷超豪，当时，许良英并不知道谷超豪是地下党员——地下工作非常秘密，为了避免互相牵涉，许良英所属的浙大党支部与谷超豪所属的城市工作系统并不发生横向联系，他推荐谷超豪，纯粹是因为看到了谷超豪在学生运动中的能力。
张叶明告诉谷超豪，他正供职于国防部第六厅下属的雷达研究所。淮海战役打响以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军很快便陈兵长江北岸，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已经暴露在战争的最前沿。此时的南京，人心惶惶，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纷纷南下撤往广州，雷达研究所也在撤离的名单中。由于搞不到火车皮和船只，雷达研究所只能先从南京撤到杭州，看看战事发展，再考虑是否继续南迁。
在张叶明之前，党交给谷超豪的任务是团结杭州的科技工作者，保护杭州市各科技机构和设备。而雷达技术在当时可是一种先进武器。二战中，它与原子弹、导弹并称为三大新式武器。谷超豪不敢懈怠，马上向上级汇报，上级很快回复，让他从三方面开展工作——首先，加紧联系张叶明，进一步掌握他的思想动态；其二，研究雷达所人员的政治情况，分清哪些是反动的，哪些人属于中间派，哪些是倾向我党的进步分子；第三，进一步摸清该所雷达设备武器的情况。最后，上级还希望谷超豪发展张叶明同志，适时入党。
于是，谷超豪便开始全身心地保护雷达所。雷达所里有一位叫范复礼，是和谷超豪一同进的浙江大学，算得上是旧相识。谷超豪便想通过这层关系从范复礼那里了解一下雷达所的情况，同时希望说服范复礼为保护雷达所而积极努力。
二战期间，英美等少数国家就已拥有雷达技术，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则是在抗日战争之后才拥有雷达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日本留在中国的大部分装备被国民党接手，其中就包括100多部雷达。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陈诚下令：“降日所缴雷达机器，交由第六厅负责整修，并计划运用。”1947年4月，国防部第六厅在南京水西门灯笼巷10号买下了一座庭院式的旧房子，正式挂牌为“国防部第六厅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这便是雷达研究所的前身。当时国民党缴获的这些雷达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该所初成立时的主要工作就是修理这些旧雷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