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她真是一个好大夫。她对于门诊的病人、病房的病人都那么认真负责，非常耐心，非常细心地给她们做，除了给她治病，还给她解决心病。”
当年在产科实习的经历，无疑对严仁英的从医道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在这里，她不仅看到了一个“好大夫”，而且和她一起分享了迎接新生命的喜悦和甜蜜。这一切，都让这个立志学医的优秀女生在毕业时坚定地选择了妇产科。
实习快结束的时候，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和小儿科都想留下成绩优秀的严仁英，但是她没有选择小儿科。不是她不喜欢孩子，而是她看到当时很多患病的儿童都是因为营养不良引起，而这在当时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儿科只能治好孩子的病，却救不了孩子的命。妇产科则不一样，在年轻的实习医生严仁英的心目中，产科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就如她说过的那样：“产科都是一个人来两个人走，母亲和孩子走的时候都高高兴兴的，所以我觉得做产科还不错，还比较心情舒畅，所以决定学产科了……在恩师林巧稚教授的指引下，我选择了妇产科专业，留在协和任住院医生。”
在一批批来产科实习的学生中，林巧稚的一双慧眼立刻就“相中”了严仁英。她不仅非常看重这个有才气的学生，而且决定培养这个立志选择妇产科的得意门生做自己的接班人。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老协和也和美国在中国办的其他学校一样，对女性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因为他们的观点就是，妇女结婚生子后就没有发展前途了。做为当年协和医院第一个女性教授和主任，林巧稚无疑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妇女。但大家都知道，林巧稚为了事业选择了孑然一身。这不由引起了即将毕业的严仁英深深的思考。
到底是坚持跟着恩师在协和不断升高的阶梯上继续前行，还是离开协和建立家庭，严仁英知道，在“事业与家庭”的矛盾面前，她和王光超都将面临考验……
4.毕业与失业
终于迎来了毕业的时刻，那是在协和医院的小礼堂，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天气虽然很热，协和医学院一年一度隆重的毕业典礼程序却没有丝毫改变。因此在仪式开始之前，严仁英和同期毕业的同学们头上早已戴好后檐垂着3根飘带的长方形平顶黑帽，身上则穿的是衣襟几乎垂到脚面、如黑衣大氅般的博士服。阳光下，严仁英看到了和她一样额头已经冒出汗珠的王光超，他凝视的目光仍然充满了真挚和关切，两个年轻人的脸上同时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毕业典礼的仪式开始了，在手持纪念牌的学生司仪带领下，他们穿过参加典礼的师生和来宾，走进礼堂就坐。毕业典礼的程序虽然简单，整个典礼的会场气氛却庄重严肃，由校务长亲自主持。校长讲话完后，21名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依次走上讲台列队站好，校长用双手把博士帽后檐垂在左肩上的3根飘带捧到右肩，授予博士学位的仪式完成了。
在小礼堂回响的热烈掌声中，严仁英看到了坐在台下的母亲。看着双手鼓掌的母亲，她立刻想起为照顾患病多年的三哥，母亲付出的辛劳。想起当初为了治好三哥的病，自己曾立下“当医生不求人”的志愿，她的脸上不由泛起一丝欣慰的笑容……
严仁英立志从医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留在了协和医院妇产科做住院医师。这个时候，如果时局没有变化，如果她不结婚，或许她会从住院医师的职位到总医师、讲师……副教授、教授一步步攀升，但是一年半后，一切都变了。
1940年夏，在协和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典礼后与母亲合影。1941年12月8日，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那一天，日本军队占领了协和医院及校舍。严仁英与协和医院的同事一起经历了屈辱、惨痛的时刻：
“……随着阵阵皮靴触及水磨石地板发出急促的咯噔声，一批批日本士兵从四面冲进了协和医院的大楼。刹那间，过道、拐弯处、病房门口被严严地封锁住了。正在为病人诊断、治疗的医生、护士，统统被吆喝到通向大门的走廊里，像驱赶牲口一样，把他们撵向东西南北大门外。四边大门口，早已布上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哨兵。有的医生、护士，不忍心抛下他们亲手治疗的病人，搭着手，扶着肩，把他们一同搀出协和医院大门。”吴崇其：《林巧稚》，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碧绿琉璃瓦大屋顶覆盖下的病房里，突然见不到一盏灯光。一夜之间，这块六万多平方米的空间成了活人的坟墓，死一样的沉静。阴森恐惧笼罩了协和医院。
“凡能走动的病人，无论男女老少，有的闻声逃回家去，有的被轰出了病房。那些危重病人，有的死在已经滴空的输液针下，有的戴着氧气鼻管，闭上了双眼。喊声、哭声、呼叫救命声、器械的碰击声、瓶瓶罐罐的破碎声，混杂在一起，它已经不再是治病的医院，而是成了摧残中国民众的‘监狱’！”吴崇其：《林巧稚》，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212页。
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下，协和医院被迫关门停业了。一大批协和人不得不离开协和自谋生路，刚刚在协和担任住院医生一年半的严仁英失业了。
5.难忘国立第一助产学校
协和医院关门了，立志为中国妇产科奋斗终生的林巧稚并没有离开祖国，她谢绝了当时的美国使馆和协和医院的美国医师动员她去美国的邀请，在北京东堂子胡同挂牌开起了“林巧稚诊疗所”。与此同时，林巧稚也没有忘记她心目中那个“最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严仁英，在她的热心安排下，严仁英和另一个学生范琪来到了当年由杨崇瑞博士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附属产院。在恩师的帮助下，失业的严仁英不仅又得到了工作和学习的机会，并由此接触到了中国另一位为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著名妇产科专家杨崇瑞博士。
被誉为我国妇幼卫生事业拓荒者的杨崇瑞是第一个中国医学女博士，更是一个优秀的妇产科专家、医学教育家和中国近代妇幼卫生事业创始人。她被协和医院选送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学成回国后，不仅积极投身当时不为一般人重视的群体保健事业，而且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创建了北京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和附属产院（即今北京东四产院）、南京中央助产学校等多所助产学校。她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妇幼卫生人才的同时，也因推行新接生法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生育革命而改写了中国延续千年生育技术的历史。更令人钦佩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杨崇瑞就积极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并主编《节育讯》，创办“节育指导所”，足见其“倡导计划生育”的远见卓识。
严仁英十分敬佩杨崇瑞对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无私奉献和勇于开拓的精神，特别是亲眼看到杨崇瑞创办的“节育指导所”，更是感受颇深。
在杨崇瑞博士创办的这个特殊“门诊”里，严仁英看到了她做医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一幕：医生们正在耐心地向病人述说着如何“按计划生孩子”，可是医生讲了半天，病人似乎没有听懂太多。于是医生的口气更加柔和，几乎是在“求”了，“求”她们一定要采取避孕措施，再“求”她们，告诉她们为什么要采取避孕措施，怎样采取措施……
严仁英感动了，这几乎是“死乞白赖”地“求”病人，和以往自己坐在诊室里等着病人上门的“求医”是多么的不同啊！
回想这一段的经历，严仁英在深受感动的同时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离开恩师林巧稚后，她又遇到了同样献身中国妇产科医学、又敢于挑战和开拓的杨崇瑞博士。这让她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附属产院继续学习临床医术的同时，更感受到了杨崇瑞博士治病救国的思想。也正是在杨崇瑞博士身边，她开始体会到以前从未思考“涉入”过的“预防”两个字的深远意义。
与此同时，在“选择事业还是家庭”的矛盾面前，严仁英也成了“幸运儿”。因为离开了协和，这个矛盾就不存在了，两个相爱的年轻人再不用为如何做选择而犹豫了。而且这个时候，在西单旧刑部街王家宅邸挂牌的“王光超大夫诊所”已开业多日。诊所里虽只有王光超一个大夫，但无论是常来常往的病人，还是大量购进的药品，都为“王光超大夫诊所”增添了几许神秘……
6.不同寻常的诊所
1942年夏，严仁英与王光超结婚。1942年7月14日，严仁英终于辞去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工作与王光超结婚。结婚后的严仁英不仅成为“王光超大夫诊所”里为人看病的医生，也十分支持丈夫王光超的“神秘”行动。因为在协和工作时，她也曾经历过这样的“神秘”。那时虽然日本人已占领北京，但由于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办的，所以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就有机会不时为地下工作者和抗日爱国人士送一些药品和医疗物资。只是到这时，严仁英才明白，为何当初在协和刚毕业时，王光超就积极筹办私人诊所了。
此时的“王光超大夫诊所”确实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王光超也一直在担当着秘密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和物资的艰巨任务。这一切，应该归结于王光超有一个自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中共党员的弟弟王光杰。
王光杰早年就读北京大学数学系，后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攻读无线电专业。满腔热血、一心报效祖国的王光杰在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光杰积极投入到抗日组织发起的活动中，同时他在家组装收音机和电台，积极筹备建立中共北方局秘密电台。
王光超则一直积极支持弟弟的抗日爱国行动，他也由此结识了当时担任“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著名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崔月犁。紧接着，妹妹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也都参加了革命。他们的母亲董洁如更是多次冒险营救地下党同志，有一次崔月犁同志在去晋察冀解放区的途中被汉奸抓到，母亲立即带着钱，亲赴河北，终于将崔月犁解救出来。
后来王光杰和妻子一同去了抗日根据地，这期间，经过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刘仁同志的批准，刚刚从协和毕业的王光超在家中挂牌开起了“王光超大夫诊所”，同时还在西郊什坊院设了一个点。因此，“王光超大夫诊所”表面上是对外营业看病，实际上是为北平地下党做秘密联络工作。平日里诊所只有王光超一个人，有人来看病时，妹妹王光美也经常当临时护士帮忙。
结婚后不久，严仁英即亲历了一次为平西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的危险而紧张的秘密行动。那是一个冬天的上午，天气异常寒冷。上午10点多的时候，诊所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她径直走到王光超跟前说了几句话后就走进王家宅院去找王家的老太太董洁如去了。
严仁英知道，这是地下党的人来了，每次地下党有人来，总是直接找王光超和老太太。果然，女学生走后，王光超一边穿衣服，一边对严仁英说：“那边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我们送到西郊。我现在就出去。”
王光超的话很简单，但是严仁英明白，“那边”就是崔月犁领导的地下党组织，“送”的自然是根据地急需的药品，“西郊”则是地下党设在什坊院的一个点。崔月犁就更不陌生了，他不但是地下党的领导人，也是王光超的好朋友。
王光超穿上大衣，顶着冬天的寒风出门了。严仁英的心也跟着揪紧了，她不是害怕，只是为出门联系药品的王光超担心。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毕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天快黑的时候，风尘仆仆的王光超回来了，严仁英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第二天上午，“王光超大夫诊所”的药品送来了，那是王光超奔波一天的“战果”。第三天晚上，崔月犁来了。第四天，一箱箱经过严仁英和王光超双手传递的药品从西郊什坊院向抗日根据地“出发”了……
“王光超大夫诊所”虽然不大，却成了当年抗日根据地重要的药品输送站。在日本兵森严把守的北平城，承载着济世救人使命的王光超和严仁英，就这样以他们的满腔热血和坚强无畏，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根据地传送医疗物资。就如她后来回忆的那样：“……我们在旧刑部街的家中腾出了几间空房，建了王光超私人诊所，期间不断地有地下党人来诊断治病、拿药……我印象最深的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他是我先生的好朋友，当时根据地的条件非常艰苦，缺医少药是常事，崔月犁经常会来诊所取各种急需药品，然后偷偷送往根据地，这样的秘密行动持续了两年时间，给根据地送药，我们从没怕过。”
从立志学医的协和高材生，到一度失业的住院医师，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时刻，严仁英更是一个爱祖国、爱人民，充满一身正气的热血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