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在留学期间的休闲与旅游，仿佛是在实践“走万里路”的中国古训。这种阅历对他了解异国社会，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增长见识无疑大有益处，难怪他的同学们都觉得他知识丰富。这也使他成为一个见多识广、谈吐有趣的人。
杨宪益在他的自传里，把留学牛津的生活，写得十分有趣，他毫不讳言地说自己“从来也不是个好学生”。这里所谓的“好”，一是指努力追求优等的成绩；二是遵纪守规。
他多次违反学校规定的返校时间，他常常因此不得不翻墙入校，或从一个运煤通道溜进学校。他与一些同样不守校规的学生做朋友，晚上喝足了啤酒后，在校园里搞一些恶作剧，装神弄鬼吓唬胆小的同学，或用玩具气枪射击路灯，有一次竟差点打到了学院院长的鼻子！后来缴了不少罚金方才过关。
对于成绩，他的同学中，有不少人学习的动力，是为了毕业后能凭着好成绩谋个好工作，而他是肯定要回祖国的，他认为成绩再好对他也没有用，他回国到大学里找个工作不成问题。当然他对此是有底线的，他并不因此就抱着混个文凭回国的打算。在一些时段，他还是认真读书的，加上以他的聪明，他的成绩总还不错。只不过他不是那种传统眼光里的好学生。
杨宪益在国内，对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创作的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古希腊悲剧名篇包括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的光明与温暖从天界盗火而被宙斯惩罚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恋母情结下弑父的《俄狄浦斯王》、杀子复仇的《美狄亚》，以及两千年前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罗马史》、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的英雄史诗、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等人的对话等作品颇为着迷，这并不奇怪，这些包含了传奇、悲剧、哲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与道德说教的作品，对青少年具有普遍的无穷吸引力。既然母命出国，他便决定到英国去学习西方古典文献，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
杨宪益初到伦敦，他的朗曼老师给他分别介绍了教他希腊文与拉丁文的私人教师。教希腊文的老师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因此当杨宪益问他牛津与剑桥哪所大学更好时，他便指向了牛津。
杨宪益于是决定报考牛津。但是牛津入学门槛较高，而杨宪益对于希腊文与拉丁文，根本谈不上什么基础。希腊文还是在出国前一年，由一位希腊老商人，总共教过他十几个小时，还只限于现代希腊文；至于拉丁文，他在国内只读过一本拉丁文入门的教材，知道一点语法而已。而牛津每年留给亚洲或非洲学生的名额只有一两个，看起来希望非常渺茫，但杨宪益有的是勇气，有的是自信。
他下决心从头学起，一天里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了用功上，这样刻苦了五个月，居然比较轻松地通过了笔试，可是面试出了问题，而且问题居然还是“非智力因素”。当主考人得知这位亚洲学生学习希腊及拉丁文只花了不到半年时间，就通过了英国学生常常要花七八年时间才能通过的考试时，仿佛杨宪益的轻而易举对主考者形成了一种嘲讽，于是他们借口杨宪益的考试成绩合格是侥幸获得的，并以学校名额有限，杨宪益应进一步打牢基础为由，表示愿意第二年再录取他。
杨宪益入学后，由于功课不是太紧，导师宽容，加上他也不笨，所以尽管他不是那种死啃教科书的学生，而只愿意按照自己的兴趣读书，最终还是顺利地毕业了，拿到了牛津文学学士学位。
2.异国之恋
杨宪益进入英国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第二年，有天他的同班同学伯内德·梅洛带来了一位姓泰勒的英国女生，介绍给杨宪益认识。泰勒小姐刚入牛津不久。梅洛与杨宪益很要好，当时他正在追求泰勒。此后他们三人便常在一起玩。杨宪益在自传里写到一段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时的情景：
三个人每天都在一起活动：在牛津大学学生会，在河上撑船，到当地一家名叫“泰姬陵”的印度餐馆就餐，或是到其他地方去吃喝。还有一家幽静、偏僻的“鳟鱼酒店”也是我们时常光顾的地方。有一次我们在“泰姬陵”喝得烂醉，我和伯尼离开时从楼梯滚落下来……
之后发生的事让梅洛始料不及，也一定令他懊悔不迭。
梅洛爱上了泰勒，不代表泰勒也同样会爱他。梅洛追求泰勒，渐渐显得尴尬又无奈，因为每当他邀请她一同出去时，她总是推三阻四；而当他告诉她邀请“尊敬的杨”一起出去，她就总是开心地接受。显然梅洛对此认识不足，还对泰勒抱有幻想。
泰勒入牛津，起先攻读的是法文，梅洛与杨宪益于是也开始去旁听法文课。仿佛是影视剧里的镜头，他俩一边一个坐在泰勒的左右。
有天导师叫他们现场翻译《罗兰之歌》的片断。《罗兰之歌》是欧洲中世纪的一部伟大史诗，全诗近三百节，长逾四千行，是法国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之一。此时杨宪益已有一些法文基础，虽然程度不深。他在入牛津之前，就曾购买过法文原版的《儒勒·凡尔纳小说全集》，读过法国作家勒南的《耶稣传》、比埃尔·落蒂的《走向伊斯法罕》。还曾在巴黎游览时，听过几位著名的法国汉学家的讲座。但这次与梅洛前来听课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准备，一时难以翻译，只得向导师坦陈他们只是来旁听的。但过后杨宪益还是把《罗兰之歌》译成了中文。
泰勒很吃惊，杨宪益竟能凭如此短时间的法文学习，就译出一千多年前的以当时民间语言罗曼语写成的诗歌！他超强的语言学习能力，他过人的文学才华，令人赞叹。他在译《罗兰之歌》之余，还不忘用法国中世纪古老的语言，给泰勒献上几首他写的诗。泰勒被打动了。
打动姑娘的，还有杨宪益对祖国的热爱。她到他的宿舍去，看见墙上挂着中国历朝历代的疆域图，而且那地图是他亲手绘制的。
在牛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学生社团——中国学会，针对中国文化、政治以及社会局势，或邀请中英两国学者演讲，或开会讨论，非常活跃。学会常务由一名主席与一名秘书负责。杨宪益入学当年就任了秘书，第二年做了主席，并且一直做到毕业。他做主席后，泰勒做了秘书，更多地感受到他对祖国的热情。
她对他的祖国也怀有一种近于故国的感情，这并不是单因爱屋及乌，而是她对于中国有过亲身的感受——五四运动那一年，她出生在北京。
这个因素是他们感情发展的酵母。泰勒在中国长到7岁，才被母亲带回英国，那时的她已经到了记事的年龄了。所以她儿童记忆的一部分是中国的。更重要的是，这部分记忆是五颜六色而活泼快乐的，她在晚年写的未完成的回忆录里提到过童年的中国印象：那时候的北京城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店铺招牌、富丽堂皇的婚庆队伍、正月十五的花灯、清明节的风筝，还有厂甸活色生香的春节庙会，在那儿花上几个铜子就能买到绝妙的玩具。达官贵人坐着华贵体面的轿子或人力车，一队队的骆驼将煤拉进城来。看见街头宰羊的血流到街沟里，令人害怕又反感，却也够刺激的。就连那铺天盖地的风沙，看着也挺有戏剧性。
城里有些地方臭烘烘的，但街上的铺子和食品挑子上的炉子里还是飘来各种各样诱人的味道。
母亲出于卫生考虑不许子女吃中国食品，又出于安全考虑把女儿带回国，泰勒对于中国的喜好，只是被母亲强行遏制与阻断，并没有泯灭，杨宪益的出现，无疑使她可以旧梦重温。她干脆由法文而改学中文。因为学习轻松，她跟杨宪益一样，也不很用功，只是与她“尊敬的杨”一同享受生活：在水上荡舟，去乡间长途漫步，到电影俱乐部或剧院消磨时光……
当泰勒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位中国青年，后者对自己也越来越依恋之后，有一天，他俩互相表明了心迹。显然他们没有把这个值得纪念的浪漫时刻放在月下，但不知是不是在花前。
杨宪益马上想到了他的好朋友梅洛。可怜的梅洛一直在热烈地追求泰勒，并且是公开地追求。而泰勒也时常与梅洛在一块儿，所以班上的许多同学都误以为泰勒是梅洛的女友。果然，当杨宪益把他与泰勒相爱的消息告诉梅洛时，他显得十分伤心，之后便不再与杨宪益及泰勒一同出去了。后来杨宪益在校内宿舍里举行了一次早餐会，邀请了许多年轻的英国朋友参加，在会上宣布他与泰勒订婚的消息。他也邀请了梅洛，可是他没有来。
此后直到杨宪益偕泰勒回中国，他都没有见到梅洛。彼此再见面时已是40年后，但梅洛走出失恋的痛苦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重又与杨宪益及泰勒开始了联系，显然那时他已经原谅了这两位朋友。
泰勒在回忆录里，只说伯内德·梅洛追求她，而没有说到一点她对他的感情的性质，甚至于不提他的名字，而只用“B”来代称。而杨宪益在自传里，这样说泰勒对梅洛的感情：“实际上她更喜欢的是我”。如果抠起字眼来，那么泰勒也是喜欢梅洛的，只不过程度上弱于她对杨宪益的喜欢，而性质是否相同还不一定。杨宪益在自传里，没有提到那晚他去找梅洛摊牌的细节，也没有提到一点他对梅洛是否有负疚的心情。
杨宪益与泰勒一步步往婚姻的方向走，梅洛不是问题。问题是双方的父母，准确地说，是双方的母亲——杨宪益的父亲早已作古，泰勒的父亲也较为开明和豁达。
泰勒的父亲J.B.泰勒是个理想主义者，在大学毕业后做出了一个决定，要做一名传教士，于是参加了伦敦传教士会社，到古老神秘、贫穷落后、社会动荡的中国来传教，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戴乐仁。他曾在杨宪益就读的新学书院执教，当然是在杨宪益入学之前；后来到北京大学的前身燕京大学做教师，教授化学、物理、经济学等课程。在抗战爆发之前，他还与费边社（成立于1884年，由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主义”团体，倡导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的几位英国年轻人成立了一个“工业合作化组织”，选择在当时相当贫困的甘肃的山丹县，亲自到那里去教授并训练当地的穷苦孤儿一些实用的知识和技能，颇有成效。戴乐仁在日本投降后离开中国，不久就逝世了。可以说，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一个陌生的、与他的祖国毫不相干的国度——中国。
戴乐仁对中国的爱颇为彻底，否则他不会把他的家安在中国，不会把妻子与孩子们都带到中国生活。在女儿泰勒之前，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泰勒之后，他还生了一个儿子。在泰勒的印象里，戴乐仁是位和蔼可亲的父亲，不要说从来没有打过孩子，就连大声呵斥也没有过。
泰勒的母亲塞利娜与丈夫一样，也是传道的教师，但相比于她的丈夫，她对待中国的一切，严格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显得理性和冷静，而且保持着戒备。比如她认为中国的饭菜不卫生，所以只让孩子们吃单调乏味的英式牛肉和大米布丁，毫不理会孩子们对街头各种小吃的垂涎，就连由家里的厨子包顿饺子也不大允许；她不让孩子们学习中国话，也不许他们跟中国孩子玩，认为后者身上带有病菌；她专门让一位英国老小姐负责照料泰勒姊妹俩的起居，虽然家里有一位中国女佣，但女主人不让她与她们有更多的接触。
有天泰勒与她的姐姐各自骑着童车去上幼儿园，在路上遇到一队士兵，他们觉得这一对外国小孩很好玩，便围上来问长问短，其实他们并无恶意，但事后塞利娜从女儿嘴里得知这件事后，非常紧张，认为是“军阀的部队拦截了她的女儿！”甚而由此决定把她的女儿提前送回英国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