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旅游团一行终于到达了昆明。对于这场千里跋涉，曾戏言要“带着棺材走”的杨振声教授评价极高：“我们在昆明拓东路又以骄傲的眼光去迎接他们。他们都晒得黑光光的，腿肚走粗了，脚皮磨厚了；同时人生的经验增加了，吃苦的本领加大了，精神也更饱满了。就这样的，他们步入了历史的新页。”
“湘黔滇旅行团”师生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长征”，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当时驻美国大使胡适先生，将照片在美国展出，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说：“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对于任继愈来说，这段与老师、同学们共同走过的历程，必将对他今后的人生发生深远影响。这也是自幼生长在小康之家的任继愈第一次真正走进乡村，近距离地接触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这次“旅行”，使他亲身体验到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在穷乡僻壤，在深山幽谷，他看到的是贫穷、愚昧、瘟疫、混乱的社会秩序和无处不在的鸦片烟毒……但就在这样的悲惨环境里，挺立着中国的脊梁：深陷于穷困中的农民，出粮出人，承担着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重担，那些被绳子捆着拉走的壮丁，一旦懂得了爱国主义这个道理，就拼死抗击日寇。
农民的贫困、农村的破败，让年轻的任继愈深受震撼；国难当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民众却能舍生取义，公而忘私，中华民族在危难中的不屈精神，令他感动，也令他深思。一种爱国的情愫，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在他的胸腔里油然而生。
任继愈用脚步丈量中国西南的国情，沿途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使他从思想上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他治学的出发点。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正如哲学起源于惊讶一样，这一次浪漫而辛酸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继愈深深地思虑并叹服于这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所具有的韧性——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抗战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中国农民身上，而中国农民的状况又如此堪忧。但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却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为什么？任继愈开始注意到中华民族根源的问题：民族的根到底在哪里？民族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它源于何处？它的支撑是什么？接着，任继愈又开始思考如何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正如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在任继愈看来，数千年间，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的风雨和苦难，其间不乏崇尚庸俗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过后，往往就是民族的灾难。然而无论在怎样的时代，社会的需要总会召唤出高尚，并以此作为民族的脊梁。任继愈决定，从此将穷己一生，去深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关注脚下这片多灾多难而坚强可敬的土地。这之后，他从热衷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哲学。祖国、人民、使命、热血，夯筑起他学术的坚实根基。这根基召唤着他，迈开自己的脚步，怀着虔诚的心情。
从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心里会想“蚂蚁会不会头晕”的孩童时代，任继愈就是这样一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孩子，这是他后来能成为哲学大师的天赋。早在北平大学附中读书时，在老师的影响下，任继愈开始读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先生关于老子生年辩论的文章，引发了他研究哲学的念头，并最终考入自己所喜爱的学校和科系——北京大学哲学系。然而，这次“湘黔滇旅行团”的经历，让他的思想完成了一次嬗变。从此，任继愈确立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在此后一生中的70多年间，他不改初衷，勇往直前，从未停歇。
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杜继文回忆，任继愈曾说：“社会主义不仅要脱贫，还要脱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就是同中国爱国主义相结合。”在任继愈一生为学的思想中，他将这种爱国情怀，这种对国家前途的忧思深深融入学术研究中，这在中国现当代学者中，并非人人都能做到。
§§§5． 笃学潜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合大学校歌中的这句“绝徼移栽桢干质”。绝徼，指荒僻的边土，桢干质，指大树良材。即把那些正在成长的、国家的栋梁之材，移栽到边远的地方去，免受日寇摧残，保护起来，积蓄民族未来的希望。这也是3所大学从北向南，在血与火中进行艰难转移的根本目的。因为在当时，“保存与保护民族文化与人才”，几乎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据一位原东北流亡学生回忆，当他找到张学良将军，要求上前线时，张学良却对他说：“我要武，也要文。你们是文武全才，应该到后方去读书。”从而使他走上了“读书救国”之路。
直到今天，云南昆明、蒙自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依然对当年的西南联大记忆犹新。那时，他们还在青春年少之时，似乎在一夜之间，昆明来了一大批举世闻名的学者。他们蓝布长衫，落落大方，以一种共赴国难的高风亮节照亮了整个社会。那时候，城里一些富裕的人家不好意思再穿绫罗绸缎，太太们也收起了绣花衣服，小姐们则放开被缠的小脚，到学校去念书。而每当西南联大教授举办讲座，昆明街头的店铺就会收铺板关门，因为老板与伙计都要去听讲。演讲内容，有时是时事，有时是佛学、儒学，有时则是《红楼梦》、《三国演义》。讲到国破之痛，台上的教授流泪痛呼，台下的群众一片悲愤。
任继愈就在这样一所大学——西南联大，学习和工作，度过了长达8年的青春时光。
1938年2月28日，天气温和晴好。
“湘黔滇旅行团”的最后一天行程。
任继愈和同学们既兴奋又感伤，兴奋于旅行终于即将结束，到达目的地昆明；感伤则因为不能再做这样可爱的旅行了。
距离昆明还有十余里地的时候，已经有先前到达的两路同学迎接他们。有的骑着马，有的骑脚踏车，大家握手、拥抱，百感交集。进入昆明，有一位联大女同学向黄师岳团长敬献一束红花，另有4位小姐，着白底浅蓝花长衫，抬着一大竹篮鲜花献给同学们。许多市民驻足围观，道途拥塞。一会儿，又有从海道先来的男女同学高举横幅，高呼欢迎口号，引导大家向联大办事处前进。
此情此景，让任继愈不由得想起，还在他们走到贵州一个偏僻小县玉屏时，就看到一张县长“布告”，上面称他们这些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精神领袖”，要求民众于此国难关头予以爱护。民间的这种纯朴精神，任继愈后来在昆明市民为他们流亡师生准备的茶馆里，也深有体会。物理学家李政道也曾盛赞：“昆明的茶馆民风，体现出对知识分子的同情与帮助”。
这一天，蒋梦麟、梅贻琦等学校诸常委早在西南联大办事处门前等候。黄师岳团长指挥同学们列队听候常委检阅，同学们均着黄色制服、草鞋，服饰整齐。随后，黄团长亲自报告人数，交上团员名单。蒋梦麟校长代表常委讲话，认为此行跋涉3500里，经历3个省区，备尝艰苦，团员无一伤病，功德圆满。其效果是既锻炼了体魄，增长了见闻，又向全世界宣告我国青年并非文弱书生、东亚病夫，其吃苦耐劳精神，恐远非外国青年所能比及。在今天国难严重的关头，为增强抗战意志，振奋民族精神作出了贡献！
至此，由西迁的北大、清华、南开3所高校组成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在云南蒙自联合成立。
1938年8月9日，西南联大聘请梁思成、林徽因为校舍建筑工程顾问。这是联大期间，他们携子女梁再冰（女）、梁从诫（男）与联大教授周培源、陈岱孙、金岳霖、吴有训的合影。5月4日即开课。
对于当时身处战乱的学子们来说，本以为他们这次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而来的西南联大，该是读书的理想之地了。在未到之前，任继愈的心里也一直满怀憧憬。可当他兴冲冲赶到临时搭建起来的学校时，眼前的情景击碎了他所有的想象：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学楼，只有铁皮顶土墙的校舍（铁皮的屋顶据说后来还拆了换钱，不少都只有茅草屋顶），窗户没有玻璃，运动场是野草遍地的土坝……
当时的情形，上课时间也不稳定，飞机不时在学校上空盘旋。很多时候，师生们都要与飞机躲猫猫。每当警报一响，学生们就往山上跑。大约从早上九点躲到下午两三点钟，再回学校。学校也尽量避过轰炸时间安排课程。
西南联大的本科宿舍是一座三层楼建筑，每间宿舍要住进40名学生。由于物资紧缺，学生们每顿饭都是半饥半饱。师生吃的稻米都是仓中陈米，有的甚至还出自近一个世纪前的道光年间，可谓历史悠久。淘米水也是绿色的。而且，由于战争阻隔，不少学生都与家中失去联系，没有了经济来源，学校便及时推出了“代金制”，负担贫困学生的吃饭费用。于是，像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等一批优秀学生，得以继续学习，完成学业。
条件虽然异常艰苦，但任继愈和同学们不久就被西南联大的生活吸引了。当时老师和学生共处一栋宿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心心相通，俨然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学生们总能看到，老师们屋里的灯，经常在晚上12点之前没有熄过。因此，学生们也不敢早睡，一直苦读到深夜。
西南联大由3所名校组成，位于大后方，聚集了一批中国的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课余经常举办一些学术讲座，任继愈有空就去听。比如冯友兰的《禅宗思想方法》、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与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任继愈记得，冯友兰先生讲课，一定要讲得清楚才算数。但是中国哲学中有直观的体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一部分也是核心部分。如果不提这一部分，肯定有缺陷；如果要提，语言又有限，总感觉隔着一层讲不透。遇到这种情况，冯友兰是不承认的。而胡适则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哲学史，因此北大的哲学史课程只能叫中国思想史。任继愈并不认同胡适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是有哲学的。但他也喜欢听胡适的课程，因为胡先生和钱穆先生一样，口才极好，讲课很有吸引力，听的人也很多。而钱穆不仅授课，而且还会给同学们讲道理。当时有些学生受不了流亡生活，要求参军，到第一线去打敌人。钱穆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在后方念书就是苟安、怕死，要用前线战士的精神去读书，这样才能读得好，才能报效国家。
在西南联大还有个特殊的现象，不仅学生听课，老师之间也互相听课。由于是3个著名大学强强联合在一起，许多成名的教授都集聚在一起，形成了积极向上、民主探讨的学术氛围。教授之间，互相听课，师生之间可以互相保留不同的学术观点。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助教、讲师都来听课，本科生反倒不太多。教授听教授的课程，在西南联大也屡见不鲜，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课，闻一多也杂坐在学生中听讲。学校也有一个风气，老师照本宣科教学会觉得很不光彩，因此上课时不仅会加入自己的观点，还会年年有更新。老师之间的互相竞争也很强。如学校就曾让好几位老师都开讲唐诗和楚辞，轮流开课，学生可以互相比较，老师们也共同促进。闻一多就是因为讲唐诗和楚辞讲得比较好，每年都有很多人来选修他的课。这种民主自由、严谨求实的校风，让很多教师的水平大为精进，不少教师的著作都在那个时期完成。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隔70多年后，仍是各自领域的重要参考书。
联大老师坚持以自己的研究为授课内容，而非采用统一教材，已经蔚然成风。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3次下命令让联大采用全国统一的教材和考试，并交教育部核准。联大的老师们联名给教育部回了一封信，认为联大有联大的教学方式，应该尊重联大的传统，而非跟着行政部门的统一指挥。信件发出后，教育部再未来文催促，显然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因而联大的这种传统得以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