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孝宗的“中兴盛世”，不但短暂，而且孝宗的魄力也远不及明初几帝为大。例如，太监李广，曾用符箓祷祀等左道之术蛊惑孝宗，又假传圣旨，授传奉官，接纳贿赂，擅夺民田，大兴土木建造府第，还引来万泉山水环绕四周。御史张缙、给中叶绅交章论劾，孝宗却置之不问。后李广惧罪自杀。又如，后家张氏，横行霸道，孝宗命司礼监官萧敬及侍郎屠勋前往查处，他们秉公办事，触怒了张家，张皇后便大发雷霆。孝宗不对后家裁抑，却只是委屈其间，从中和稀泥。由于孝宗处事优柔，不能果断地惩治豪强，弘治年间，王公、勋戚侵吞民田的情况仍比较严重。据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统计，顺天府的各项庄田总数达332座，占地33000余倾。
尽管如此，孝宗皇帝的朝政，较之前后几帝，还是比较清明的。
明孝宗去世之后，明武宗开始筹划明孝宗的泰陵陵事，当时的礼部左侍郎李杰、钦天监监副倪谦和司礼监太监戴义在考察了各处后，向明武宗推荐了施家台。工科右给事中许天锡也向武宗提议，派廷臣中精通风水术的人，前去复视一次。他向明武宗上奏说：“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处。广求术士，博访名山，务得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者，庶可安奉神灵，为国家祈天永命之助。”在大臣们的提议下，明武宗派人前往施家台考察，最后确定在那里营建孝宗陵寝。
泰陵于弘治十八年六月五日正式兴工。当时动用了各种工匠及官军上万人，四个月后，玄宫落成，孝宗正式葬入陵内。又过了六个月，陵园的地面建筑也全部告成。整个陵寝建筑包括：“金井宝山城、明楼、琉璃照壁各一所，圣号石碑一通，罗城周围为丈一百四十有二，一字门三座，香殿一座为室五，左右厢、纸炉各两座，宫门一座为室三，神厨、奉祀房、火房各一所，桥五座，神宫监、神马房、果园各一所”。
虽然动用了大量的人力，也经过仔细的筹划，但泰陵在修建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各种意料不到的情况，据祝允明《九朝野记》和孙绪《无用闲谈》记载，泰陵营建中在开挖玄宫金井时，曾有泉水涌出：“水孔如巨杯，仰喷不止”。吏部主事杨子器亲眼看到，如实上奏朝廷。在古代的风水观念中，金井出水，被视为不祥。这样一来，泰陵非改址不可。当时的督工太监李兴，非常受武宗宠信，见有人对他主管的修陵事提出了意见，十分气恼。于是偷偷命人堵住泉眼，上疏说杨子器“诽谤狂妄”，武宗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子器关进了锦衣卫大狱。
其他知情官员见状再也不敢提这件事，更不敢为杨子器分辨求情。恰巧，这时有个新被起用的知县，莆田人邱泰，来到京城，见京城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就上疏说：“子器比奏甚有益，盖泰陵有水，通国皆云。使此时不言，万一梓宫葬后有言者，欲开则泄气，不开则抱恨终天。今视水有无，此疑可释。”武宗觉得有理，命司礼监太监萧敬押解杨子器前往泰陵，一同察看验证。杨子器料到李兴、李钅遂会堵住泉眼，自己此去凶多吉少，早晨临行时赋诗一首：
禁鼓元声晓色迟，午门西畔立多时。
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国忧天竟是痴。
群议已公须首实，众言不发但心知。
殷勤为问山陵使，谁与朝廷决大疑。
他自比战国时代向楚王进献美玉的卞和，认为自己做了杞人忧天的傻事儿。现在，不知朝中谁能为自己雪清这不白之冤。众官员也为杨子器担心，怕他惨遭李兴毒手。
萧敬押着杨子器到了秦陵，李兴果然率领一群打手赶到。此时李兴早已堵住泉眼。他们见了杨子器先是痛骂，接着又要鞭打。萧敬连忙阻止，对他们说：“水之有无，视之立见，何必如此？”又对李兴说：“士大夫可杀，不可辱也。”
回宫后，萧敬禀报了泰陵金井无水的情况。太皇太后王氏（宪宗皇后）在宫内听说这件事，传旨说：“无水则已，何必罪人！”杨子器才官复原职，避免了一场杀身大祸。
其实，泰陵金井即使没有出水，但从“风水”的角度看，该陵所见位置的确存在不少不合于“吉壤”条件的地方。如梁份在《帝陵图说》中就曾这样评论泰陵的风水：“山颠巨石，土山戴之。而灵域之脉实生其下，盖天寿山外之山。淆然杂乱，地气不正，穴结无情，非可为弓剑之所也。况乎黑岭南障，一无所见于前。贤庄，灰岭之水出其左，锥石之水出发其右，二水虽合，环绕南流，流而散也。……则皇堂之地不可言，概可知矣！”谈迁在《国榷》中也说：“泰陵临溪水，直流若干里，制又卑隘，识者知其地之不吉矣。”
泰陵在清康熙时有的建筑即已残坏。《帝陵图说》记泰陵祾恩门情况，“今左右两门坏，垒石以塞门”。
此后，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陵园建筑曾经修葺，修葺情况除三座门由琉璃花门改建成砖砌冰盘檐式门楼外，余同茂陵。其现状较茂陵残坏最为严重。
顺治亲选清东陵
清东陵坐落在河北省遵化市境内，西距北京市区125公里。清东陵沿燕山余脉而建，北以昌瑞山为后靠，南以金星山为照山，西侧以黄花山为右弼，东侧以鹰飞倒仰山为左辅，西侧西大河与东边马兰河东西夹流，拥护着这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清代帝王在选勘陵址时，以中国传统的“风水学”理论为依据，刻意追求“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的山川形势，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意象。清东陵正是这种理念的最佳体现。陵区东侧的鹰飞倒仰山如青龙盘卧，势皆西向，俨然左辅；西侧的黄花山似白虎雄踞，势尽东朝，宛如右弼。靠山昌瑞山龙播凤翥（zhù），玉陛金阙，如锦屏翠障；朝山金星山形如覆钟，端拱正南，如持笏（hù）朝揖。案山影壁山圆巧端正，位于靠山、朝山之间，似玉案前横，可凭可依；水口山象山、烟墩山两山对峙，横亘陵区之南，形如阙门，扼守隘口。马兰河、西大河二水环绕夹流，顾盼有情；群山环抱的堂局辽阔坦荡，雍容不迫。这天然造就的山川形势，对于镶嵌于其中的陵寝形成了拱卫、环抱、朝揖之势，实为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
清东陵，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首要的帝王后妃陵墓群，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共建有皇陵五座——顺治帝的孝陵、康熙帝的景陵、乾隆帝的裕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以及东（慈安）、西（慈禧）太后等后陵四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一座，计埋葬14个皇后和136个妃嫔。
清东陵的地址是顺治皇帝确定的，那么，顺治皇帝为什么会在河北遵化建造陵墓呢？
明崇祯十七年（公关1644年）初夏，清军将领多尔衮在明朝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接引下，统帅八旗军跨过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农民军，迅速攻占北京。同年九月，年仅6岁的皇太极第九子福临抵达北京，即皇帝位，正式颁诏天下，宣布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改年号为顺治，并从这一年起称为顺治元年。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二月初，多尔衮在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受伤，不久即死于喀喇城。已是14岁的顺治皇帝终于摆脱了羁绊，开始亲政。自从顺治皇帝进了关，在北京立都坐殿后，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和叔父多尔衮就派人四处选陵地，先后有两批钦天监大臣和风水名师来过京东一带，他们均看中了马兰峪这块宝地，回京禀报皇帝后，顺治帝非常高兴，表示要亲自前往审视。
公元1651年，清顺治八年的一天，清世祖福临（顺治）携大臣、侍从来到遵化的马兰峪境内狩猎。此次顺治皇帝的出行，名为狩猎，实际上却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使命，它关系着未来大清王朝的江山基业——就是为自己，也为未来的大清帝王，选择一块"风水宝地"，建造一座皇家陵园，让大清龙脉延续，一统江山万年。
有野史记载，当顺治一行人来到马兰峪镇一带凤台山时，顺治来到一处高坡，登高远眺，向南望，平川似毯，尽收眼底。朝北看，重峦如涌，万绿无际。日照阔野，紫霭缥缈。真是山川壮美，景物天成。东、西两向各有一泓碧水，波光粼粼，缓缓流淌，形似一个完美无缺的金瓯。
顺治帝不禁对周围的环境发出由衷的赞叹。他翻身下马，在凤台岭上选择了一块向阳之地，十分虔诚地向苍天祈祷，随后相中了一块风水相宜的地势，对左右的侍臣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于是命随行堪舆大臣和钦天监官员架起罗盘，按八卦方位，二十四山向，运用阴阳五行玄妙之机进行测算。所属臣僚和术士们已窥到皇帝的心事，又感到此处确是王气逼人，气度非凡：昌瑞山以北为“后龙”，东侧的鹰飞倒仰山为青龙；西侧的黄花山为白虎；南部的形如覆钟的金星山为朝山；远处的影壁山为案山；马兰河、西大河二水环绕弯曲流过，环抱有情。从上面看，清东陵是“山环水绕、负阴抱阳”的山水格局。青山环护，形成了拱卫、环抱、朝揖之势，实为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于是，对顺治说：“皇上圣明，深得搜地之窍，今观之支法，见龙脉自太行而来，势如巨浪，重冈叠嶂，茂草郁林，实属万乘之葬也。再看那山势如五魃站班，指峰拂手，文笔三峰，恍若金盏，形若银瓶，恰似千叶莲花，真乃上上吉地也！”于是，顺治将手上佩戴的白玉扳指取下，扬下山坡，道：“落地之处定为穴。”于是群臣在扳指停落的地方打桩作记。后来，当真在这里建起了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即顺治皇帝的孝陵。
孝陵风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人选址的科学性和建筑技术的高明。孝陵背靠昌瑞山主峰，左右两翼为天然砂山，整座陵墓北高南低，顺势而布，节奏鲜明，气势雄伟。为了防止汛期山洪冲毁陵墓，孝陵在修建时不仅在建筑之下打桩加固，而且修建了整套的排水系统。地上利用天然的倾斜地势设置了排水明沟，使雨水排泄通畅。陵区之水通过明沟暗渠，全部汇集于隆恩门外的神路桥下，再由两边水道顺势排泄出去。
顺治帝虽然亲自选定了陵址，但并未马上动工修建。因为当时清兵入关不久，基业方定，战火频仍，整个中国西部、南部、西南尚处于清兵与南明小朝廷以及各种武装势力的生死搏杀中。在这种形势下，顺治帝以国事为重，一直未建自己的陵寝，直到死后的康熙一朝，才将陵寝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