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想要传达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理念是重要的，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理念的支配；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是理念变化的结果，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走出一些错误的理念陷阱，而没有思想市场，就很难有新的理念的出现和传播，从而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变革的源泉。
一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艾奇沃斯讲过一句话：“经济学的第一原理是，每个人都是由利益驱动的。”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依据这一假设，经济学家把所有观察到的个人行为解释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把社会现象归结于利益之间博弈的结果，把社会变革理解为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或者是在政治家分析了变革的成本与收益之后，做出的一个理性决策。应该说，这一假设在许多情况下是真实的，是我们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有用工具，但它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人的行为也受其持有的理念、世界观、意识形态的支配。正如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所说，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都受理念的支配。
人的行为受理念的支配来自“人是理性存在物”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什么叫理性存在物？就是人是会思考的，人做事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作为理性存在物，我们做任何事一定要找一个正当性的理由，这一正当性理由是由理念提供的。如果人的行为不受理念的影响，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
理性人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的。但人们所理解的利益本身是由理念构造的，也就是说，什么是我们的利益，依赖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信念。比如说，几十年前，当农民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地主的利益是冲突的，工人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冲突的时候，消灭地主和资本家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就起来闹革命。
利益的概念在经济学里长期以来定义得比较狭隘。经济学假定每个人都会追求自己效用的最大化，这个效用通常被理解为物质欲望的满足，这样的理解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人们的利益并不像传统经济学假设的那样，仅仅是物质利益，而是有很多非物质的利益，这些非物质的利益，对理念的敏感程度更高。非物质利益源自人的社会性。作为社会动物，一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和别人的关系，或者说别人对他的看法。我们生活在社会中，一定会渴望受到别人的尊重；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声誉，我们做的事就必须符合正义，符合别人的预期。而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则依赖于我们的理念。换句话说，我们有关正义的理念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所以，非物质利益对人们理念的依赖程度或者敏感程度更高。
经济学上讲的理性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简单说，就是人的目标是给定的，理性就是选择最有效的方式达到这些目标，最大化我们的偏好，最大化我们的效用。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理性只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隶，在制定人的目标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作用。而在真实的人生、真实的选择中，更重要的是目标理性：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人作为动物、作为社会性存在物，拥有很多欲望，其中哪些欲望应该满足，哪些欲望不应该满足，人能够有所选择、有所取舍，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东西。根据康德的解释，理性就是帮助我们选择目标本身，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欲望的奴隶，道德是约束人的偏好。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是根据一定的伦理原则选择自己的目标，而这些伦理原则是由人的理念构造的。
理念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人类历史上的很多变革，不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思想、主义战胜了另一种思想和主义，或者新的理念战胜了旧的理念，也可以说是理念战胜了利益。许多变革表面上看似乎是利益的胜利，实际上是理念的胜利。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农民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战胜了地主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其他的主义。既得利益者之所以有可能变成改革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理念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并不是出身于工人阶级，而是旧体制下的精英阶层。这些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人为什么要起来闹革命？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计划经济本身就是理念的产物。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理念战胜利益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之所以发起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就是因为他有了新的理念，认识到计划经济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必须给老百姓更多的自由，让人们能够发挥自己更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市场发挥作用。三十多年的经验证明，改革是前进还是停滞倒退，其实都与理念的正确与否有关。未来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和领导力。
理念是从哪里来的？理念来自思想市场！所谓思想市场，就是不同观点、信仰、理念、思想、主张之间平等和自由的竞争。
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思想市场竞争的结果：如果没有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有邓小平的改革；没有经济学家广泛深入的讨论，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没有法学家的争论，不可能有建立“法治国家”的理念。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为我们未来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理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特别是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但如果没有思想市场上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究竟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同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可能有基本共识。而如果没有基本共识，改革不可能顺利推进。
本书是在我过去几年撰写的四十多篇文章和演讲稿的基础上整理、编辑、修改而成的，尽管每一篇都独立成章，但所有篇章都围绕“理念的力量”这个主题展开。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能更深刻地理解理念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理解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改革取得成就的原因，更好地把握未来改革的走向。如本书最后所指出的，任何社会变革，从短期来讲，政治领导人的理念可能更重要；但长期来讲，普通人的理念也许更重要，大的社会变革一定是全民的事情，不可能只是少数精英的事情。
本书的编辑工作由陈凌云和周昀完成。我最初提交给他们的是四十多篇独立的文章，其中包含一些重复的内容。本书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给读者，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功劳，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追求卓越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刘瑞琳女士通读了全部文稿，并对全书的结构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在此一并感谢。
2014年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