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形形色色的中介组织（如信用评估公司）通过监督和记录市场中的交易行为，为现代社会的信誉机制提供了信息基础。几乎所有的中介组织的基本工作都是收集、加工和传输信息。比如说，信用卡公司负责对持卡人的信用进行审查并提供信用担保，这样，商店和饭店只认卡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了解持卡人的更多的信息。
产权是信誉的基础
企业作为信誉载体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企业的决策者有实实在在的“赌注”在企业里，从而有积极性维护企业的声誉。如果和尚不能从庙的声誉中得到好处，他为什么要重视庙的声誉呢？如果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决策者的利益无关，决策者为什么要重视企业的信誉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企业追求长远利益的积极性归结为产权问题。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中国企业不讲信誉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的产权不清楚，没有确定的私人所有者。产权不清，人们就无需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也不可能从企业的信誉获利，自然就没有必要讲信誉。信誉就像一棵苹果树，没有主的苹果树是长不大的。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是信誉和品牌的竞争。而品牌由信誉凝聚而成。一个企业失去信誉，也就失去了客户，从而失去了所有未来发展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信誉是企业的生命”，重视信誉就是重视企业的生命。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最优选择与他的生命预期有关：如果我预期只活一周，最优选择也许是抢劫。即使有严格的法律，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因为在法院判决之前，我已经死了，为什么不抢呢？但如果我预期活20年，那么，抢劫就不会是最优选择。中国的很多企业不讲信誉，是因为企业的领导人不重视企业生命，没有追求企业长远发展的动机。信誉就是为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当人们不考虑长远利益的时候，信誉就无从谈起。想想，有多少国有企业的经理在考虑3年以后的事情呢？
企业领导人看不到长远的预期，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明晰。在国有产权制度下，决策者的利益与他所决策的企业的信誉之间没有长远的关系。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你做的任何一个决策，其未来的后果你都不承担责任，而且不能确定你在这个位置待多久，企业未来收益或许是由别人分享，那么你肯定追求眼前利益。所以，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充其量只有种菜的积极性，而不会有栽树的积极性。你栽树，别人乘凉，你干吗要栽树？
那么，为什么大量私营、民营企业也不讲信誉呢？主要原因也是他们感到他们的产权没有得到可靠的保障。人的行为是由预期支配的，产权是通过预期而影响人的行为的。一个人即使有了法律上的所有权，但如果他预期这种所有权随时可能被剥夺，他就不会像真正的所有者那样行为。由于意识形态和政府方面的原因，民营企业缺乏安全感，没有稳定的预期，自然也就只能追求短平快，不可能为建立信誉而投资。
关于个人行为与产权预期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个农村的例子来说明。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栽了很多树，但这些树无论如何就是长不大，因为没有人去用心照顾。后来宣布这些树分给私人，但第二天，许多人就把树给砍了，生产队于是又宣布把没砍的树收回。周而复始，这些树又回到长不大的状况。为什么村民们要把分给自己的树砍了呢？因为他们预期不砍就会被收回，这种预期是从土地改革后逐步形成的，生产队的行为又证实了他们的预期。如果农民砍了树生产队仍不宣布收回，他们的预期就会逐步改变，砍树的人肯定要后悔，几年以后，他们就会对私有产权充满信心，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栽树。
一言以蔽之，产权是信誉的基础，明晰的产权是人们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只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人才会讲求信誉。孟子讲“无恒产者无恒心”，也就是“无恒产者无信用”。破坏产权，实质上是一种搅乱预期，从而毁灭道德的行为。中国要有良好的市场秩序，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产权制度。当然，前面砍树的例子也说明，建立产权制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人们，特别是政府有足够的耐心。
没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无信誉可言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信誉机制的建立具有关键的作用。这是因为，如前所说，市场经济中的信誉是通过诸如“商号”“品牌”这样的无形资产而发挥作用的，没有商号和品牌，信誉就没有了载体；没有对商号和品牌的有效保护，人们就不可能讲信誉。事实上，信誉本身就是无形资产。如果谁都可以用我的名字发表文章，你干的坏事算在我头上，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气写好文章呢？
在中国，偷窃别人的物质资产受到人们的谴责，而偷窃别人的知识资产常常不被谴责。更有甚者，有的中国企业常常打出“民族主义”的挡箭牌为偷窃别人的知识产权辩解，这是非常可悲的。这些企业应该认识到，当他们为自己偷窃外国人的知识产权辩护时，他们有什么理由反对别人冒用他们自己的品牌？
许多对知识产权的侵害行为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袒护，这是破坏市场秩序的集团犯罪行为。
规范市场一定要规范政府行为
对信誉的挑战还来自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管理程序上，因而，保护产权是和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连在一块的。一些政府部门滥用权力，任意修改博弈规则，甚至以规范市场的名义对企业进行吃拿卡要，实际上是对产权的间接否认。
信誉机制的建立需要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政策环境越不确定，人们就越追求短期利益。这是因为，第一，不确定性的增加等价于博弈重复的可能性的降低，人们将更没有耐心建立信誉；第二，不确定性增加了观察欺骗行为的困难，因为违约者更容易把坏的结果归因于不可抗拒的外生因素，而不是自己的故意所为。
不确定性是市场经济的特征。在西方市场经济，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市场本身（包括技术的不确定、消费行为的不确定），而在中国，不确定性更多来自政府，政府的政策主导着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所以，西方企业根据对市场的预测做决策，而中国企业根据对政策的预测做决策。
在目前阶段，由于我们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模糊、不透明，政府官员制定政策的随意性，造成产权随时受到威胁。有关部门的政策存在着不确定性，使人们对未来无法预期，自然就去追求眼前利益。如果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今天合法的事明天就不合法，今天归你的东西明天就不归你，那么，投资者、企业就会对未来缺乏信心，缺乏稳定预期，于是抱着能捞一把就捞一把的心态经营企业，这样的企业自然不会讲信誉。因而，规范市场一定要规范政府行为。没有规范的政府，就不会有规范的市场。一项对29个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对政府行政权力的限制和司法的独立程度与国民之间的信任度高度正相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每上升1个点（最高为7点），信任度上升1.5个百分点；司法的独立程度上升1个点（最高为4点），信任度上升8个百分点（Knack and Keefer，1997）。
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保护产权，试图用加强政府管制的办法规范市场秩序常常事与愿违。政府部门的权力越大，企业面临的环境越不确定，坑蒙拐骗就越盛行。政府管制常常形成恶性循环：越管越乱，越乱越管。所以，必须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不要给政府太多的权力，也不要给它太多的责任。你要政府承担的责任越大，它要的权力就越大。西方市场的骗子主要是由讲信誉的企业打倒的，而不是由政府打倒的。
依靠政府获得垄断权力的所谓行业协会和认证机构，对建立市场信誉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市场中自发形成的专业认证机构是依靠信誉赚钱，而政府规定的认证机构是依靠垄断寻租，根本不会考虑自己的信誉。官办行业协会的情况也一样。几年前，杭州一个因产品无销路而停产两年的企业突然收到一封信，称“您厂的产品被评为消费者信得过产品，请带8000元来领奖”，而信封上盖的是一个全国性行业协会的大印。
前面我们曾指出，社团组织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信誉载体。但是，目前政府对社团组织的管理和社团组织的政府垄断性，使得中国的社团组织根本不可能成为信誉的载体。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市场秩序的建立将受到严重损害。
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进行的各种评比，这个奖，那个奖，对市场秩序也产生着很不良的影响。据说，郑百文的总经理曾获得过包括“全国劳模”在内的多个荣誉称号，这些称号对郑州建行对该企业的贷款决策起了很大的影响。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化是目前民营企业界的一大趋势，原因在于政府控制着很多资源，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只要政府主导经济，民营企业家就无法不政治化。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化也反映了他们对产权的某种担忧，用权力来保护产权，这在目前还大有市场。许多企业家也许这样认为，能捞到一官半职，他的财产才会更安全。但当企业经营者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仕途上时，是不可能有精力为消费者生产高质量的产品的。
必须减少政府的交易活动
前面讲到，信誉机制发生作用的条件之一是交易的一方有积极性惩罚对方的欺骗行为，如果不是这样，欺骗就可能是每个人最好的选择。这个条件在西方市场经济中基本不成为问题，但在中国则常常难以成立。为什么？因为在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是市场的主要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