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作战中，我军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胜利完成预定的京沪杭作战任务，正如邓小平同志在《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一文中所总结的那样，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外，我们军事准备充分也是主要原因。正是因为我解放军渡江部队从各个方面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才在渡江作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一）组织准备与思想动员
对于如何领导渡江战役这一国共双方又一次的大决战，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高瞻远瞩，决定首先成立渡江总前委，负责统一指挥整个渡江作战。总前委成立后，又从思想、组织纪律等方面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教育，这不但使人民解放军增强了渡江作战的信心与勇气，更为人民军队更好地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了坚实的保障。
1．组织准备
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所发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决定，在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加紧渡江作战的准备，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共7个兵团24个军约100万人，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12万兵力的策应下，力图全歼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京沪杭地区。
为了加强对渡江战役的指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早在1949年1月8日就做出决定，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总前委继续行使统一指挥渡江作战的职责，统一领导8个兵团部、26个军的百万雄师的渡江作战。可以说，这是刘、邓、陈继淮海战役之后又一次联手指挥重大战役。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三位常委在战役指挥中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配合得十分默契。另外，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三个人都是四川人，尽管一个人一个脾气，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非常的要好。邓小平和刘伯承，二人长期合作，可谓相濡以沫；邓小平和陈毅，两人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这无疑又增进了两个人感情，使他们的关系更深一层。这样天造地设的总前委班子继续发挥作用，加之粟裕、谭震林两位虎将的协助，为人民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组织上的基础。
2．思想动员
三大战役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广大人民欢欣鼓舞、斗志昂扬，但是部分指战员也因此而滋长了骄傲轻敌思想，认为国民党败局已定，便松懈了战斗意志。可是，当人民解放军担负渡江作战部队进抵长江沿岸时，面对波澜壮阔的长江和来回游弋于江面的国民党海军军舰及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又产生了不少的顾虑。他们担心人民解放军没有渡江作战的经验，难以逾越这“天堑”的阻隔，他们害怕强行渡江会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甚至害怕会因此而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渡江战役总前委针对渡江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组织全军和地方干部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思想政治动员和形势、政策与纪律教育。
针对这些情况，在淮海战役后，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河南商丘和江苏徐州东北的贾汪分别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中央于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首先在高级干部中统一对当前形势和任务的认识，并部署渡江南进各项工作。紧接着，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对商丘和贾汪会议的精神逐级进行了传达，并深入开展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内容的形势任务教育。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纷纷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广泛的传达和学习，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清了形势，坚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渡江总前委进驻瑶岗以后，还开展了对比诉苦，访问穷苦、立功创模、动员宣誓等活动，以此来增强渡江部队“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不畏惧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的信心。到临战前，各参战部队情绪高涨，纷纷上书请战，他们都充满了以解放军单一兵种对付国民党陆、海、空三军立体防御的勇气。
另外，各级党委还针对部分指战员因不熟悉水性而对渡江产生的恐惧心理、因大决战的胜利而产生的骄傲轻敌思想和急躁情绪等现象进行了反复的思想动员。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政治部还根据毛主席“把部队变成工作队”、“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等指示编写了《约法八章》、《入城守则》等文件下发部队，并组织部队认真学习，增强了广大指战员的政策、纪律观念，为解放军进军江南，加强与地方党和政府的团结，共同接收和管理好城市，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幕后的战斗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这场伟大的战役中，除了我人民解放军英勇无畏、奋勇前进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隐蔽的战线在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打过长江积累着胜利的资本，那就是解放军渡江侦察部队和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们用他们的机智与敌军展开的搏斗。他们所提供的国民党军江防情报，为解放军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集中力量攻击敌方有备设防地段，减少人员伤亡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对地形与敌情的侦察
对地形与敌情的实地侦察可以说是人民解放军获取国民党军江防情报的重要手段。为了有效进行这项工作，人民解放军担负渡江作战的部队每个兵团都成立了侦察委员会，由各部队参谋长负责，以各部队侦察分队为骨干，又吸收部队、机关中家住沿江地区，熟悉地形而又了解民情的人员充实到各侦察分队。率先渡江的人民解放军先遣侦察部队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不辞劳苦，不怕牺牲，利用黑夜和不良气候条件，逐渐地抵近敌岸或者潜入敌方阵地进行敌情侦察，为渡江部队正确选择渡江地点和渡江策略，为前委领导正确采取措施指挥整个渡江战役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情报。
参加渡江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于1949年3月初至4月初就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开始了渡江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对敌情的战役侦察是由野战军直接组织实施的，战术侦察则是由兵团和军组织进行的。总前委要求，在渡江之前，应视情况尽可能隐蔽地先派遣一个团或者一个营到江南，进一步查明和掌握敌情。人民解放军各担负渡江作战部队遵照总前委的指示，1949年2月初就以兵团和军的侦察科、侦察营为骨干，组成先遣部队，按照事先预定的作战地域，先期进入江边与地方党委和政府建立联系，进行敌情侦察，并收集有关地形、水文和气象等资料。
淮海战役之后，根据华东野战军及兵团首长的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即原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在军长聂凤智的率领下进抵长江北岸的无为县。二十七军在军长聂凤智和政委刘浩天的带领下，不顾对岸敌军放冷枪、冷炮的危险，多次到江边了解敌情、地形、水情，选择登陆突破地点。聂凤智曾经说过：“这次战役必须横渡广阔的长江，实施敌前登陆，背水作战。登陆地点，既是攻击点，又是立足点。如果选择不当，碰到‘硬钉子’，攻不上，撤不下，渡江部队暴露于波涛滚滚的江面上，无遮无蔽，横遭敌人炮火、飞机和炮舰的杀伤，后果不堪设想。”正因为如此，他们十分慎重地选择登陆地点，因为哪怕一点点的失误与不当都可能导致部队极大的伤亡。在20多天的时间里，聂凤智亲自指挥侦察部队紧紧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先后渡江侦察10次，成功8次，获取了大量的情报。第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侦察队副排长齐进虎，奉命率4名侦察队员乘着一个下雨的黑夜，偷渡到江心国民党江防的重要堡垒黑沙洲。上岸后他们分成两路，结果一路被敌人发觉，两名侦察员被迫划着小船撤离。齐进虎带着另外两名侦察队员潜入洲心，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他们昼伏夜出侦察敌情，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顽强坚持8天8夜，获取了敌人的江防情报。然而，对他们来说最困难的问题是没有船只，这就意味着他们无法将费尽心机侦察到的敌军重要情报送回部队。天无绝人之路，正在危急之时，有一天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木盆。于是，他们就乘深夜时分练习划盆。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苦练之后，他们终于掌握了划盆的要领，并于大军渡江前夕，划着那个采菱木盆（木盆现保存在北京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中）回到了长江北岸。军侦察营二连班长张云鹏，带3名战士渡江捕俘。结果刚到对岸就与巡逻的国民党军一官一兵相遇。说时迟，那时快，张云鹏一枪打倒敌兵，而后一个箭步迅速扭住了那个国民党军官，并立即将其押回，为首长提供了重要情报。就这样，经过解放军多次、反复的实地勘察、走访调查、捕俘侦察，我军基本上摸清了南岸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分布、工事构筑和两岸的地形情况，并掌握了长江水情及涨落潮规律。
尽管如此，聂凤智对此并不感到放心，随着渡江作战的临近，他感觉这样小规模的偷渡侦察尽管能够取得效果，但局限性太大。于是，他便大胆设想：能不能派遣一支侦察分队过江，与江南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及时而又周详地掌握我军当面之敌的变化情况，而后通过无线电台不断向军部报告。这样一来，我军就能源源不断地及时掌握对岸敌军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可是，在大军即将渡江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单独派一支小部队潜入江南，无论对这支小部队，还是他们自己来说无疑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但是为了能够给渡江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聂凤智认为即使付出代价也是值得的。于是，他就把这一想法报告给兵团，兵团报给三野，三野报告给总前委，总前委又报告给中央军委，就这样一级一级地往上请示。军委对这一大胆设想极为重视，立即同意这一报告，并责成聂凤智负责实施这项大胆的计划。聂凤智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战场——将军的摇篮》中陈述了他认为冒险是值得的原因：“敌正规主力部队，被我大军牢牢吸引在江防一线，纵深力量配备薄弱；敌各部防守正面宽大，兵力不敷分配，到处有缝隙可钻；江南地方反动武装，面临我大军渡江日益迫近，各自考虑后路，忧心忡忡，骚扰活动有所收敛；皖南山区曾是哺育新四军的主要根据地，有较强的地下党组织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我侦察健儿多次出入敌阵，机敏善变，孤胆顽强，积累了丰富的敌后侦察经验。从我们多次组织偷渡侦察看，成功的把握是有的。”
得到中央支持后，聂凤智果断而又迅速地作了如下部署：以军侦察营一、二连和七十九、八十一两师抽调的3个侦察班组成先遣渡江大队，由二四二团参谋长章尘和军侦察科长慕思荣分别担任正副大队长，先行渡江，执行侦察任务。4月6日，晚上8点，先遣渡江大队大队长章尘下达了渡江命令。全大队分成左右两路，分乘20多条木船，从石板洲出发，呈“一”字形驶向南岸，从远处望去，他们就像箭头一样直向江心射去。战士们全神贯注地环视着江面，黑沙洲上的敌人碉堡、铁丝网和木桩都隐约可见。可是，就在先遣渡江大队快要接近长江南岸时，突然听到了由南岸传来“叭”、“叭”两声枪响。大队长章尘意识到敌军哨兵已经发现了他们，如不急速登岸，就有被敌军阻杀于江中，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那样不仅无法完成部队首长赋予的光荣任务，更会使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的整体渡江计划受到影响。于是，他果断命令：“全速前进，强行登陆！”
晚上10点左右，左右两路分队分别在十里场江堤和金家渡登陆。他们在江南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大力协助下，在敌人腹心地带展开侦察活动和游击战，把获得的情报用电台源源不断地发往江北。特别是他们探知敌军从芜湖调一个军西移、增强江防力量的消息，为我军正确制订渡江作战方案，提供了有力的依据。4月20日夜，当我军发起渡江战役之时，他们遵照二十七军首长的指示，分数路直奔江边，割断了敌人沿江的军用电话线，使敌军彼此之间失去了有效的联系；并在敌江防区多处以放火为号，为我军炮兵指示射击目标。他们还武装袭击对岸国民党军指挥所，扰乱敌指挥，搞乱敌部署，并攻占敌江防据点，直接接应人民解放军大军渡江。后来聂凤智说：“尽管我们派过江的称不上什么大部队，只有300人，但像一把插入敌人软腹部的尖刀，搅得镇守江南的敌人寝食不安，草木皆兵。对敌人在政治上、心理上所起到的震慑作用，甚至超过了这一行动直接的军事意义”。可以说，先遣渡江大队为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立了头功。
2．幕后的情报战
在渡江战役这场影响中国命运的战役中，有不少工作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获取国民党制订的长江防御计划以及军事部署情况，为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名门之后许锡缵当时的国民党军官许锡缵就是解放军获取国民党军长江防御计划的主要地下工作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