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叔父宋希给姑丈的信中，我又找到褐木庐其他藏书的去向。原来在上海解放后，我祖母已慎重考虑如何处置那些书。当时曾有私人图书馆登门接洽，但家人认为，只有国家机构才能妥善保存那么大批的书，实非私人力所能及，故祖母即去信提议将全批藏书捐献给人民政府。当局的批示说：“可捐献三对象为：北京图书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国立剧专，由遗族决定。”由于我祖父在世时与北京图书馆曾有口头承诺，我们家便秉承他的遗志，将余下的书都捐给北京图书馆了。
“文革”时，这批藏书有部分被人从图书馆运出，下落不明。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有人在北京琉璃厂等旧书市场发现了祖父的部分藏书，书上贴有褐木庐的藏书票。这消息传开后，藏书家如上海陈子善、台北吴兴文、香港黄俊东等便纷纷到北京搜购。这批书我现在家中也有两本，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从北京买过来的。
与毛姆谈戏剧
在法国留学时，我祖父认为要学到最正确、最漂亮的语言，莫过于从戏剧入手。大概由那时开始，他便对戏剧产生了兴趣。他一闲下来就看舞台剧、歌剧，并为当地的报纸写剧评，就这样，他对戏剧的认识与日俱增。回国后，他便顺理成章地到北大教戏剧史。可惜后来因健康问题，他无法再致力于戏剧研究。我父亲甚少向我提及祖父对中国戏剧的贡献，直到我自己看了一些资料后才略知一二。例如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编的宋春舫文集《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对了解我祖父与戏剧的关系就非常有用。陈子善在序中提到，祖父最大的功绩是在戏剧研究、翻译和创作三方面；他是中国研究现代戏剧的先行者，对西洋戏剧的评论和推介一直都不遗余力。
在话剧创作上，祖父就有《一幅喜神》（三幕剧）、《五里雾中》（独幕剧）、《原来是梦》（三幕剧）等剧本行世，后来结集为《宋春舫戏曲集第一集》。这三部话剧都是讽刺喜剧，而且都属于他所谓的“短剧”。他还写过一部极短的“未来派三幕剧”《盲肠炎》。尽管祖父创作的剧本很少上演，但他探索话剧形式的努力还是值得后世记住的。
戏剧史家赵景深曾说：“宋春舫是戏剧（尤其是话剧）的先知先觉或老前辈。我最早读的戏剧理论书就是《宋春舫论剧第一集》，这是民国十二年（1923）出版的，离现在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因了这本书，我才知道戈登格雷（Gordon Craig）、来因赫特（Max Reinhardt）、小戏院、表现派、未来派等等，像我一样对于这本启蒙运动的书感谢的人，想来不少吧？”由此可知我祖父的著作确实开风气之先。记得父亲曾说，祖父本打算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写一本《欧洲戏剧史》，可惜身体不好，无法成事，否则他对中国戏剧的前途必有更大影响。
在祖父的戏剧生涯中，有一件事不得不提。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访问中国，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五十八篇短文，收录于游记《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其中一篇是《一个戏剧工作者》（“A Student of the Drama”），所讲的正是我祖父。当时他们在北京会面，探讨中西戏剧异同，他把祖父描绘成一个刻板的理想主义者，不通世故，挖苦很深。我家中有这部英文原著。父亲也写过一篇《毛姆与我的父亲》，并节录毛姆那篇文章加以注解。而上世纪60年代张爱玲在美国大学演讲时，更多番引述这个会谈来阐释东西文化交流。我现在也不妨简单介绍一下。
《一个戏剧工作者》一开始这样写：“他（宋春舫）送进来的名片周围有一道黑边，在他名字底下写着’比较近代文学教授‘。”我父亲在《毛姆与我的父亲》中解释，在名片上印黑边的原因是宋春舫的母亲去世不久，要为她服孝。
毛姆后来问我祖父：“如果要使学生们熟悉当代的小说作品，该向他们推荐哪几本英国和法国的作品？”祖父有点踌躇，终于回答：“我不敢说，因为小说并不是我的本行，我只教戏剧。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让我的专教欧洲小说的同事来拜访你。”这段描述令我祖父显得很孤陋寡闻，但我父亲解释说，在1920年以前，祖父已撰文介绍过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王尔德（Oscar Wilde）、法朗士（Anatole France）、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苏德曼（Hermann Sudermann）、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等人，他们都是近代戏剧家兼小说作者，祖父不可能不知道。他大概觉得自己对小说没有深刻研究，便不敢随便发表意见，以免贻笑大方。
祖父认为写作戏剧的技巧复杂而奥妙，就向毛姆讨教写剧本的秘方。毛姆回答：“只有两个：一要有丰富的常识，二要言归正传。”祖父有点惊愕地问：“难道只要做到这两点就可以写剧本了吗？”毛姆答：“此外你还需要一种诀窍，并不难，就像打弹子的诀窍一样。”我父亲注解以上一幕，说毛姆为当时最成功的职业剧作家，他来中国时可以说是舞台的天之骄子，故祖父向他请教也很顺理成章；然而这些“诀窍”是一个深知此中甘苦的过来人的经验，对实践经验不足的祖父而言，恐怕一时无从领会。
祖父又接下去问：“为什么美国的大学都在开戏剧技巧的课程呢？”毛姆回答得很巧妙：“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民族。听说哈佛大学还特地设立一个讲座，教老太婆如何吃鸡蛋呢。”祖父对这种带有幽默的讽刺一时未能领略，只好说：“我实在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毛姆又说道：“你如果不会写剧本，没有人可以教你；你如果会写，那就容易得像从树上掉下来一样。”毛姆在书中如此描写祖父听到此话的神态：“他的脸上带着一种非常困惑的表情。”祖父又进一步问：“如果写一个剧本如此容易，那么剧作者写一个剧本为什么要那么长久？”毛姆认为不然：“写剧本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维加（Lope de Vega）和莎士比亚以及数以百计的剧作家都是写得多而且快的。”然后他们便继续探讨易卜生以及戏剧的前途。
我父亲在《毛姆与我的父亲》中写道，尽管毛姆对宋春舫挖苦得很厉害，但就《在中国屏风上》整本书而言，这已经算是很客气的了，因为他对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欧美人士，几乎没有一个不加以揶揄和挞伐的。父亲又指出，书中唯一得到他青睐的人物是辜鸿铭，并称之为哲学家，但中国很少有人会同意这样一个尊称。由此可见毛姆的偏见，他对中国的了解实在有限。
最后，我父亲在文章结尾处这样分析两人的异同：“（毛姆）这篇文章虽然只是肤浅的速写，却提供了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毛姆在谈论到我父亲和辜鸿铭时，无形中反映了一部分西方高级知识分子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是神秘的，可爱的，应该保持原有的文化传统和美德，不应该盲目地去追随和学习近代欧美各国的科学成就和机械文明。他们认为中国仍在闭关自守。他们完全忽视了世界潮流的趋向和中国本身对现代化的迫切的要求，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一部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人士是相同的。而我父亲呢，却多少代表了‘五四’以来的欧美留学生，希望把他们留学的心得应用到社会上去，不管是科学也好，文学也好，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以我父亲而言，他在生前曾大量介绍过欧美戏剧（他先后出版了《宋春舫论剧》五集）和写过几个不能上演的剧本，但对社会并没有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在抗战前，他亲眼见到舞台剧有了相当可观的进展，但舞台剧始终没有成为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