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我还是无法忘掉那样的黄昏，我牵着姐姐的手，跟着母亲匆匆走上长乐坪街头，献福路，解放路，珍珠路，左拐，进入两臂宽的漆家巷，到了尽头，再向右拐，侧身进入另一条更小的巷子，这条路艰辛又漫长，我们必须夹紧胳膊，缩着脑袋，躲躲闪闪，沿途绕过十几个裸露在外的水槽，三十多根晾衣杆，以及无数搁着砂锅的蜂窝煤炉子，架着搓板的洗衣盆，积满水垢的铝炊壶，反扣在墙上的穿洞的铁锅。路的尽头，是一扇紧闭的窄小木门，母亲伸出两根手指，捏住生锈的圆门环，轻叩三下，门嗄地一声开了，迎接我们的是一片黑暗，以及扑面而来的类似腌咸菜的味道。进门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头顶仅剩一线的天空，突然有种感觉，长乐坪像一颗巨大的毛板栗，我们三个像三条喜爱甜食的小虫子，正在一点一点朝里面钻。那个苍老的声音照例在黑暗中咳嗽了一下，在我听来，那正是长乐坪这颗毛板栗最最深处的声音。
请注意我刚才的说法，一路上，是我牵着姐姐，而不是姐姐牵着我。
这正是母亲在黄昏时刻，拖着两个女儿匆匆外出的原因。这一年我七岁，姐姐大我一岁，正在上二年级，可有人说，她看上去更应该去幼儿园。姐姐有着洋娃娃一样的面孔，五岁以前，人见人爱，五岁以后，再也不肯长一厘米，母亲眼睁睁看着我从后面追上来，超过姐姐，径直向上窜去，脸上一天比一天焦急，她不再带姐姐出去散步了，她不喜欢听人夸她大女儿“玲珑可爱”，也不喜欢“娇小”这个词，除了黄昏时分那扇老式木门，她不带姐姐去任何地方。
母亲不相信医院，因为那个带眼镜的胖医生总是一脸不耐烦。“遗传变异，听说过么？概率，听说过么？暂时没有办法，只能物理治疗。”
母亲也不相信物理治疗，一位热爱双杠的体育老师告诉她，所有的田径运动都可以让人身材颀长，她平视着体育老师的眼睛，心想，他本人却是个头大肩宽的小矮墩。
母亲宁肯相信那扇隐藏在长乐坪深处的带圆环的木门，她从那间昏暗的屋子里带回一瓶瓶神秘的清水，逼着姐姐当她的面喝下去。她想起那个胖医生，模仿起他的语调来。“精神变物质，听说过么？”
然而姐姐很满意自己的身高。“排队时从来没人跟我争第一名。”姐姐喜欢站在第一名的位置，课间操，跳舞，开会，课外活动时拿着小铲子去除草，她总是奔跑在最前面。她知道奔跑比行走更能吸引人的目光，何况她的身体条件决定了她必须奔跑，否则就有可能被自己的同学淹没，更何况老师们很可能就悄悄站在玻璃窗后面，走廊的阴影下面，楼道的拐弯处，她喜欢有老师看她，即便不是她的任课老师，她也希望他们认识她，喜欢她。从学校大门到教室有两条路，一条是绿树成荫的公共甬道，一条是教师办公室门口的走廊，除非是送交作业，或者有问题需要向老师陈述，学生很少去走那条教师走廊，只有姐姐例外，上学放学，她无论如何要拐个小弯，装出走错路的胆怯样子，迈着急急的碎步，吐着舌头走完整条走廊，再用几个欢快的蹦跳，结束这场模拟的冒险。
我从教室出来，径直穿过甬道，在大门口气鼓鼓地等她，她朝我飞奔过来，短裙像花伞一样撑开。
裙子是姐姐特有的。母亲爱美成癖，她不想看到姐姐平庸的短腿套着更加平庸的长裤，正如她不想让人看见她胸部平坦的缺陷一样，她给姐姐设计了一系列上身短小腰部打褶的短裙，无论春秋冬夏，她让姐姐穿着同一款式的裙子。山地寒湿，母亲就给姐姐准备了一双又一双颜色鲜艳的御寒长袜，袜口缝着松紧，外侧织进可爱图案。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她把姐姐从一个平庸的典型，提拔到无人可及的高度，姐姐穿着那些裙子，配上小靴，奔跑在校园里，如同一个公主，在自家花园里扑捉蝴蝶。与之相比，我这个发育起来按部就班的妹妹，看上去却像她身边老实憨厚的粗使丫头。
也许因为她的身高，也许因为她的可爱面孔，姐姐成为长乐坪最最著名的小女孩，她的头像被放大了，挂在长乐坪照相馆的橱窗，她的四寸小照被孕妇们拿去贴在床头，她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不用打扮，原样登台，就把画着大红脸蛋黑虫子眉毛的同学们比下去。有人向母亲建议，不妨带着姐姐去一趟北京，每天在儿童艺术剧院门口走上几个来回，走上一百天，不怕她不被童星探子发现。
这个建议让母亲很愤怒，她错误地理解了人家的好意，以为人家在咒她女儿永远是个小矮子。事隔多年，当她因为一些事沉浸到坏情绪里，不无惋惜地说：“也许那时候真的应该带你去北京。”对于长乐坪来说，北京像天堂一样遥远而美丽，充满了温和而幸运的事物。
据说姐姐的身高一度影响了父母的感情，那时我们都还小，以为父母就像房子和马路一样坚固耐用。我依稀记得有段时间父亲不在家，我和姐姐挤在母亲的大床上，挤在母亲的左右两腋。母亲望着蚊帐顶说：“过了四十岁，男人就是多余的。”后来父亲又回来了，他看上去果真有点多余，母亲在饭桌上摆放碗筷，再把姐姐那张加高了不少的进餐椅从一个隐蔽的地方拖出来，常常一不小心，就把父亲那份搞忘了。
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在我看来，只有身体和器官，只有硬件，其他一切，诸如性格脾气和命运之类的软件，都是在硬件上发展起来的，可是，等一等，我又要否定自己了，既然这些软件是从硬件上发展来的，而硬件又是天生的，这不等于说，人的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么？人活一辈子，就是要验证那个密封到死才打开的答案么？这么说来，人的一生只不过是命运跟自己玩的一个游戏，类似于把手背在背后，让你猜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的游戏。
姐姐的软件像泡在显影液里的照片，大致轮廓正在那套洋娃娃一样的硬件上形成。
我猜她有时会产生这样的错觉，我是她的姐姐，而她是需要我照顾的妹妹，也就是说，在这个四口之家，她应该得到我们三个人的珍爱。她经常把《安徒生童话》翻开到“豌豆公主”那一页，她曾经向母亲要过一颗豌豆，我猜她把那颗豌豆悄悄塞到了棉被底下，很明显，别说隔着二十床棉被，仅仅隔了二床棉被，她的身体就感觉不到那颗豌豆了，否则她会嚷得尽人皆知。当然，这只是她内心深处无人知道的狂想，表面上，她并没有公主梦，虽然她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公主般的待遇：除了跨上一层台阶，亲自爬到母亲为她特设的就餐椅这件事，其他事务，不论是公共的还是她个人的，她一概不予理睬。
她清早从床上坐起来，揉着眼睛喊我的名字，她需要我给她取出当天要穿的衣服，衣柜里有许多格子，最下面一格挂着裤子，有时也有短一些的上衣，第二格才是她的衣服，可她够不着，除非站在一张小凳子上。她刚刚起床，不乐意马上就去搬小凳子。
她把梳子递给母亲，她永远梳那种蜈蚣辫，那是母亲给她设计的发型，从头顶开始，顺着发际线，不断挑起发股往后编进麻花辫里，两股麻花辫汇合的位置每天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麻花辫的装饰，母亲似乎不喜欢看到光裸的辫子，她一定要在辫缝里插进一些花样，有着彩色圆点的瓢虫状夹子，细巧如星的花朵，光亮如水晶的丝带。编一头这样的发辫，即使是母亲这样的熟练工，至少也要二十分钟。
她吃饭，最好吃成本最贵的菜总是摆在靠近她下巴的地方，偶有疏忽，她没吃几口就一声不吭从专座上溜下来，谁劝都没有用。
她没有目的地大喊一声“我要洗澡”，就像电话来了总有人去接一样，不管是谁，谁最先听到谁就默默地走过去，拿下淋浴喷头，架在她够得着的地方，睡衣放在盖着塑料布的篮子里。
还在秋天，母亲就开始酝酿去一趟山外，采购最最纯正的丝棉，姐姐个头娇小，普通棉衣会把她穿成大棉球，丝棉又轻又薄，又保暖，只是比棉花要贵出许多，不过，仅仅只给姐姐做一身的话，我们家还是可以承受的。
姐姐唯一的优点是把上学看得比天还大。她感冒，需要去医院输液，上课前二十分钟，她要求拔掉针头，母亲反对，她拿起盐水瓶就往墙上砸，母亲只得依了她。外婆过世，全家奔丧，我替她请了一天假，她冷笑一声，第二天照常背起书包，在门口和我们三个人分道扬镳，母亲只得强忍悲痛，安排父亲留下来照顾她。
到了四年级，姐姐想竞选班干部。我说：“你算了吧，至少别人跑起来比你快，站起来比你看得远。”
姐姐一点都不示弱：“是当班干部，又不是比体能。”她思考片刻，痛下决心。“别看我个子小，我在同学中有号召力，这是老师说的。”
我还是无法想象小蜜蜂似的姐姐，能在那群哥哥姐姐似的同学中当好班干部，我担心她会惹下笑柄，让我跟着难堪，就轻蔑地说：“不当班干部又不会死。”
“是不会死，但会被人忘记。”
她精心准备了一篇竞选演说，她的目标是文艺委员，因为很久以前，一个客人曾经夸她嗓音漂亮，她便牢牢记住了。在我看来，她的竞选毫无希望，不光是她的身高有问题，她的演说稿也有问题，她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简直是想入非非，她甚至许下这样的诺言：如果她能当上文艺委员，她将组建一支班级合唱团，带着同学们每天练唱，她要让这个合唱团成为学校的一张名片，要让它的歌声蜚声海内外。我偷看过她的演说稿，千真万确，最后一句话的确是这样的，尽管这句话选自别人的文章。据说，当她在讲台上念到这句话时，全班同学，包括老师，都笑了起来，她也笑了，她想，她的演说打动了他们，她的文艺委员十拿九稳了，最后的结果却是，她输给了另一个女生，一个非常朴素的大眼睛女生。她回到家，高高地坐在特制餐椅上，攻击别人，泪痕未干，又淌下新的泪水，但不妨碍她拿起饭勺。“脑后扎个刷锅把子，暗淡无光，一点都没有文艺委员的气质。”
也许是为了照顾情绪，老师专门给她安排了一个职务：班务助理。这在全校都是个创举，说到底，班务助理就是班主任老师的小耳目，诸如同学当中有什么可疑迹象，替老师跑跑腿。她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替老师跑了一趟校门口的小商店，买了一块手绢，就像包袱雨伞我那个著名笑话里的和尚，“白底蓝花”四个关键字，姐姐是一路不停地念叨着跑过去的，那是暑假前的最后几天，太阳把光秃秃的街道烤得冒烟，姐姐终于把手绢和多余的零钱交到老师手里时，脸上淌下的汗珠子已经浸湿了她的小小衣襟。
班务助理这个职务，让姐姐越来越爱“多管闲事”。有段时间，学校从某个地方接到某种指示，开始检查起学生的个人卫生状况来，每周一上午十点，做完课间操，全校在操场上整队集合，挨个挨个接受检查，衣服鞋袜之外，还要检查指甲长短是否合乎要求，指甲缝里是否藏有污垢，脖子是否搓洗干净，是否每天刷牙，头发丛里是否有皮屑，是否生了虮子。因为是预先有通知的检查，所以从来没人被查出过问题，直到有一天，姐姐抢在课间操之前去了一趟教师办公室。
照例是集合，宣讲个人卫生的重要性，卫生与健康的关系，然后由班主任对各班进行检查，当检查到一个男生时，班主任突然改变了检查部位，径直去看他的耳后。姐姐站在第一排，此时早已背对着主席台，不错眼珠地望着班主任，她注意到，班主任皱了一下眉，又查看了另一边耳后，眉头皱得更深了。男生被班主任从队伍中拽了出来，站到大家面前，他有一头少见的又黄又软的头发，类似于金黄小猫，原本白得像布一样皮肤，此时血红一片，连耳朵都是红的。在班主任的指点下，全校师生都看见了他耳后的耻辱，一边一块揉搓不掉的乌云一样的东西，用班主任的话说，“那里是一片干旱的沙漠，至少一年没沾过水。”这句俏皮话引来一阵轰笑，班主任一得意，又说了另一句俏皮话：“相信你身上这样的沙漠还有不少。”遗憾的是，班主任并没打算去解开他的衣服，也许她觉得时间不够了，因为马上要上第三节课了。
人潮散开，向教室涌去，姐姐略一回头，黄头发男生还在原地逆流而站，奔跑的学生不时撞到他，他低着头，东倒西歪，但他顽强地保持自己的姿势，不让自己倒伏在地。第三节课上到一半，姐姐突然向老师请假，去了趟操场，那里空无一人，她拔腿就往教师办公室跑。班主任很快就出来了，她朝操场方向瞄了一眼，带着姐姐一起去了传达室，值班老头证实，黄头发男生出去了。
第二天，那个叫李安生的黄头发男生没来学校上课，第三天也没有。
一些消息慢慢传到学校来，李安生是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他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父亲在煤矿工作，据说是在井下操作的那种人，这些消息似乎给李安生耳后那两片乌云的存在找到了理由，好几个男生向姐姐投来异样的目光，姐姐告密的事不知怎么竟泄露出去了，我怀疑是姐姐自己不小心说出去的，“我最先发现了李安生耳后的秘密。”这种话她是说得出来的，她不喜欢隐瞒自己的成绩和优点，正如她从没想过如何掩饰自己的身高一样。
李安生的失学让姐姐不自在了一阵，但她马上让自己从隐隐约约的不安中解脱出来。“都四年级了，还不会洗脸么？班上没有一个人还要母亲给自己洗脸。”她的话很有道理，别说洗脸，很多人已经开始洗衣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