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过多年的追赶式经济发展，已经掌握了拉动GDP的各种手段，"中国模式"创造的经济增速奇迹令世界为之瞩目。突然，有一天，中国经济却发现自己只认得油门却不会踩刹车了，这在全球经济周期性衰退的大环境下可不是件好事。中国经济增长多年来饱受"生死时速"魔咒困扰，一旦降速就面临"硬着陆"的危险，可是不降速就难以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新一届政府决心学会踩刹车，这个刹车片就是7.5%，将中国经济增速控制在7.5%左右。其实7.5%它不是一个底线，而是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彰显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中国经济这匹千里马终于套上了具有弹性的缰绳。2014年10月20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GDP增速放缓到了7.3%，创下了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新低。其实7.3%绝不是一个可怕的数字，相反我们需要慢下脚步来观察一下，换换档位，调调速度。只要我们一直处在运动过程当中，哪怕是原地踏步，也就有前进的动力，有动力就有希望。
数字永远是抽象的，生活永远是具体的，7.5%是近两年最火的宏观经济数字。相比较GDP7.5%这个明星数据，老百姓对猪肉价格更感兴趣，CPI的民间号召力更强。2014年10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CPI同比上涨1.6%，涨幅较8月收窄0.4个百分点。这是继2014年4月后全国CPI同比涨幅再次回到"1"时代，并创下自2010年2月以来的新低水平。这次CPI的走低似乎与猪肉的价格关系不大，GDP增速的放缓使得经济紧缩的压力陡增。经济结构的转型不能始终在探索阶段，需要扎实的身体力行。产业升级是经济转型的先行军，在这方面我们吃过太多亏，最后不得不承认产业的升级最终要依赖企业的动力。政府只是一个政策产品的供应商，创新的任务最终要由市场的主体来完成，创新的价值最终要以资本回报为标尺。
企业、行业、产业，是构成国家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政府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和服务的公共组织。国家制定政策的层面定位在"产业"，企业和行业层面的发展与管理主要依靠市场竞争机制调节以及行业自治式管理。产业要实现升级发展需要来自国家、企业、个人的综合努力，但是如何实现对各方积极性与能力的激励的问题只能从产业制度结构和绩效层面来解决。在构建国家产业制度之前，要对"什么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以及谁是实现产业升级发展的真正推动者"这个问题进行明晰和判断，因为这个问题是产业发展政策制定的现实逻辑起点，若缺乏对产业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必然是低效率高成本性，甚至产生诸多负效应。
产业升级发展是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的动力来自对产业发展成效的诉求，即产业升级发展究竟是谁的诉求？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产业发展的终端受益者是公民，而直接受益者是由执政政府代表的国家，企业是间接的技术和贸易受益者。从推动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角度分析，推动产业升级的动力来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未来国际产业竞争的需求、企业谋求新发展领域的渴求。国家和企业是产业发展的共同推动者，而并非由国家单一主导推动。一个国家产业发展能力依靠的是国家能力与企业能力的共同提升。
自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尽管面临发展艰难和国外的技术封锁与经济孤立，中国人民用勤劳与智慧完成了许多重大技术"从无到有"的创举。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国家集权式产业升级策略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了数量可观的技术产品引进，以市场换技术的产业升级路径对国内原有技术研发基础带来了巨大冲击。经过20年的技术引进过程，我们发现我国产业发展对国家权力的依赖度与日俱增，产业结构的调整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而作为产业发展的另一个动力源即企业的创新力量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强。究其原因，不是中国人不勤奋不智慧，而是缺乏挖掘和调动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激励与产权制度。产业升级目的的直接体现是让中国成为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大国，而非"加工大国"。"以市场换技术"策略最终只能是一厢情愿，毕竟核心技术的拥有国来到中国拓展市场的根本目的是销售盈利而不是技术援助。
然而，被破坏掉的自主技术生产平台或组织要想实现重建，必须付出比新建技术平台更高的经济与社会成本。即使厂房、研发仪器等硬件设施等得到恢复和增强，而若缺乏持续的经验积累与技术沿革，缺乏特定产业的特定生产组织能力，最终也只能是从零干起。生产技术升级的本质是生产能力的升级。
针对中国产业升级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我们需要反思的方面有很多，其中最根本的是要了解谁在推动升级与发展，谁最需要产业的升级。经过分析，我们会发现，国家发展需要创新，而创新的重要载体与实体是企业，政府并不直接进行创新，企业才是创新的实现主体。而产业升级归根结底要依靠创新来引领，创新的价值则依靠强大的生产组织来实现，前者来自企业，后者则来自国家。因此，政府能力与企业能力的共同体才是中国产业升级发展的真正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