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没有做好接纳农民工子女的准备。
一方面，大量农民工子女仍被其常住地的城市教育体系排斥在外；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平等教育所需开支，超出地方政府承受的意愿和能力。同时，农民工子女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根据官方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当前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截至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同时，流动人口流量、流向、结构和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家庭整体迁徙成为趋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规模达到2.5人，青少年流动人口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子女教育日益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在城镇稳定生活的重要因素。
十年来，政策层出不穷。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两为主”，要求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即要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2003年，在重申“两为主”的基础上，取消打工子弟入读公立学校的借读费，要求流入地政府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列入教育经费预算。2008年，中国对城市义务教育开始免除学杂费，中央再次要求流入地政府要将打工子弟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
三令五申之下，农民工子女被城市边缘化的趋势仍难以逆转，平等的教育起点仍遥不可及。
根据前述《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北京、上海、广州（“北上广”）青年流动人口生活状态总体好于全国同龄流动人口平均水平，即便如此，在子女基础教育保障方面，问题仍然十分严重。报告显示，“北上广”青年流动人口中，有超过60%的人把孩子带在身边。值得关注的是，“北上广”分别有3.5％、5.1％、5.3％的随迁儿童既未入学也未入托，均高于2.1％的全国平均水平。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科特·罗泽尔（Scott Rozelle）长期关注中国教育问题。他认为，当前用工短缺，即使未受过高等教育，年轻人在城市找到一份低薪工作并不难；但随着产业转移和升级，他们终将被劳动力市场所淘汰。这个庞大群体所遭受的挫折必然牵一发动全身，成为隐患。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熊易寒博士也指出，第二代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个普遍问题。第一代移民尽管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经济社会地位与原城市居民有一定差距，但他们通常不会做社会的横向利益比较，而是做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第二代移民则不然，他们缺乏农村生活的体验，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城市居民的生活，一方面具有更强的被剥夺感，另一方面，强烈地要求自身权利地位的垂直上升。在这种心理预期下，第二代移民对于不平等缺乏忍耐，在成长过程中往往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表达平等诉求。
在熊易寒看来，2011年的伦敦骚乱，以及2005年的巴黎骚乱，背后都是新移民遭遇社会排斥而引发的冲突。他认为，中国当前的城市化也面临着这些风险。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子女对城市没有认知和归属感，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最终必然带来严重社会问题。
过去数月，财新记者先后走访了北京、温州、上海等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它们分别代表了解决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三种模式：
北京，试图以提高农民工子女入学门槛将“低端人口”挡在城市之外；
温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促使当地政府对农民工子女打开公立学校的大门，却受困于财政压力；
上海，虽然农民工子女可以在公立学校就读“民工班”，但户籍门槛仍然堵死了他们在学业上与户籍人口平等深造的路径。
将“外地人”挡在门外，仍是承担着全部教育义务的地方政府最愿意选择的低成本路径。城市化政策的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刻不容缓，孩子们的上学梦等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