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上，我给我的裁缝们打了电话，订制了一套快艇服和一顶白色的帽子，裁缝们保证说会及时赶制出来。然后我回到家，把事情全告诉给艾赛博尔特。她欣喜无比，唯有一个担忧——裁缝来得及赶制她的裙装吗？多女人式的担忧啊。
不久之前，我们的蜜月因为一些事缩短了时间，所以这次我们决定谁也不邀请，就我俩上快艇。而我也很感谢上苍我们做的是明智的决定。周一的时候，我们穿上我们的服装，开始了蜜月。我记不清艾赛博尔特那天穿的是什么了，但那衣服挺迷人的。我自己穿的是深蓝色带小白穗带的衣服，自己觉得相当帅气。
高尔先生与我们在甲板上见了面，他告诉我们，午餐已经准备好了。我得承认，高尔先生找来的厨师真心不错。而其他船员的能力，我还没来得及见识到。但是单从他们休息的场景来看，可以说他们是一群欢乐的家伙。
我的想法是，等船员们一吃完晚饭，我们就起锚，而我会抽一支雪茄，艾赛博尔特在我身边，我们靠在船边，看祖国的白崖慢慢沉入地平线。艾赛博尔特和我实施了我们的计划，等待着甲板上的人离去。
“他们似乎挺悠哉的，”艾赛博尔特说。
“如果他们想在十四天的时间里，”我说，“吃完这艘快艇上一半的食物，那么他们每一顿饭真的得吃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最好不要催促他们，否则他们连四分之一都吃不完。”
“他们一定是睡着了，”后来艾赛博尔特说。“都快到茶点时间了。”
他们真的很安静。我去看了看，并在梯子下面叫船长。我叫了他三次；然后他慢慢地来了。他看起来比我上次见他时更老更胖。他的嘴里叼着一根没有点燃的雪茄。
“你们要是准备好了，高尔船长，”我说，“我们就起锚吧。”
高尔船长拿出嘴里的雪茄。
“今天不走，先生，”他回答说，“您之前同意了。”
“为什么不走呀，今天怎么了？”我说。我知道水手们很迷信；我想会不会是星期一不吉利。
“不是日期的问题，”高尔船长回答说，“是这风。风向似乎没怎么变化。”
“难道我们希望风向变化？”我问。“我觉得它挺正常的呀，就从我们身后吹来。”
“是的，是的，”高尔船长说，“您说的没错，这样的风向，如果我们出海，会死翘翘的。你瞧，先生，”他解释说，回应我一脸的惊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陆风’，也就是说，直接从陆地吹来的风。”
于是我想了想，他说的是对的；风确实是从陆地吹来的。
“夜间风向可能会变化，”高尔船长说着，他似乎更希望是这样，“不管怎样，问题不大，船会很平稳的。”
高尔船长又把他的雪茄塞回嘴里，而我回到了船尾，和艾赛博尔特解释了延迟出海的原因。艾赛博尔特的兴致似乎不如刚登上快艇时的高了，而她想知道为什么风从陆地吹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航行。
“如果风不是从陆地吹来，”艾赛博尔特说，“那肯定是从海上吹来，可是从海上吹来的风不就又将我们吹回岸上了吗。我以为现在正是我们想要的风向呢。”
我说：“那是你不懂，亲爱的；乍看之下，好像我们要的就是那种风向，但其实不是的。现在是我们所说的陆风，而陆风是非常危险的。”
艾赛博尔特想知道为什么陆风非常危险。
也不知是为什么，她的不依不饶让我恼火起来；也许是我感觉到了些许的不快；停泊着的小游艇单调乏味地颠簸着，把最初那份热忱都消磨掉了。
“我不能给你解释，”我诚实地回答道，“但是只有傻子才会在这样的风向启航，我太在乎你了，亲爱的，我不能让你去冒不必要的风险。”
我本想这样一来，话题就可以结束了，但艾赛博尔特只是说了句，这样的话还不如星期二再上船，就下去了。
早晨的时候，风向已转向北；我早早就起来了，把风向告诉给高尔船长。
“是的，是的，先生，”他说；“真不走运，但真的没办法。”
“您认为我们今天有可能出发吗？”我试探性地问道。
他没有生我的气，他只是笑了笑。
“嗯，先生，”他说，“如果你想去伊普斯威奇，那我应该说，今天的风向再好不过了，但你也说了，我们的目的地是荷兰海岸——你怎么偏要去那儿呀！”
我把消息告诉了艾赛博尔特，我们商定再在岸边待一天。哈里奇可不是一座欢乐之城，傍晚时分可以说特没意思。我们在多佛考特喝了会儿茶，吃了点儿豆瓣菜，然后返回码头去找高尔船长和船。我们等了他一个小时。当他出现的时候，他比我们还快乐；要不是他告诉过我，他只有就寝前才喝上一杯热酒，我肯定会以为他喝醉了。
第二天早上，风向转向南，这让高尔船长很焦虑，似乎照这样的风向，我们的船启动也不安全，停着也不安全；我们只能祈求在灾难发生之前，风向会发生改变。就在这时，艾赛博尔特表现出了对快艇的反感；她说，她宁愿花一个星期在洗澡机里，因为洗澡机至少是平稳的。
我们又在哈里奇过了一天。那天晚上和接下来的晚上，风还是向南吹的，而我们睡在“国王之首”酒店。星期五的时候，风从正东吹来。我在码头遇到高尔上船长，并暗示他这种风向我们可能可以启航了。
他为我的坚持而恼怒。
“如果你更懂行一点儿，先生，”他说，“你自己就知道启航是完全不可能的。风是直接从海上吹来的。”
我说：“高尔船长，你告诉我雇的是什么？是一艘快艇，还是一只船屋？”
他听完我的问题，一副很惊讶的样子。
他说：“这是一艘快艇。”
“我的意思是，”我说，“它到底能动不能动？如果它只能一直停在这里，”我继续说，“你就坦率地告诉我，那么我们就买几箱常春藤，缠在舷窗上，再在甲板上固定些花，整一个遮阳篷，弄得漂漂亮亮的。但如果它是可移动的——”
“可移动的！”高尔船长打断我说。“得等风向对了，‘罗格’才能启航——”
我说：“什么才是对的方向？”
高尔船长迷惑不解。
“这一周里，”我继续说，“我们有北风、南风、东风、西风——所有的风吹了个遍。如果你还能从指南针上找出其他方向吹来的风，你告诉我，我会等着它吹。但如果你不能，要是锚没有扎进深海，那我们今天就把它拉上来，我倒要看看能怎么样。”
他意识到我心意已决。
“好的，先生，”他说，“你说了算，我听你的。我只有一个孩子，还指望着我呢，感谢上帝，而毫无疑问，要是你坚持出海，那你的遗嘱继承人一定要做好准备。”
他的一本正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高尔先生，”我说，“请你实话告诉我。不管天气如何，我们到底有没有希望离开这该死的港湾？”
高尔船长又恢复了他的慈祥和蔼。
“您看，先生，”他说，“这个海岸非常独特。我们一旦出去了，就没事了，但它是扇形的，说实话，先生，想出去可不太容易。”
高尔船长向我保证，他会像母亲照看熟睡的婴儿那样留意天气的动向；这是他自己打的比喻，令我颇为感动。于是我离开了。十二点的时候我又看见了他；他透过“链和锚”之窗观望着。
下午五点的时候，我在高街溜达，碰巧遇到了两位玩快艇的朋友，他们因为舵的原因不得不回港。我跟他们说了我的故事，而与其说惊讶，不如说他们被逗乐了。高尔船长和两个船员仍在观望天气。我跑进“国王之首”，让艾赛博尔特做好准备。我们四个蹑手蹑脚地走到码头，在那里我们发现了我们的船。只有小伙计在船上；于是我的两个朋友接手了快艇，六点的时候，我们沿着海岸飞快地上行。
那一夜，我们在奥尔德伯勒停靠，第二天，我们继续开到了雅茅斯，我的朋友不能再往前走了，于是我决定放弃快艇。一早，我们在雅茅斯金沙拍卖了剩下的东西。我亏了钱，但还是很满意，因为没让高尔船长得逞。我把“罗格”号交给了当地的水手，给了他们2镑金币，让他们把船弄回哈里奇；然后我们乘坐火车回了伦敦。快艇可能不都是“罗格”号那样的，船长可能也不都是高尔先生那样的，但这次经历使我对快艇和船长都有了偏见。
乔治也认为，如果弄一艘快艇，就要担负不小的责任，所以我们否决了这个提议。
“那河呢？”哈里斯建议。
“在河上，我们留下过一些美好的回忆。”
乔治沉默地抽着他的雪茄，而我又敲碎了一个坚果。
“可是那河已经不同往昔了，”我说；“我说不好，但不知道是河的湿气还是什么，总是让我觉得腰痛。”
“我也一样，”乔治说。“不知道是怎么了，反正现在我在河边就是睡不着。春天的时候，我在乔那儿待了一个星期，我每天晚上七点就醒了，之后再无一点儿睡意。”
“我只是建议，”哈里斯说。“我个人也不想去；它会让我痛风发作。”
“最适合我的，”我说，“是山上的空气。你们说去苏格兰徒步旅行怎么样？”
“苏格兰总是很潮湿，”乔治说。“前年我在苏格兰待了三个星期，就没有一分钟是干爽宜人的。”
“那去瑞士好了，”哈里斯说。
“他们不可能让我们独自去瑞士的，”我反对说。“你还记得上次的事吧。这次去的地方，可不能有娇生惯养的女人，连孩子也活不下去；这次去的国家，得有糟糕的酒店，提供不舒服的旅行；我们得经历艰难困苦，得努力干活，也许还会挨饿——”
“打住！”，乔治打断说，“快打住！别忘了，我们可是跟你一起去的。”
“我有主意了！”哈里斯说道；“骑行！”
乔治表情狐疑。
“骑行要爬很多坡，”他说，“还要逆着风。”
“而且还有下坡，和顺风，”哈里斯说。
“我怎么从没有想到，”乔治说。
“没有比骑行更棒的了，”哈里斯坚持道。
我也同意他的说法。
“我还想到了合适的地点，”他继续说；“黑森林。”
“为什么是那儿呀，全是上坡，”乔治说。
“不全是，”哈里斯说；“三分之二上上坡。还有一件事你忘了。”
他谨慎地环顾四周，并降低了他的音量。
“那儿的小山很少通铁路，小齿轮的东西——”
这时门开了，哈里斯太太出现了。她说，艾赛博尔特正在戴帽子，而穆里尔等不及了，就没管我们表演了“疯帽子茶会”。
“明天四点俱乐部见，”哈里斯起身时悄声对我说，而一起上楼的时候，我把话又传给了乔治。
注释
[1]一种英国小馅饼，以杏仁、凝乳起司及柠檬为内馅。传说是由一位名叫AnneBoleyn的宫女发明的，那时亨利八世对她着迷，因此将这种蛋糕命名为maidofhonour。（译注）
[2]指与艾赛博尔特结婚。（译注）
[3]1畿尼=1.05英镑=21先令。（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