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的眼里，狂者是志极高远而行不掩言、富于进取、率性而动的人，这些志意高远者的胸怀即是狂者胸次，是儒家传统的现实人格理想。推崇儒学的王阳明更是以狂者为自己现实的人格理想，因而才无惧世人对他的毁誉，坦然面对政治生涯中的跌宕起伏，笑对生活的贫贱富贵，从而活出了难能可贵的狂者胸次。
狂者气象：引向山林的洒脱
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
尚谦出曰：“信得此过，方是圣人的真血脉。”
王阳明曾经对弟子袒露心声说：“我在来南京以前，尚有一些当老好人的想法。但是现在，我确切地明白了良知的是非，只管行动，再不用有什么隐藏。现在我才真正有了敢作敢为的胸襟。即便天下人都说我言行不符，那也毫无关系了。”
弟子薛尚谦不由赞叹道：“先生有这样的信念，才是圣人真正的血脉！”
无所畏惧，敢作敢为，获得轻松洒脱，这正是王阳明所推崇的狂者胸次。王阳明的狂者胸次不仅体现在“以成圣为第一等事”的远大抱负上，也体现在他在政治上对权贵的蔑视，他在学术上对权威（正统理学）的挑战。圣狂交融，使之有别于正统理学所津津乐道的所谓醇儒。圣人之境内含着庙堂的取向，而狂者气象则可以引向山林中的洒脱。在王阳明思想的深层，确乎交织着庙堂与山林二重情结，他有很强的入世意识，其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经世实践中度过的；但同时又一再流露出对青山幽林的眷恋，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亦爱山仍恋官，同是乾坤避人者。”也正是因为这份轻松洒脱的狂者胸次，才使得王阳明的心不为自己起伏的政治生涯所扰，专心修养自己的心性，全心全意致良知，故而才能既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保护人民生活安宁；又成为心学的开山祖师，帮助人们获得心灵的安宁、喜悦。
王阳明之所以能够活得轻松自在、超越、洒脱，是因为他心里不树立任何概念，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事论事，不带有自己的思想观点，不赋予这件事他个人的特性和思想色彩。事情来了就安住在事情上，和事情融为一体，去面对它，处理它；处理完了，就安住在空明的觉知上，最终超越它。也就是所谓的“有事就借事练心，无事就借境练心”，这个“境”指的是内在心灵的境界，比如境界来了自己是否有所动？比如恐惧、欢喜，等等，看自己的念头是如何起，从哪里起，如何动，又到哪里去。凡夫是“除境不修心”，圣人是“修心不除境”。
从细微处来说，要想获得轻松洒脱，最好的办法就是不问琐事，不为琐事所扰。
牛弘，隋朝大臣，字里仁。他不但学术精湛，位高权重，而且性格温和，宽厚恭俭。牛弘有个弟弟牛弼，他就没有哥哥那么谨言慎行了。一次牛弼喝醉了酒，竟把牛弘驾车的一头牛用箭射死了。牛弘回家时，其妻就迎上去给他说：“小叔子把牛射死了！”牛弘听了，不以为意，轻描淡写地说：“那就制成牛肉干好了。”待牛弘坐定后，其妻又提此事说：“小叔子把牛射死了！”显得非常着急，认为是件大事，不料牛弘随口又说：“已经知道了。”他若无其事，继续读自己的书，其妻只好不再说什么。
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评点此事说：“冷然一句话扫却了妇道人家将来多少唇舌。”想要摆脱琐事带来的烦恼，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宽心胸，如牛弘一样，不问“闺”中琐碎之事。
人生的烦恼多半是自己寻来的，而且大多数人习惯把琐碎的小事放大。其实，“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自然的威力，人生的得失，都没有必要太过计较，太较真了就容易受其影响。因此人们才说魔鬼不在心外，魔鬼就在自己的心中。就像王阳明说的：“擒山中之贼易，捉心中之贼难。”这样看来，敌人就在自己心里，自己的烦恼痛苦也就是自己心里的心魔，能将其降伏者，也只有我们自己。你如果能降伏心中的魔鬼，自然能像王阳明那样活出轻松洒脱的“狂者胸次”。
做到中正平和，关键在于慎独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
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弟子陆澄曾向王阳明请教关于陆九渊在人情事变上下工夫的学说。
王阳明回答说：“除了人情事变，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事了。喜、怒、哀、乐难道不是人情吗？从看、听、说、做，再到富贵、贫贱、患难、死生，都是‘事变’。而事变都只在人情里体现，它的关键是要做到‘中正平和’，而‘中正平和’的关键就在于‘慎独’。”
所谓“慎独”，是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自古以来，慎独都被视为人们进行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也是评定一个人道德水准的关键性环节。
对于慎独，《大学》将其与“诚”结合起来：“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意是说，君子应内外一致，不自欺欺人。对于坏的东西要像厌恶腐臭那样，将其除掉，对待好的事物要像喜欢美丽的颜色那样，力求得到。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君子也要做到不自欺。而小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什么坏事都敢干。一旦见到有道德的君子在旁边，马上遮掩，伪装良善。这样表里不一，毫无益处。要知道，一个人内心的诚意有多少，很容易从他的外表体现出来。因此，人们务必在任何时候都谨慎地严格地要求自己，形成自觉的高尚的品质。
元代大学者许衡有一天外出办事，走到半途，因为天气炎热，口渴难耐，正好路边有一棵梨树。行人们纷纷去摘梨解渴，只有许衡一个人不为所动。
这时，有人问他：“这么热的天，你一点也不口渴吗？”
许衡说：“我其实很渴。”
那人又问：“既然口渴，那你为什么不去摘梨吃呢？”
许衡回答说：“那不是我的梨树，我怎么可以随便乱摘梨吃呢？”
那人笑他迂腐：“现在世道这么乱，管它是谁的梨呢。”
许衡笑道：“梨虽无主，我心有主。”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那些摘梨的行人就像《大学》中所说的“小人”一样，在无人监督的时候，什么坏事都敢做，并不以为然。而许衡却能秉持“慎独”的精神，不去做那些违背内心良知的事情，因此他担得起“君子”这个称号。
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些人在众人面前讲究卫生，独自一人时却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一些人在有警察执勤的时候就遵守交通规则，一旦路口无人值守就乱闯红灯……这些现象都表明：一个人在没有外在监督而独处的情况下，严于律己，遵道守德，恪守“慎独”是十分必要的。
《中庸》上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君子戒慎恐惧自己有什么状况没有看见与听见，内在的盲点常会在阴暗处更鲜活，细微处更显著，因此君子更要慎重承担自己具有独立性的生命，不要怀着任何不良心态而自毁自弃。只有修养“慎独”的功夫，才能避免心灵陷入悔恨和痛苦之中，保持内心的中正平和，这也是王阳明倡导“慎独”的根本原因。
无论他人誉与谤，只管去说去做
问：“叔孙武叔毁仲尼，大圣人如何犹不免于毁谤？”
先生曰：“毁谤自外来的，虽圣人如同免得？人只贵于自修，若自己实实落落是个圣贤，纵然人都毁他，也说他不着，却若浮云掩日，如何损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个象恭色庄、不坚不介的，纵然没一个人说他，他的恶慝终须一日发露。所以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毁誉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尔。”
有人问王阳明：“《论语》中记载叔孙武叔诽谤孔子，为什么圣人孔子也避免不了被人诽谤呢？”
王阳明说：“诽谤是从外面来的东西，虽然是圣人也不能够避免。人贵在自我修养，假若自己确确实实是个圣贤之人，纵然别人都来诽谤他，也不会对他有任何损害，就好像浮云遮蔽太阳，浮云怎么可能对太阳的光明有所损害呢？假如一个人只是一个表面端庄，而内心丑恶的人，即使没有一个人说他，他的丑恶，总有一天也会暴露出来的。所以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诽谤、赞誉是外来的，怎么能避免？只要有自我修养，外来的毁誉就算不了什么。”
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之后，天下诽谤和议论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原因，有人认为王阳明的功绩越来越大，权势也越来越大，天下嫉妒之人就越来越多；也有人认为王阳明的学说越来越普及，所以为宋朝的学者争辩的人越来越多，等等。但王阳明对诽谤和议论并不在意，只是一心一意地修养自己的心性，尽心尽力地传承“致良知”的思想。他深知“浊者自浊、清者自清”的道理，即当谣言、诽谤来临的时候，不需要汲汲务求去澄清，只需要自己心境坦荡，谣言、毁谤自然不攻自破。
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写道：“所谓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意思是说，至高无上的真理是不必称扬的，最了不起的辩说是不必言说的，最具仁爱的人是不必向人表示仁爱的，最廉洁方正的人是不必表示谦让的，最勇敢的人是从不伤害他人的。总之，真理完全表露于外那就不算是真理，逞言肆辩总有表达不到的地方，仁爱之心经常流露反而成就不了仁爱，廉洁到清白的极点反而不太真实，勇敢到随处伤人也就不能成为真正勇敢的人。能具备这五个方面的人可谓是悟到了做人之道。
真理不必称扬，会做人不必标榜。真正有修养的人，即使在面对诽谤时也是极其具有君子风度的，以坦然心境面对诽谤。
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一年后，皇帝为了试探他，特意派一个太监装成犯人入狱和苏轼在同一个监牢。
白天吃饭时，小太监用言语挑逗他，苏轼牢饭吃得津津有味，答说：“任凭天公雷闪，我心岿然不动！”夜里，他准备睡觉，小太监又撩拨道：“苏学士睡这等床，岂不可叹？！”苏轼不理不会，倒头就睡，而且鼾声大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