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使用金钱的过程中，有些人挥霍浪费、穷奢极侈，也有一些人惜财如命，甚至要钱不要命。奢靡消费，主要是指那些大量地、无节制地并且是没有必要地消耗物质财富，以满足自身需求和欲望的一种消费方式。在中国消费思想史上，最早主张侈糜消费的是战国初期的杨朱。其后金钱、金钱观及其伦理审视的管子也持此主张：“兴时化，若何日，莫善于奢侈”。他甚至还提出这样的建议：“雕卵然后瀹之，雕檫然后爨之。 奢侈甚极矣！陆辑是中国消费思想史上主张侈糜消费最有名的代表人物。他说：“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如果说这些观点还有一定的社会积极意义可言的话，那么另一些具体的奢靡行为就惊心骇目了。《晋书·何曾传》曾记有富人“日食万钱，犹日无下箸处”。“有个王涯丞相，官居一品，权压百僚，僮仆千数，食日万钱。”。晋武帝时期，在京都洛阳，有三个出名的大富豪：掌管禁卫军的中护军羊绣，晋武帝的舅父、后将军王恺，还有散骑常侍石崇。“三人皆富于财，竟以奢侈相高。恺以饴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碎之。恺怒，以为疾已之宝。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树，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恺比者甚众；恺倪然自失。”这里讲到王恺、石崇斗富的具体环节，其中甚至有皇帝的支持。由此可见统治阶级生活的奢靡。在国外，主张奢侈消费最具影响力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失业严重，危机重重，陷于困境。他认为是由于消费和投资不足所致。基于此种认识，他主张侈糜消费。二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派和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遂使侈糜消费观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奢侈消费方式大行其道。这种消费观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广泛的推行，而且也向发展中国家不断传播和扩散，成为影响这些国家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我国主要体现为目前颇受争议的“消费主义”。惜财如命是与奢侈浪费相对立的一种消费观念。节俭消费观就是主张人们在消费时应最大限度地节约物质财富，减少甚至杜绝浪费的一种消费观。这是人类历史上形成最早、影响最深、历时最长的一种消费观，也是我们提倡的一种消费观念，但是有些人却是在节俭方面“过犹不及”，对待财富已经不是节俭而是吝啬了。《周易》中对“俭”这样分析：“俭，亨，苫节，不可贞。”意思是说，节俭而又适度，“刚柔两分而刚的其中”，则万事通达；过分节制（苫节）则不得其中。吝啬不是节俭，节俭是俭而有度，吝啬却是超过了这个度，所谓“过犹不及”。明代冯梦龙的杂记中载有一个“一钱莫救”的笑话：说是有个人性极吝啬，有一次在路途中遇到河水新涨，虽可坐船渡河，但由于怕出船钱，他便拼命涉水过河，刚走到河当中，便被水冲倒漂流了半里多。这人的儿子在岸上要找船救他，船家开了船价，说给一钱才能前去，儿子讲价说只给五分，这样讨价还价拖延了很久也没定下来。不过父亲在垂死之际还回过头来向他儿子大声呼喊：“我儿我儿，五分便救，一钱莫救！”叫笑话虽然是野史流言，但艺术源于生活。“一钱莫救”中的父亲入骨三分地展现了一部分人的消费心理。这种节俭乃至吝啬的观念以前是被大众奉行的准则，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在已不再适宜，其不科学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现在的一部分人尤其是长辈，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尤其是有他们曾经的生活经验做论证，极力奉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生活原则，吃东西只要肚子不饿就行了，主张节俭，从不去考虑食物是否已经过期或者营养是否充足，结果是身体得不到保障。黑格尔曾说过：人不只具有一个神来形成他的情致：人的心胸是广大的，一个真正的人就同时具有许多神，许多神各代表一种力量，而人却把这些力量全包罗在他的心里，全体俄林波斯都聚积在他的胸中。如果人的某一种性格特征无限制地向前发展，成为这一人物身上君临一切、决定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唯一的性格枢纽，并且远远的超出人们的理性理解时，他就自然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巴尔扎克塑造的葛朗台和吴敬梓塑造的严监生这两个人物就是因为吝啬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葛朗台和严监生身上，吝啬、嗜财如命的性格特征凌驾于其他性格之上，成为二人性格的主导，支配着他们的一言一行。虽然葛朗台已经拥有千万家产，他却老是同样的装束，四季都穿着一双袜子，从来不买肉，不买面包，“喝的老是坏酒，吃的老是烂果子”。严监生比起葛朗台来也毫不逊色，“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甚至到了自己心口疼痛，饮食不进、骨瘦如柴的地步，也不舍得买人参补。葛朗台吝啬的性格特征还体现在对待妻子、女儿、侄子、女仆等人的态度上，葛朗台只准妻子吃定量的面包，而且只有到十一月初一，才允许妻子房间生火。即使在妻子病危的情况下，也不舍得花钱给妻子治病，害怕医生一天会来五六次。侄子查理来了，葛朗台不舍得点白烛，待侄子走后，便欢呼：“再好没有，他用不到白烛了。”严监生吝啬的本性在临终前达到了顶峰：“……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出两个指头”。不为别的，仅仅是因为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恐费了油。赵氏挑掉一茎后，严监生“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没了气”。临终之际还锱铢必较，吝惜之情压倒一切，可见其吝啬程度。我们看完这两部小说，都会不由无奈地笑：是啊，节俭是应该的，但是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个度，过犹不及啊！站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立场上来讲，节俭意识我们是要具备的，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我们要对“节俭”作一个适应时代的重新界定，以解除一部分人对我们社会所倡导的道德原则的误解直至抵触，我们所谓的节俭是适度节俭，是一种既不主张对物质财富一味节约吝惜、又不赞成对物质财富毫无节制的消耗滥用的消费观；是一种使消费者既不为清贫所迫、又不为物质所累的消费观。这种消费观认为，消费者在消费时不仅要考虑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且要考虑他人利益乃至社会的利益；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要体现人类的理性精神和道德自律，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不正确金钱观出现的原因
万事皆有因，那么中外古今出现的这些不合理的有关金钱的意识和行为自然也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要克服这些不科学的金钱观，并引导它们良性发展，就必须要找到事情的原委。
第一、受社会发展影响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上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各国历史是千差万别的，这是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使然。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其统一性，即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是一个由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应运而生。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其权利对于国民而言是无限的。而国家的这种权利，主要通过它的有形执行者表现出来，这就是官员。中国自古以来是官本位的，俗语“学而优则仕”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社会现象。因为读书人一向是清高、不甘落俗、耻于言利的代表，连他们也追求“仕”的归宿，可见做官真的对人很有诱惑力。为什么要做官呢？就是因为做官有很多特权，不仅有俸禄可以养家糊口，还可以光宗耀祖。除了“朝里有人好做官，家里有官好做事”以外，官员还有很多的政治特权，甚至可以逃避刑事责任，“刑不上大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政治实际上影响着人们在社会上的一言一行，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社会的人必定是政治的人，回避政治是不切合实际的。企图脱离政治的人，面对特权和欺骗，只能把自己的权力拱手相让，以此换取对特权的依附，求得一夕之安，日复一日，成为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典型的权利主导型社会，在那样的社会中，只有做官才是实现自己抱负、理想的唯一途径。就是想发财致富，也只有在官的护卫下才有可能，如果没有做官而致富，社会就会鄙视你，认为你是投机钻营，国家还以公文的形式界定：经商者不能穿绸缎衣服，甚至有些地方要经商者穿特定的服饰。国家曾经就是这样来保证官员的社会上流地位的。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日趋出现了为商者越来越富有，富可敌国，甚至国家有难还要向他们借贷的现象。逐渐地，社会进入了承认商人的阶段。其实承认商人只是现象，准确地来讲大家所承认的是商人的钱。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历史上货币的产生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权威结构，它与来自“天意”和、“神授”的权威相冲突，随着货币经济关系的扩展，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性不可避免地渗入了政权关系之中，由此引起了国家权力性质的变化。因为，在货币与国家权力的交换过程中，钱和权是同样的等价交换物，钱和权的持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交换活动形成双向的平等交换关系而不是单向的权威一一服从关系。林德布洛姆认为，在争夺权威的斗争中，金钱比之于暴力更为重要，因为金钱是一个更间接的影响控制的手段，它能雇用支持者，是利益集团等权威的后援组织的支柱，权威的竞争对手有时甚至还能直接买通对手。尤其随着世界各个国家逐渐走向民主，特权阶层逐渐在消失，此时可以享受各种待遇的方式只有通过交换，那就一定要用到钱这个亘古不变的中介，这样“钱”的地位就日趋凸显了出来。
当前国内功利主义出现的深层次根源还在于主体人物质性需要的完全被解放。实践主体的物质性需要曾经一度被极“左”观念否定、批判和抹杀，但改革开放以后其得到了重新肯定，并从正面被赋予政治和道德的意义。这样，社会生活的“政治”中心被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代，实践主体的物质性需要成为意识形态关注的焦点。在价值层面上，否定了“十年动乱”中推行的只强调人的精神需要而否定人的物质需要的极“左”政治观念之后，以往极“左”观念长期抑制了的人的活动的功利动机的能量被释放出来，这种情况下，现实的功利关系就在实际利益原则的作用下，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价值关系，功利性价值观成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价值观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生活中金钱与权力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实质性演变，金钱势力已在现实中广泛存在的权钱交换关系里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特殊的“金钱主导型”社会中，金钱势力既有充足的资源以腐蚀、收买国家权力的代理人，又有着购买政治影响力的强烈动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钱交换全都在完全不透明的“政治黑市”上无序地进行，完全不受社会的监督，这是中国现阶段腐败程度日益加深的特殊制度原因。腐败对政治的影响还表现为，随着私人资本的膨胀，一些私营业主产生了购买公共政治权力的欲望。这种欲望近年来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合法化实现，不少私营业主获得了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农村也出现了“富而为官”的现象。这样，原来的官本位转化为现在的钱本位。这种现象不是某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体制下的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我国，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这样说并不是说这种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无法消灭，其实之所以出现金钱对社会的主导，主要是因为社会发展了，但是决策层却没有制定相应的制度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是社会对道德精神的需求与社会道德建设的严重欠缺之间的矛盾才导致了这种奇怪的“正常现象”。当前，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提出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而不仅仅是经济的改革，还要有政治体制、文化的改革；发展也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在发展中国的过程中一定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它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里的“先进文化”就包括对金钱和道德关系的科学认识。还有一点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即金钱的极大流通具有利于社会民主、平等观念的发展等诸多意义，但是金钱的“万能”必须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