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利用现在非常好的时机，把工作重心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上。这是好事，过去想做的很多事情现在看起来机会都来了。一个是调结构压缩过剩产能，金融危机来的时候谁也不敢压缩产能，大家先要过日子、保稳定，现在有机会了。再一个就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给自主创新更大的支持。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里面都有对策，这方面怎么样推进，有很多文章可做。
前一段时间在商务部座谈过一次，自己也说了一点研究者的体会。中国人现在讲世界制造工厂，但是自己没有几个像样的品牌。玩具市场，我们制造业提供的产品是世界份额的75%以上。但是真正有高附加值的品牌，像芭比娃娃这些东西，高科技的都在别人手里。中国人加工完了产品出去卖了高价钱，但绝大部分利润都是外国人拿走了。有没有可能政府搞点基金在这方面加强引导，促使这些制造业，这些微观主体更积极的试，出一些类似品牌效应的东西。中国早晚得走这天。还有在妇女用品市场上，中国制造了这么多的服装和化妆品，就是打不出自己的品牌。现在国际上出现金融危机，中国国际地位不断的提升，给中国人更多的信心，政府在这方面做的事情可以有很多。商务部的同志说，过去多少年中国的棉纺和丝绸的工艺完全过关了，在技术方面不比别人差，要赶快抓住品牌。只要在品牌方面有突破，不相信中国人冲不出来。政府应如何转变发展方式、提高附加值，吴敬琏老师提了很多建议。“微笑曲线”的两端，一端是研发和设计，另外一端是品牌营销。并不是每一个占领两端的产品一定要有别人的高科技，其实很多不是，就是很多综合因素结合在一起，对小孩的，对父母的，还有对老人的。中国扩大内需就需要很多家政护理人员，需要养老院，这些东西只要政府给一定的政策引导和扶持，民间会把这些事情做起来的，很多内需就打开了。中国现在一方面城镇人口都需要有家庭护理，另外一方面找不到人。还有对中国男人用品的市场也要关注。男人并不光是喝酒抽烟，除了现在有些人开始注意服装之外，那些强身健体的中草药等东西，也是有市场潜力的，就是没有品牌。让市场给予管理部门更多的的推动力。我觉得现在没有通缩压力，也没有通胀压力，可以相对从容一点，各个部门都做好产业规划，种种政策手段支持，让政府部门把更多地把事情做起来。
还有一个是深化改革，这方面的文章非常多，发改委的同志是既管发展又管改革。我觉得反垄断的事情应该趁这个机会做，怎么样剔除国有企业靠国家特许垄断拿到的、超高的收入？既然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也有5%、10%上交资产收益的制度，怎么进一步合理化？很多媒体上都在炒“抄表工10万块钱”的问题，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不是抄表工的问题，而是他那个行业里的任一个正式职工，看门的也好，是在家养病的也好，一个月就一万块钱，一点不新鲜。收入分配这关先要过反垄断的关。进一步深化改革，大家的共识在提升。比如说电力行业的厂网分开，铁路方面的国际经验有没有可能逐步引进来。这边跟着的就是价格机制，煤价都放开了，死按住电价能好得了吗？各种各样的矛盾防不胜防，应该在这方面下决心，把改革规划好。我觉得资源税应该积极考虑了，前几年是物价持续上升不敢推，然后经济急跌了以后，当时稳定压力太大，也不敢推。现在还不推，等什么？等下一轮物价走高的时候又推不了了。现在绝对是一个最有利的时机。要尽快研究开征并付诸实践，要把研究的结果放到具体的操作方案上。
进一步讲，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趁这个机会进一步推进配套改革。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了。我们要在做好自己的事情方面有一些战略性的考虑。比如说配套改革方面，现在可以考虑行政方面可以做什么事了。中央文件已经两次专门说到减少行政层级，而且在去年的文件里面，说了财政的省直管体制，说明了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建立省财政直管体制，实际上就是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在这方面实际性的推下去，必然牵扯到政治体制。政府职能和行政相关的，这些事情如果处理好，可以打开中国渐进改革空间。昨天晚上看了一下《中国大趋势》，作者认同中国独特的道路可以完全不同于西方已有的模式，他指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互动和平衡。美国的进步时代也是在不声不响的，在改良的情况下解决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能够在环境比较相对宽松，大家都没有恐慌心理的时候，引入一些中长期的改革，像发改委这样站在全局高度，有效的把短期的事情和化解中长期矛盾的事情结合在一起推进，就很必要了。谈这些想法，请各位批评指正。
曹文炼：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我是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这么多年在政府部门工作，理论方面需要补课了，所以也很愿意参加这个政府与学界交流研讨会。
最近发改委启动了“十二五”规划的研究，另外也启动了明年的一些宏观政策研究。对企稳向好这个问题，也都有共识，我就不多说了。我想结合“十二五”的研究，讲几个正在考虑的问题。
第一，“八五”规划时就提出来转变增长方式，加强结构调整，为什么转变不过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前不久复旦大学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教授，给我寄了一篇文章，我看了以后很受启发。以前我们在大学里学政治经济学也好，西方经济学也好，教的都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企业，我们分析各种模式都是政府与企业怎么样，我们分析经济周期也是分析市场规律、消费与投资的关系，若不平衡，政府应该干预。我跟外国一些经济学家讨论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看政府怎么样，企业怎么样，还得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我感觉中国还没有走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博弈的关系，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有所弱化，但实际上经济每次波动还是在管放之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地方的首长，就像一个大企业的CEO，当然这也有其优点。比如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咱们从多方面分析，动力有很多，城镇化、市场化、劳动力转移等，但是理论研究方面往往忽视了地方政府的特殊地位。我记得1993年一次讨论会上，就有人提出要研究终端经济的问题，即地方政府问题。实际上，中国到现在也仍然存在这个问题，地方政府的角色明显增强，地方发言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地方行政力量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也是造成很多问题的根源。经济的周期波动本质上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晓西教授一直在研究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有没有发现什么时候中国走出这个周期了。到那时，中国才能是真正的市场化国家。比如说银行信贷为什么大投放？我上半年也调研了一下。前些年，信贷权收到总行这一级，不让地方分行有权。随着大银行这几年的电子化，建成一套总行内自上而下的监督管理体系，500万以上的项目都要在总行审，地方金融影响弱化了。现在反过来了，地方追着要贷款。7月份我在财经论坛上讲，7.37万亿并不可怕，有合理的因素，去年外汇占款同比增长了两三万亿，还有票据融资终端的部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是适度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一些问题，贷款放在债上又放不出去，又变成银行的再生存款，又刺激了银行进一步扩大贷款。某个直辖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的董事长说，银行非得追着我贷款，一下子要给我100亿贷款，结果我不要，他还找了主管金融的市长，市长做了工作以后他要了40亿，另外60亿又分给几个投资公司。信贷部门都投向地方投融资平台，全国3800多家，贷款增长得很快，地方政府在影响信贷资源的配置。这个问题得好好研究。
第二个问题，我在司里工作较多偏重研究财政问题，就谈谈财政问题。财政从1993年大改以后，经历多年，体制也没有再做大的深刻的变化。1993年8、9月份在北戴河制定的改革方案，当时我们跟着去了广东省，研究怎么从财税体制上弱化地方干预经济，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2004年中央工作会议就提出来物业税。各国通常都把物业税作为城市财政主要的税种。物业税完全可以把很多方案设计好了。有多年经验，有这么多专家，还有很多海归。咱们把它透明化了，这样也保护了很多干部，很多按容积率批的东西就会少，房地产领域的腐败问题就会得到遏制。物业税的改革，国税局在管，技术上没有问题，但可能使地方收入减少，地方政府不太积极。先试点的地方担心会吃亏，房地产商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物业税改革实际上是把现在房地产行业20多道各种税收统一成一个透明化的地方税，成名正言顺的主体税种，让它成为地方预算外主要收入和来源。物业税如果先从第二套房开始，可能阻力会小一点。为什么银行敢给地方的投资机构放贷款？主要是地方每年有土地收入。现在发明了一个政府用应收款，法律上没问题，投资时，政府以应付款作为质押，法律上不做担保，等于是未来的收益了，值得研究。
王宇：现在有一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各地地方政府都有一个融资平台，现在商业银行就认为最大的风险都在这个平台上。
曹文炼：平台本身没有风险，金融和财政得结合起来考虑。银行业看得很清楚，如果有风险就是财政拿不出钱来，财政断收了。现在我们的试点很多，有综合配套改革，每个地方似乎都有特色，但都存在圈土地、要政策的倾向，应深入研究政策的利弊，研究财政上如何创新，金融上如何创新上。还有一个是担保公司问题。现在各地搞的中小担保公司很多都是金融机构出来的人，本来金融机构完全可以进行分析，进行风险识别，而通过担保公司在中间加几个点，就可赚一笔钱。担保公司从财税里要了税收的补贴，又要了营业税的减免。这个问题很值得关注，我建议对一些小型和微型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豁免两三年的所得税，这没有多少，不到地税的5%，若再考虑征税成本很大就更应减免了。
贾康：一个小企业得到的好处就是几千块钱，它解决不了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问题，就是在边际上让它稍微宽松一点点。
曹文炼：最后一个问题，“十二五”规划把节能减排作为指令性指标，很好，有些人建议能不能再增加消费性指标，比如，解决收入分配不平均能不能列为一个指标，消费率能不能列出一个指标，消费率每年提高几个百分点之类的，请大家讨论。
李晓西：刚才曹司长已经讲到中小企业信贷了，下面请吴处讲讲。
吴义国：很高兴参加这样一个会。我对上面各位企稳向好的判断都赞同。
我今天主要讲讲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情况。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来看，趋势也是这样。应该说中小企业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反应是最快的。去年3月份，我们这个司从国家发改委整建制地划到工信部了。正是去年3月份，沿海地区出现了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倒闭的问题。现在看，企稳向好的时候又是民营企业走在前面。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指标看，国有企业的利润状况同民营企业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民营企业现在的利润状况都是走向正增长，达到五点几，而国有企业同比还在下降。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比较大，根据国际统计局的数据，工业规模以上产值占到了将近70%，税收也占53点几，它的发展趋势确实也从一定的层面上反映了整个经济的状况。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系列政策中，4万亿也好、信贷资金的流向也好，我们更应该关注它的结构问题。实际上，占经济总量这么大的中小企业，得到时的财政和信贷资源与它的贡献是非常不匹配的。银监会统计指标，是按照500万元以下的贷款，就视同拨到小企业贷款里，这有问题，因为宝钢这样的大企业也可能有500万元以下的贷款，而且也有重复贷款。我们老讲小企业贷款难，可能也有这个关系。当然这个数据也没有更确切的，但是确确实实流向中小企业的比例与其需求、作用相差很大。我建议下一次咱们再搞这个论坛，请一两家民营企业来参加，现身说法，实证研究一下。
在经济危机里，很早就谈结构调整，为什么看不到明显的成效？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大家都意识到产能过剩的问题、结构调整的问题。但是结构调整，从我个人的角度上看，比如说像钢铁，我们调整的方法是多少吨以下的项目不上，就是一种管制和许可的办法。唐山是钢铁比较集群的地方，真正拿到国家许可的就那几家，大量的企业没有拿到，当然它也照样在发展。原因很简单，有地方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有利益，如果说挣不到钱，那么多钱能往那里投吗？节前我去河南安阳钢铁厂，它后面有几个民营企业都在上项目，但是听它一说，它的投向基本上是和它原来的产品都有产业链价值的关系，因此它认为它投下去没有问题。这些民营企业更关注市场，关注它未来的发展，地方政府对它的影响力也是很有限的，因为它的钱是它自己的，地方政府的支持就是许可，允许你这么做。所以现在不光钢铁是个例子，水泥所有这些过剩的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