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保险性质以及市场失灵
郭晓航教授（1986）在国内首次提出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国家应该从政策性这一角度考虑给予农业保险适当的支持；李军（1996）从财政学角度分析了农业保险的性质，指出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明显的公益性，并从供给和需求的正外部性两方面阐述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郭鸿飞（1996）提出农业保险是具有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障两种性质的政策性保险；刘京生（2000）从商品性和非商品性角度讨论了农业保险的性质，指出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二重性；庹国柱、王国军（2002）、龙文军（2004）等主要从农业保险的外部性以及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角度，阐释农业保险政策性的观点。张跃华（2004，2007）则引入效用最大化假设，从农业保险的外部性的视角进一步完善庹国柱等学者提出的农业保险政策性的观点。朱淑芳（1988）、申曙光（1991）、刘京生（1996）等认为可以通过组织制度创新来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比如成立农业合作（互助）保险。
（三）农业保险的功能定位
关于农业保险的作用、功能的研究，庹国柱（1987）是较早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对农业保险的地位、作用、功能进行一定阐述。
目前对于农业保险的功能定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农业保险是国家进行农业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第二种观点认为农业保险是一种收入再分配方式；第三种观点认为农业保险是一种社会管理方式。
（四）农业保险的制约因素
这一问题一直贯穿于农业保险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王育宪（1990）、杨国亮（1994）、沈达尊（1994）、郭永利（1996）、李军（1996）、郭鸿飞（1997）、庹国柱（1997）、任巧巧（2002）、谢家智（2003）、王祺（2003）、桑海燕（2004）等大部分学者都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制度环境与法律环境的缺失、宏观政策不完善、农业产业化水平低、技术人员和管理经验的缺乏、农业保险的双重正外部性、赔付率过高、农户保险意识的缺乏等。
（五）农业保险的区域化问题
庹国柱，丁少群（1994）、刘长标（2002）对农作物保险的区划研究以及费率计算进行过较系统的研究，他们研究认为农业保险的费率厘定不同于一般的财产保险，农业保险费应运用指标图重叠法划分保险区域，结合正态函数对各保险区域的费率进行厘定，庹国柱、丁少群认为农业风险区划是农业保险成功运作的重要技术基础；邢鹂（2003）对我国区域农作物保险存在的主要问题、影响因素以及基于区域分化的政策农业保险的相关发展政策进行了研究；谢家智（2004）从我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化、灾害损失的区域化以及农业生产布局的区域化几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基于地区社会经济、灾害风险分布、自然资源的差异的农业保险区域化发展模式是农业保险的内在要求，是农业保险有效运作的重要基础。
（六）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角度的农业保险分析
冯文丽（2004）运用福利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剖析农业保险制度非均衡、制度变迁的条件、范围、主体、方式，并提出了我国农业保险的制度选择及其相应的机制设计；胡秋明（2004）从分析我国农业保险长期滞后的制度根源着手，指出农业保险的高关联性、农业保险中存在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农业保险运营的高成本是影响其向纵深发展的原因。龙文军（2002）中运用博弈理论对农业保险的相关利益主体（政府、保险公司、农户）间的行为利益关系进行了分析，强调主体间的互动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关键。
0.2.2国外研究现状
农业保险起源于欧洲，1791年德国就有商业保险公司承保雹灾等农业自然灾害风险，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美国一些私人商业保险公司也开办过农业保险业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这些农业保险的试验或实践都没有取得成功。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引发的“大萧条”导致“政府不作为”的自由竞争市场理念受到普遍质疑，使得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思想登上历史舞台。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的政府发展理念开始发生转变，政府干预主义受到了普遍欢迎，并逐步取代传统的自由竞争理念而占据主导地位。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推出了一系列刺激需求，减轻危机的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农业发展支持政策和新政农业计划，农业保险发展政策构成了“罗斯福新政”农业发展支持政策的重要一环，农业保险经营逐渐由商业化经营转变为政策性运作。在上个世纪50～70年代，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西班牙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进而推动了农业保险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各自具有特色的农业保险制度，泰国、印度、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和经济自立后，农业保险也获得长足发展，形成了发展中国家有代表性的农业保险制度。
农业保险实践的发展推动了农业保险相关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国外对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获得长足发展，许多学者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工具研究农业保险，国外对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从宏观层面而言主要集中于农业保险的性质及其补贴、农业保险的功能、地位和作用、政府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作用和定位、农业巨灾风险再保险机制及其创新等方面，从微观层面而言主要集中于农民的风险态度、认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与逆选择、农业风险与农民的农业保险投保决策、农业保险的供求及其市场机制失灵、农民行为对农业保险的影响、农业保险险种、费率厘定和保障水平等方面。
（一）农业保险微观层面的相关研究
（1）农业经营风险来源及其认知
农民对风险和风险管理的认知，对于了解农民的农业保险需求和投保行为决策非常重要。Hardaker（2004）对农民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为决策进行了一些规范分析。Ola Flaten等（2004）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后，认为农业风险来源及农民的风险认知与农业生产特征高度相关，不同的农业生产特征，例如土地规模、农业生产规模、农业生产结构（以种植业为主还是以养殖业为主）、农产品种类和品种等，导致农民所面临的农业风险及其风险认知存在差异。
Martin（1996）、Ola Flaten（2004）、Harwood and Meuwissen（2001）、Sonkkila（2002）等认为，自然资源、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政府政策等资源禀赋和制度文化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农民所面临的农业风险存在差异。Sonkkila认为保持农业政策的透明、稳定和可预见性对于降低农业风险，稳定农民的预期，激励农民的长期生产投入，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增加社会福利至关重要。
Patrick and Musser（1985，1997）研究后认为，农民对农业风险的认知及其风险偏好会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Boggess（1985）、Wilson（1993）、Patrick（1997）等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地理位置、文化、制度结构及其其他影响经营环境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农民对风险及其农业保险等农业风险管理手段的认知。
（2）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
Akerlof（1970）、Rothschild和Stiglitz（1976）在信息经济学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开创了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体系，他们先后对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保险市场失灵及其市场均衡的存在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创立了信息不对称所导致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一般分析框架。
Holmstrom（1979）等人认为，如果保险人无法控制被保险人的行为，购买保险将减少被保险人谨慎行事的动机，产生了“事前的道德风险”。Spence和Zeckhauser认为，由于无法观察到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保险人只能依赖于被保险人的告知或进行成本很高的调查，导致“事后道德风险”，“事后道德风险”产生了欺诈问题。因而Arnott和Stiglitz指出道德风险使有效的市场均衡无法达到，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保险保障也只能导致次优的市场均衡。
Reed（1986）、Yamauchi（1986）、Goodwin（1994）、Knight and Coble（1997）认为与其他险种相比，农业保险中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严重，而解决的办法包括精心制订费率、风险区划、强制性投保等。Glauber和Collins（2001）认为强制投保会造成生产者福利损失，从而在政治上不受欢迎。但Yamauchi（1986）认为在像日本这样农地经营规模很小的国家开展农作物保险计划，强制性是必要的。
Nelson和Loehman（1987，1992）从加强管理的角度解释了规避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方法。他们认为，理论上农业保险是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摊机制，然而实践中却成为一种将损失转嫁给政府或者其他保险机构的成本高昂的风险转移机制。在提高管理效率的情况下，逆选择并不会完全阻碍私营保险企业的经营，农业保险机构可以使用各个地区或者个人的收成记录以及相关的气候情况帮助区分不同的风险类别，从而做到依据具有不同风险状况的农民厘定不同的保险费率。一般来说，农业保险中对道德风险的控制手段主要是了解和掌握农民的投入情况（如耕作、灌溉、种植时间等），再就是改进保险合同的条款设计，如规定免赔额。
（3）农业保险经营中的信息不对称与政府角色定位
Ahsan、Ali and Kurian（1982）、Nelson and Loehman（1987）和Chambers（1989）的研究表明，由于信息不完全，市场在提供农业保险时容易出现失败。究其原因，保险人为了避免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行为，保险公司尽可能精确划分风险单位，进行费率分区，细分费率档次，大幅度增加了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为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行为，Ahsan、Ali and Kurian认为政府提供农业保险并予以补贴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Nelson和Loehman认为政府发挥信息收集和保险合约设计上的积极作用，比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更大。
（4）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
Markki和Somwaru（1991）对影响农场主参与农业保险决策及合约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农场主参与保险合约主要依赖于风险水平、保险费率、合约成本、政府补贴水平、期望赔偿支付、可供选择的保险项目的可获得性以及保险合约的性质与范围。Markki和Somwaru（1991）依据研究结论，对政府介入农业风险管理提出如下建议，即建立税收延迟储蓄帐户、改进风险评估和保险费率制定的方法，从而影响农民的投保决策，增加农民参与农业保险计划的水平。
Jeffery R.Williams、Gordon L.Carriker、Barnaby、Jayson K.Harper（1993）等通过对农场水平的纯收入曲线的随机动态分析，探讨了险种计划、补贴水平和风险态度对农户农业保险决策的影响，他们对个体保险、区域保险、灾害援助计划和政府农产品稳定计划等进行比较后，认为灾害援助计划是最优选择，个体保险优于区域保险。
Gardner and Kramer（1993）、Knight，Pope and Williams（1996）、Goodwin and Smith（2001）对美国部分州农作物保险进行研究后，认为农业保险由于价格高而期望收益不高导致农业保险的投保率并不高，农业保险缺乏有效需求。
Moschini and Hennessy（1999）、Lafrance，Shimshack and Wu（2000）、Sarris（2002）认为，农民的风险态度也是影响其购买农作物保险积极性的因素。诸多研究认为，大量农民是所谓的“风险爱好者”，愿意自己承担风险，而不是转移风险；对于一部分厌恶风险的农民来讲，即使有保费补贴，他们也不认为农业保险是最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或是认为该保险提供的保障水平太低；对于大量收入不依赖于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他们就更不愿意购买保险。
